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胡適的話劇《終身大事》和魯迅的小說《傷逝》之后，娜拉式的中國女性如雨后春筍般地在文學作品中被不斷地書寫與演繹，女性沖破封建家庭的牢籠，追求戀愛與婚姻的自由成為“五四”文學作品的一大主題。尤其是在第一代女作家如冰心、廬隱、馮沅君、石評梅等取材于自身生活與情感經歷的自敘傳小說中，都彌漫著女性追求個性解放的身影。“五四”以后，蘇雪林的《棘心》、謝冰瑩的《女兵自傳》、白薇的《悲劇生涯》、蘇青的《結婚十年》和潘柳黛的《退職夫人自傳》等自敘傳小說，在敘事上都關注女性反封建的努力，用不同的敘事策略講述了同一個故事：女性沖破家庭拘囿走上自我解放之途，勾勒出女性在社會與家庭中進退兩難的生存困境，較為清晰地揭示出現代女性由不自覺走向自覺，由逆來順受走向反抗的心靈嬗變。從成長視角來分析這五部小說，有助于我們把握現代女性艱難的成長歷程，發掘女性自敘傳小說的性別意義，重審女性解放之途，為當下女性提供富有啟發意義的視角。

一、在時代夾縫中求生

《棘心》以蘇雪林的生活經歷為原型，塑造了杜醒秋這個在舊與新的時代夾縫中艱難掙扎的女性的成長經歷：出生于封建家庭，從小性格像男孩，淘氣好武，六歲上家塾，受叔父與兄長熏陶，閱讀傳統小說與典雅文言并開始接觸到西方現代文明。民國初年，現代文明對杜醒秋潛移默化的熏陶促使她去教會學校就讀并決定報考省城女子初級師范學校，遭到祖母阻撓，醒秋以死抗爭。自女師卒業后，醒秋拒絕包辦婚姻堅決要求升學，后如愿到北京女子高等師范學校就讀，因緣際會赴法留學。在異國他鄉，醒秋為愛情所困，為母親所苦，最終扼殺了自己的初戀，用理智戰勝了情感，轉而將情感寄托在素未謀面的未婚夫身上，并用傳統的婚戀觀念來慰藉寂寞芳心。在精神極度困苦中，醒秋皈依基督教，由五四時期的唯理性主義者成長為虔誠的基督徒。實際上，在杜醒秋的成長道路上，以“民主”、“科學”為表征的“五四”新文化以及西方現代文明給予她以豐富的精神文化資源。但因身處新舊文化的轉型期，西方現代文明與傳統儒家文化共同構建了醒秋復雜的內心世界。作為時代新女性，醒秋有明確的個性解放追求，有強烈的求知欲和上進心，對封建禮教尤其是孝道扼殺人性的罪惡有切身的體驗，強烈反抗家庭包辦婚姻。受困于封建婚姻和抗拒包辦婚姻，是醒秋所處時代大多數知識女性的共同境遇，同時也是蘇雪林那一代女性真實處境的反映。醒秋已具備時代賦予的新品格，但舊的傳統文化根基卻不時羈絆她。在留法期間面臨突如其來的甜蜜初戀時，她雖對浪漫愛情充滿憧憬與期待，卻不時用母親對自己的期望和自己對母親的“孝”來扼殺洶涌澎湃的愛情。個人情感的受挫、兄長的病逝和母親的病重不斷加劇醒秋內心的沖突，在妥協與抗拒間不停地拉鋸，無盡的內心痛楚將她推向了基督教。但這種皈依缺乏穩定的心理根基，因而這種信仰一旦面臨現實考驗，就將如風雨之中的飄萍搖擺不定。母親疾病的加劇迫使醒秋以家庭期望為重，中斷留學生涯回國完婚，并期望在包辦婚姻中享受到愛情的甜蜜與情感的滿足。醒秋在與未婚夫的通信中，就已感知兩人性格旨趣間的巨大差異，感情一度走向破裂，但思想上舊與新的二重性使得她仍寄希望于將來，并對婚姻抱有極大的熱忱。從小說最后一章未婚夫讀醒秋來信時的心理，我們可以預見婚姻的美滿只能是醒秋的一廂情愿。從醒秋的童年—求學—抗婚—升學—留學—皈依宗教—歸國完婚這一成長過程來看，醒秋的自我意識仍處于蒙昧狀態，抗婚也好，完婚也罷，都只是內心沖突的外化，明確的女性意識還處于潛伏狀態。醒秋的個性解放只是時代裹挾下的一種不自覺的折射而已。醒秋的婚姻悲劇恰恰是五四那一代女性進退維艱的真實生活寫照。

