中國要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一個亟需解決的問題在于縮小收入差距，避免經濟增長差距的繼續擴大化。在過去的改革開放30年里，隨著對外開放程度的擴大，總體的GDP增長率也一路走高。但是各個地區的差距也越加明顯。這引起了國內外學者的關注，紛紛從不同角度對貿易和經濟增長進行了研究。本文在吸收核借鑒前人成果的基礎上，將浙江省在對外貿易發展程度和經濟增長的關系對比分析。希望能給中國其他地區的分析提供借鑒。圍繞貿易和經濟增長關系問題展開，并把對外貿易分為進口和出口兩個方面，對浙江省的對外貿易的這兩個方面的各自特征和各自作用，都進行了對比研究，并且運用實證分析提供了證明關系的依據。

一、文獻綜述

對外貿易與經濟增長關系的研究，國外的研究相對國內而言較早也更為深入，形成了一定的理論體系。下面從理論和實證兩方面進行綜述。理論方面的研究早期由李嘉圖修正了斯密的理論缺陷，提出了勞動的相對優勢可以為兩國貿易帶來福利。20世紀50年代晚期和60年代的新經濟增長理論以Solow模型最為著名，它的模型建立在資本邊際產品遞減的基礎上，當人均投入資本和經濟產生的人均儲蓄相等時，經濟達到長期的穩態均衡的狀態。20世紀80年代后期Romer和Lucas為代表的內生經濟增長理論認為技術進步不是外生給定的，那么資本的邊際產品就不是遞減的，經濟是規模報酬遞增的。這個理論認為資本通過人力資本促進技術進步，而技術擴散效應成本非常低使得資本的呈現邊際產品遞增的現象。因此，人力資本的投資是理解長期增長的關鍵點。

Feder(1983)認為出口部門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主要因為出口部門代表了更先進的生產技術，這種技術溢出可以促進國內技術進步。同時他還證明了出口部門對非出口部門的技術進步的影響。另外，Mcnab和Moore(1998)也運用同樣的OLS方法分析了41個發展中國家的經濟數據,認為出口可以促進經濟增長。Coe和Helpman（1995）用實證方法衡量了進口商品的技術溢出作用，和技術進步對于推動經濟增長的作用，認為技術進步都有非常高的促進經濟增長的回報。國內學者結合中國國情對中國對外貿易和經濟增長進行了相應的研究，主要有：劉力（1997）分析了發展中的大國發展對外貿易會取得一系列的動態利益。首先，貿易促進產業優化發展；其次，貿易交流和通過技術外溢、競爭的方式刺激發展中國家的技術進步；最后，貿易伴隨而來的是制度創新。同時強調了進口相對于出口甚至更重要的作用。

沈坤榮，李劍（2003）檢驗了人均產出和人均資本，資本產出比、技術進步、制度受教育年限和隨機擾動項等變量的回歸關系，采用逐步回歸法再把這些自變量和貿易建立聯系進行解釋。發現中國可能處于不平衡的增長路徑上，對中國的人均產出有顯著貢獻的變量是人均資本、制度變化、技術和人力資本。對外貿易通過國內制度改革而影響到了產出，并且豐富了國內資本，但是較少的通過人力資本的累積影響經濟產出。

蘭宜生（2002）把中國分為東中西部分別進行的實證比較研究，對對外開放度指標進行了計算，并用于與GDP變量進行回歸分析，得出的結論是東部的對外開放度遠遠高于中西部，通過簡單的GDP與對外開放度的雙變量線性回歸估計并檢驗得出結論，中西部的對外開放度系數非常高，且為系數都為正數，因此擴大中西部的對外開放度可以得到較大的GDP增長效應。

綜上所述，進口貿易和出口貿易的作用機理和對經濟所起的作用是各有不同的，對外貿易起作用的機制大體包括微觀和宏觀兩方面，微觀方面對市場有效需求的刺激，宏觀方面有資本積累、制度進步和技術提高等效應。這為我們后來對兩省市的對比分析做了鋪墊。對各省域的對外貿易和經濟增長的研究較少，通過本文的分析能豐富這方面的研究。

二、浙江省現狀描述

1.經濟發展軌跡的描述

①GDP總量和人均GDP。數據選取從改革開放后1979～2010年的經濟總量的數據，分別從GDP總量和人均GDP比較的角度來分析。從90年代之后浙江省經濟開始騰飛，1990年浙江省GDP總量為904.69億元，到2000年浙江省為6141.03億元。2010年浙江省為27226.8億元，排名為全國第四。但是，在1998年時浙江省人均GDP為11394元。并且至此以后最新數據2010年浙江省人均GDP為51711元。浙江省的人均GDP目前已經超過了GDP總量上是全國第一的廣東省而名列全國前列。

②產業效應。制造業企業是容易發揮規模效益的企業，它的發展程度如何也體現了一個國家經濟的整體發展水平。所以對外貿易對浙江省規模經濟增長的影響如何也體現在浙江省的對外貿易對制造業發展方面的影響。衡量產業集聚的表現，本文采用制造業工業總產值占全省的GDP百分比來表示。浙江省從1999年前增長率在5個百分點左右，到2000年后增長速度加快，基本在10個和20個百分點的增長率左右。把浙江省的情況放在全國的大背景中來分析，1997～2010年，浙江省的制造業工業總產值與個地區的GDP比率都顯著高于全國范圍的這一比率，浙江省的比值高于全國的差距于2000年前在0.1～0.2左右浮動，2001年以后差距拉大到0.3以上，在2007年達到最大差距為0.45。

③制度的改善方面。林毅夫、潘士遠、劉明興（2006）在考察技術選擇、制度與經濟發展的關系中，提出如果國家違背要素稟賦條件，采取扭曲資源的形式實行的“三位一體”經濟體制，即扭曲的宏觀價格體系、資源計劃配置制度和沒有自主權的微觀經濟體制，通過他們在文章中分析的結論，這種體制使得經濟不能實現長期增長，無法向發達國家的增長水平收斂。“三位一體”經濟體制的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國有企業的存在。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非國有企業的數量代表了制度的改善。那么考察浙江省的經濟增長情況，可以從私營企業的數量初探它的制度改善的情況。從時間縱向來看下表中列出了1992～2010年浙江省及中國的私營企業戶數。可以看到在1992年后私營企業戶數都快速增長，1992年的數據為11500戶，浙江省的2010年私營企業戶數約為1992年的60倍，年均增長率為100%。說明市場制度改善一直在發揮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