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2007年的“次貸危機”到中國2011年以溫州為代表的民間信貸問題無不折射了監管在金融行業中的重要作用，我國要實行經濟結構調整，必借重于證券市場的融資功能為企業發展融資，而以創業板為首的高管瘋狂套現，以及信息披露不透明等證券市場的不規范現象，都對我國證券監管理論與監管政策的制度選擇提出了進一步完善的要求。

一監管的目的

證券市場是非常重要的資本市場，通過證券市場的融資功能和價格發現功能實現資源的合理配置。可在我國證券的發展歷史中，由于證券市場的不完善性，導致證券市場非正常波動經常發生。引入監管主動干預市場失靈，成為監管的重要目的，通過引入監管制度來調整證券市場各個主體之間的利益，可以實現證券市場正常有序發展，從而達到證券市場與實體經濟之間的良性互動，為投資者提供一個公平、公正、公開的競爭環境和安全、健康發展的證券市場。

二監管理論的歷史變遷

(一)20世紀30年代以前:古典經濟學思想影響下的早期有限監管亦即監管理論產生初期階段

此時期古典經濟學自由放任思想占據統治地位，認為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對市場資源的調節是最有效率的，此時基本沒有統一的專門監管機構，也沒有系統的監管理論。由于過度相信市場的力量，危機不斷交替發生，危機的頻率越來越高，規模越來越大，歷史上曾發生過幾次比較著名的危機，比如17世紀荷蘭的“郁金香泡沫”危機，英國的“南海泡沫”事件、18世紀初法國的“密西西比泡沫”事件等;在中國清朝末期也曾發生3次金融風潮:第一次是1883年上海金融風潮，第二次是1897年的貼票風潮，第三次是1910年的橡皮股票風潮［1］。為應對金融市場對經濟的沖擊，英國制定并于1720年6月20日生效的《泡沫法》，規定成立上市公司必須經過議會批準，這是歷史上第一部證券市場監管法案;法國成立了官方的證券交易所，對上市公司進行監管。美國堪薩斯州于1911年通過了《藍天法》(BlueSky-Law)，這是第一部規定強制性信息披露的州證券法，標志著美國州一級證券監管的正式開始。1920年，庇古在其發表的《福利經濟學》中，首次提出外部性理論，而外部性正是政府監管的重要理論基礎。洛桑學派代表人物帕累托的帕累托效率法則和帕累托最優理論，說明了社會資源的分配標準與改進方法，為政府的干預提供了理論基礎。總體上，此時期證券市場的發展是以行業自律為主，監管理論不是此時期的理論主流，政府的監管與干預有限，逃避監管相對容易［2］。

(二)20世紀30年代至70年代初:凱恩斯主義思想影響下的安全優先監管理論

自1929年開始的大蕭條以后，古典經濟學自由放任思想受到質疑，以凱恩斯為代表的主張干預的思想逐漸占據主導地位，安全優先成為這一時期證券監管的核心原則，各國逐漸建立了專門的證券監管機構，監管的制度與理論得到不斷發展。從放任發展到主動監管，具有代表性的轉折點事件是美國于1933年和1934年，分別制定的《證券法》與《證券交易法》兩部證券監管法律，美國1956年又制定了《統一證券法》。市場失靈理論(MarketFailureTheory)。此時，主流經濟學家以及政策制定者意識到市場的不完全性，市場存在的外部效應、公共產品、信息不對稱、自然壟斷，市場的無形之手難以實現資源的最優配置，導致市場失靈，正因為此，為政府的干預提供了理論基礎，政府利用法律、法規對證券市場進行直接或間接干預。公共利益理論(PublicInterestTheory)。此為政府干預的另一理論基礎，公共利益理論認為監管者是利他主義者，監管者的利益是獨立的，沒有本身的私利，作為全體市場參與者利益的代表，為調整市場存在的市場失靈現象，監管者可以以很低甚至無成本的監管手段對被監管者進行監管，維護證券市場的正常運行，促進資源優化配置，實現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其中，波斯納在1974年出版的《管制的公共利益理論》明確提出公共利益理論，并在其中指出政府可以利用經濟、行政、法律手段糾正市場失靈以提高社會福利［3］。

(三)20世紀7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以前:新自由主義經濟思想影響下的效率優先監管理論

進入20世紀70年代，發達國家出現了凱恩斯宏觀經濟學難以解釋的“滯脹”現象，以密爾頓•弗里德曼(MiltonFriedman)為代表的現代貨幣主義為起點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思想開始興起，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徹底解體進一步確立新自由化的思想基礎地位。在此思想影響下，金融自由化理論逐漸成形，該理論主張放松對金融機構的過度監管，此時期，效率優先原則成為監管的核心原則。金融自由化理論認為過度監管會犧牲金融市場的效率，甚至監管本身也會失靈。金融市場通過證券直接融資規模不斷擴大，銀行、保險、證券通過金融創新跨界經營越來越多，科技的發展進一步推動了證券業的國際化發展，嚴格監管受到市場的質疑。金融自由化理論。以MackinnonandShaw(1973)的“金融抑制”和“金融深化”的理論為主要組成部分，主張放松對金融機構過度管制，恢復金融行業的競爭，提高金融機構的效率。他們還特別指出，“金融抑制”是導致發展中國家經濟落后的主要根源，通過“金融深化”能更好配置資源實現經濟發展。監管失靈理論。作為此時期最重要反擊政府的過度監管理論基礎，根據“利益集團理論”、“俘獲理論”、“尋租理論”，以及存在管制成本與監管雙方博弈會導致監管者在監管時難以達到監管初期設計時的監管目標，從而管制失靈。全球金融監管與協調。金融創新工具的不斷出現，加大了監管的難度，金融自由化的不斷發展，使全球各國證券市場聯系越來越密切，單獨監管的難度越來越大，監管機構之間的合作監管成為常態。此時期美國分別在1980年制定《小企業投資促進法》，1984年國會通過《內幕人士交易制裁法》，1986年制定《政府證券法》，1988年制定了《內幕交易與證券欺詐施行法》，以立法的方式來保障市場的健康運行［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