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和國家領導人多次指出，健康是人全面發展的基礎，關系千家萬戶幸福，要堅持公共醫療衛生的公益性質，努力使全體人民病有所醫、促進社會和諧。溫家寶總理要求醫藥衛生體制改革要真正做到：讓老百姓得到實惠，讓醫務人員受到鼓舞，讓監管人員易于掌握。黨的十七大報告明確提出,要積極推進和注重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基本醫療服務作為基本公共服務的重要內容和重要組成部分，如何深刻認識和充分發揮基本醫療服務均等化的作用,對解決城鄉居民“看病難、看病貴”等問題，創建和諧醫院、和諧社會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

重慶市的突出特點是大城市、大農村、大庫區并存，城鄉“二元結構”矛盾突出、區域發展不平衡。實現統籌城鄉醫療衛生事業發展，縮小城鄉差距，難度不小，任務艱巨，需要持續不斷的努力。重慶市城鄉醫療衛生服務現狀從總體上看，重慶市城鄉基本醫療衛生服務非均等問題突出，城鄉醫療服務水平、可及性和公平性差距明顯。表現在：一是醫療衛生服務體系建設上政府職能不到位，宏觀調控不力；二是在醫療資源配置上嚴重不合理，存在重城市輕農村的客觀事實，從而導致城鄉醫療衛生服務資源配置嚴重失衡，醫療服務的可及性差；三是醫療機構運行機制上出現了市場化過度，而且呈無序競爭狀態；四是醫療衛生服務市場監管體系上，政府責任缺位,有效的衛生行業監管體系缺失，從而導致醫療機構過度醫療難以遏制；五是城鄉二元體制結構上的不公平性，導致醫療保障覆蓋面不夠或保障水平低，而且極不平等，相當多的農民和城鎮居民長期無醫療保障或極低保障水平狀況；六是基層醫療服務設施設備差，醫療質量不高。凡此種種，導致醫療體系、保障體系不健全，地區差異加大，城鄉差異加大，“看病難、看病貴”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城鄉矛盾突出。

城鄉醫療衛生嚴重非均衡發展的原因探討

(一)衛生資源配置嚴重不合理（農村醫療服務的不可及性）。目前城鄉衛生資源配置存在嚴重的不合理，城市衛生資源利用又嚴重不平衡。據衛生部統計資料顯示，全國80%的醫療資源集中在大城市,而30%又集中在城市大醫院。在市場經濟環境下,經濟發達地區,尤其在城市，衛生資源重復配置，設備閑置等浪費現象突出;而經濟落后地區,鄉鎮衛生院發展相對滯后,人才匱乏,基礎設施和醫療設備落后,基本不能滿足農村人群的醫療衛生服務需求。從而導致大量即使是最常見的多發病、常見病病人長途跋涉涌向大城市就醫。與此同時，三級醫療網點布局也不合理，從而導致就醫難和看病貴。

（二）政府對醫療衛生投入的城鄉二元化體制，到醫療衛生體制的不公平。長期以來，基本醫療衛生服務的供給采取兩種政策，農村醫療衛生服務的供給主要靠農民自己，而城市醫療衛生服務的供給是靠公共財政，本該由政府提供或政府與農民合作提供的公共產品全由農民一力承擔，加重了農民的負擔。由此造成了城鄉居民基本權利和發展機會的不平等，加劇了城鄉結構的失衡，使城鄉差距越來越大，嚴重地危害到了社會的整體協調發展。近幾年政府對衛生投入的總量較以前有了較大的增長,但相對于整體經濟的快速發展以及農村人群衛生保健需求的增加,仍顯嚴重不足,公共衛生投入甚至有下降趨勢。而且，我國政府公共服務供給存在著較為嚴重的不公正、不公平現象。另外，我國衛生事業費占財政總支出的比重也持續下降。在發達國家，醫療衛生開支占政府開支比重平均超過10%，其中美國、德國、法國、英國等都已達到16%以上。我國醫療衛生開支占政府開支比重還達不到中等發展中國家的水平。目前我國醫療衛生總支出只占世界衛生總支出比重的3%，而解決的是世界上22%人口的健康問題，城鄉醫療衛生事業失衡的原因及解決措施這無疑是個很大的負擔。