二、忘記自己是女性

與夾縫中求生的醒秋不同，《女兵自傳》中的鳴岡雖與其生活在同一時代，家庭成長環境相似，都受包辦婚姻之困，但因主體選擇的差異而呈現截然不同的人生走向。《女兵自傳》敘寫了“我”的成長經歷：20世紀初期出生于一個思想正統的封建家庭，母親潑辣專斷，父親傳統但不保守，三歲訂婚，六歲采茶，八歲裹腳，十歲進私塾，十二歲入大同女校讀書。童年時代的“我”酷似男孩，上山下河，野性十足，為求入學而絕食。入女校讀書后，“我”在二哥的指引下閱讀大量的新文學作品，男女平權意識在“我”的腦海中不斷得到強化，也是在二哥的鼓舞下，抱著女人也是人，女人也要投入社會洪流的信念去參加國民革命軍北伐。二哥是“我”成長路上的引路人，時刻提醒“我”要“忘記自己是女性”，不斷激發“我”的革命熱情，引導“我”走向革命的道路以尋求自我解放。二十歲時“我”從軍北伐，成為一個革命女兵，用火熱的青春譜寫革命激情。北伐失敗后，“我”回到家庭要求退婚卻遭母親禁閉。歷經四次逃婚后，“我”終于擺脫包辦婚姻輾轉到上海和北京求學，并實現了婚姻的自主。窮困與饑餓成為“我”生活的常態，尤其是女兒出生以后，生活更是拮據不堪。婚姻破裂后，為改變生活困境，“我”被迫以寫作為生。物質生活雖然困頓，但“我”要求上進的心卻從未因環境而動搖過，一有機會就赴日留學，實現深造夢。東北淪陷后，“我”毅然歸國，投入到火熱的運動中，為拯救自己的國家盡綿薄之力。后輾轉到福建教書，半年后再度赴日留學，卻因愛國而被關進日本監獄，身心備受摧殘。被營救回國后，母親病逝，抗戰爆發，“我”離開病重的父親組織婦女戰地服務團，在火線上勞碌奔波。

“我”從出生到抗戰這一段人生，物質上盡嘗饑餓嚴寒，空間上不停地遷徙，在新化鄉—益陽—長沙—武漢—上海、北京—東京—廈門—東京—長沙—重慶等地飽受顛沛流離之苦。“我”雖為女流之輩，卻用一系列去女性化的從軍、抗戰等行動投入革命洪流，顛覆了男性中心主義的傳統，擺脫了女性的“第二性”地位，將自我的成長與國家、民族的興亡緊密聯系在一起，成為一個名副其實的女兵。“我”最初的成長動因源自逃脫封建婚姻的羈絆，尋求自我解放，國家的落后與民族的苦難在成長的道路上起了催化劑作用，使“我”深切感受到一種源自現代文明的身份焦慮，成長的困惑亦如影隨形。“上路，是成長小說中最基本的結構要素之一。上路也意味著行動，行動的過程往往反映在上路后的行程中”[1]85。“我”在不同的地域空間中流徙，用“在路上”的行動來實現自我的身份建構。但由于時代環境的制約，“我”雖以壓抑女性性別的“擬男化”的方式來完成自我成長，有意忘記自我的性別卻時時被提醒，并與傳統觀念不斷造成矛盾與沖突，以致無法獲得真正的自由。小說敘述“我”作為一個革命女性的成長，在參與國家、民族的建構時，是以壓抑女性的情感為代價的。國家的興盛2與個體的情感滿足在“我”身上很難得到協調，“我”的成長雖與時代主潮同步卻同樣充滿苦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