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RLDCULTURE文學是以語言為手段塑造形象來反映社會生活、表達作者思想感情的一種藝術。它起源于人類的生產勞動。世界上最早出現的是口頭文學,一般是與音樂聯結為可以演唱的抒情詩歌。其中,最早形成書面文學的有中國的《詩經》、印度的《羅摩衍那》和古希臘的《伊利亞特》等。歐洲傳統文學理論分類法將文學分為詩、散文、戲劇三大類。中國先秦時期將以文字寫成的作品都統稱為文學,魏晉以后才逐漸將文學作品單獨列出。現代通常將文學分為詩歌、小說、散文、戲劇四大類別。然而,無論它是哪種類型,也不管它處于何時何地,文學都有其共同的特點:主體性強,個性突出,虛構與夸張并存。

而對于歷史是什么,歷史學又是什么?史學界向無定論,但總體的思想不外乎認為歷史是自然界和人類社會的發展過程,歷史學則是一門科學。首先,這是由它研究對象的客觀實在性和真實性所決定的。歷史學研究的對象是世界各民族、國家的歷史現象、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等等,以及由它們所構成的歷史運動事實和過程,這些作為歷史存在,是客觀實在的東西,它不以認識者的主觀意志而改變,具有客觀實在性和真實性。其次,這與它所承擔的任務有莫大的關系。歷史學的任務在于揭示世界各民族、國家的歷史發展的特殊規律和特點,歷史研究是一種旨在探討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特殊規律的認識活動。僅憑這兩條,歷史學就具有了一般科學所具有的科學性。因此一部作品要能成為一部好的歷史著作,則必須具有如下特點:如實敘述,不偏不倚。

如此看來,文學與歷史具有根本之不同,兩者根本不能融合。但是,古今中外,任何優秀的歷史著作乃至文學作品都文字優美,發人深省,令人震撼。中國文化的文學與歷史更是難分彼此。《史記》、《漢書》等史書廣受歡迎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它們以文學的方式講述了大量動人心魄的歷史故事,塑造了無數血肉豐滿的歷史人物。《史記》最受人們青睞的部分是人物傳記《,漢書》也是如此。人們對這兩部史書的喜愛,更多的是從文學趣味出發,是以欣賞文學作品的方式來欣賞它們。而司馬遷、班固的過人之處,也在他們以精妙的文學筆墨復原了歷史中的人性,使歷史不再是干巴巴的大事記,而充滿了喜怒哀樂、愛恨情仇。這些充滿情感與豐富細節的人物傳記,已經越出了歷史文本的范疇,侵入了文學創作的領域。正是文學因素的大量滲入,使得《史記》之類的史書成功地賦予歷史以靈氣與血肉。在西方,愛德華•吉本以其寬廣的視野、用“羅馬帝國的衰亡”這一概念和“基督教與蠻族的勝利”這一主題,著成了貫穿并包容了公元2世紀至16世紀這一千三百多年間、以羅馬帝國和拜占廷帝國為中心的、范圍遍及古代世界三大洲的歷史演變過程的《羅馬帝國衰亡史》。在歐洲史學史上,把古代與近代的歷史當作一個有機的發展過程連接起來,并編纂成如此規模巨大的通史之作,吉本是第一人。但是除了它的史學價值外,它的文學價值更是令人津津樂道。吉本十分注重著作的可讀性,為了達到預期的效果,他在寫作過程中總是對文稿刻意求工、精益求精、不厭其煩地修改和推敲。他的著作不僅有很強的理論邏輯性,而且文字也非常優美典雅。此書通篇詞藻華麗凝重,句式整齊,并穿插了許多逸聞軼事,真正達到了他對自己提出的要求:既要擺在學者們的書齋里,也要放在仕女們的梳妝臺上。

換言之,在近代自然科學興起以前,歷史與文學根本就難分彼此,不管是中國還是西方。盡管盧基阿努斯等人早已提出要區分“詩”與“史”,但是總體而言,歷史與文學根本就緊密相通,偉大的歷史著作通常寫得富有極強的文學趣味和感染力。古時的文學作品如《詩經》等就可以稱其為一部歷史。而文學趣味的深入,并未影響反而加強了史書的歷史價值,因為,這樣的史書不僅力求真實地記載歷史事件,還力求盡其所能,于歷史事件中推敲歷史人物的心靈史。因為歷史人物微妙復雜的內心世界,光單純地如實敘述是遠遠不夠的。這種歷史作品并不流俗,也具有深沉的歷史情懷,從史出發是其根本,只不過表現方式借助了文學作品的成果而已。大史家劉知幾的史家“三長”說中,史“才”就是缺一不可的,這里的“才”就是著述歷史的能力,某種程度上,這就是文學的侵入。另一方面,文學也從歷史中汲取營養,大量的文學作品都圍繞著重大歷史事件,加以想像與虛構,從而使情節故事更深入人心。如《三國演義》、《水滸傳》等,古代法國的《羅蘭之歌》、英國的《羅賓漢》等。但是近代以來,文學與歷史在某種程度上才真正有所區分。文學作品側重的是人物的刻畫,讓我們在欣賞美文的同時,能更深切地感受到人性的至善至純之美;而歷史著作則更主要偏向于對史料的闡述,典型代表就是蘭克學派。該學派倡導秉筆直書,通過史料批判如實地再現歷史,因而又成為實證主義史學流派的同義語。

19世紀也因而被稱為尊重事實的偉大時代,從而歷史與文學藝術分道揚鑣,成為一門嚴肅的實驗科學。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隨著歷史學家、社會學家對歷史究竟是科學還是藝術的討論的愈加深入,人們認識到,歷史學中本身含有某種藝術性,但是與此同時,也不排除它的科學性,所以兩者并不矛盾,與此應運而生的是繽彩紛呈的“新史學”諸流派的出現。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歷史學家的能事也是如此:他的藝術在于給復雜錯綜的現實事件賦以條理分明的秩序之美,然后以盡可能流暢的筆調把這些事件記載下來。如果聽眾或讀者覺得有如親歷其境,目擊其事,而且稱贊作者的技巧,那么歷史學家的雕像就算達到完美的境界,他的勞動就沒有付之東流。”隨著史學的“解放”,文學的表現形式對歷史表述又有了巨大影響,一大批文學與史學兼具的著作紛紛涌現。

西方新歷史主義認為,真實的歷史早已消逝在時光深處,我們所面對的所謂“歷史”,不過是被構建出來的“歷史文本”,它不等同于歷史真相,是被不同的人敘述出來的,總會帶著偏見,帶著敘述者自己特有的眼光。換句話說,歷史是主觀與客觀的結合,要敘述作者的歷史觀,似乎只有通過文字的架構,才能讓人深切感受到博大與精深。而自古以來,中國人對歷史文本與文學文本涇渭難分的狀況似乎一直心安理得,極少有人深究兩者之間的區別與界限。

由此,我們可看出文學與歷史永不可分,文學的歷史性與歷史的文學性都是必需的,要區分兩者,只是分寸的把握問題。真正的歷史著作需要的是利用文學中簡明通暢的敘述或論說風格,嚴格要求尊重歷史事實,不能肆意夸張與虛構,寫出真實。文學作品在用盡各種手法之中,也應該寫出其深切的歷史情懷,才更能讓人震撼,享受它的美麗與幽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