（三）醫療保險既嚴重不足，更嚴重不公，農民基本缺乏基本醫療保障。改革開放后，尤其是在市場經濟下，醫院完全斷奶，實際上完全市場化，而農民幾乎無分文醫療保障，這無疑是雪上加霜，個人支付醫療費用的比重與日俱增。此外，醫保基金大量結余是以降低參保人的待遇為代價，同時也給部分地方政府和部門挪用基金留下可乘之機。基金結余率過高是亟待需要解決的問題。在目前我國醫療衛生服務保障水平還很不夠的情況下，相當高的醫保基金節余，無疑使保障水平在可支付能支付的條件下進一步降低保障水平，增加病員負擔，加重看病貴，損害參保者的利益。發達國家醫保基金節余嚴控在10%以下，而我國2007年城鎮職工醫保統籌基金當期結余率高達為34.8%，2008年仍高達32.8%，由此可以推測有可能有的地區醫保基金節余高達50%的可能。個人支付從1980年占衛生總費用的1/5到2003年攀升超過了1/2，同一時期政府預算衛生支出卻從36.2%下降到17.2%,平均每年降低約1%。

（四）基層醫療服務質量不高。基層醫療衛生服務質量不高，醫療服務質量不能取信于民是導致“看病難看病貴”的另一原因。一是改革開放以來，國家使用大量有限的資源培訓大量的高技能醫療人員，卻大部分呆在城市里，或從事醫療衛生工作，或從事非醫療衛生工作，農村居民仍然得不到充分的醫療；二是農村衛生服務人才流失嚴重。由于農村衛生補助政策不完善或缺失，落實不到位，衛生技術人員收入低，工作環境差，生活得既不體面，又無尊嚴，造成農村衛生技術人員隊伍不穩定，部分衛技人員通過各種方式調（借）離，有的寧可干個體也不愿呆在衛生院，農村衛生人才流失非常嚴重。三是目前我市在城鄉公共衛生服務能力上，城市醫療衛生建設逐步增強，不論是房屋、設備，還是人員素質上，均比農村有顯著的優勢。

（五）過度醫療一定程度上加重看病貴。在市場經濟體制的沖擊下，醫院走完全市場化的道路，病人成為醫院的顧客，不合理診療、用藥、檢查、收費一定程度加重了“看病難、看病貴”。在政府投入嚴重不足的狀況下，醫院所有的運行費，基礎建設、醫療設備、員工工資福利、學科建設等費用均取之于病人，換言之，是體制、機制把醫患推入沖突。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既有管理層和醫生方面的責任，也有患者和社會方面的因素，更有政策方面的作用。幾種因素非理性地結合在一起，造成了過度治療這一中國醫療界的頑癥。不僅使得醫改的成本成倍增加，而且使得醫患關系緊張，醫患之間的信任度降到了冰點。

（六）經濟發展落后導致患者支付能力不強或基本無力支付大病醫療費用。在國家財政收入大幅度提高的背景下，而從1998年起，農村居民收入增加緩慢，只有3%到6%的增長，消費貴不貴的感受來自消費者的消費觀念和心理承受感覺，后者取決于消費者的支付能力。看病貴等問題的根本原因主要是由醫療風險在人們之間分布的高度傾斜決定的，是由于患病的個人直接承擔醫療風險的能力低，而又缺乏有效的風險分擔機制所致。相當比例的農村人口和城市居民既缺乏經濟支付能力，大部分農民和城鎮居民處于家庭經濟收入水平很低的狀況下，又缺乏有效的醫療保障，因此，要想僅僅依靠簡單的藥品降價根本無法有效解決看病貴問題，解決問題的根本途徑必須從分散他們的疾病風險入手，即使我們不能完全解決看病貴問題，至少也應當減輕和緩解因大病致貧返貧問題。醫療過度的市場化和相當多的無醫療保障的處于低經濟收入人群的現狀，導致相當大的人群根本無力支付醫療費，更不用說支付大病醫療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