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孔許友 單位：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

一、平行研究的基本功績和特點

經過數十年的理論磋商和研究實踐,平行研究的方法日益顯示出其生命力,并被普遍接受。那么,到底什么是平行研究?平行研究到底有何功績?要比較全面地了解平行研究,我們首先需要從以下幾個方面認識平行研究的基本特點和歷史功績:

第一,平行研究打破了影響研究局限于放送源與接受者的關系限制,從而擴大了比較文學的范圍,開辟了比較文學新的研究領域,使其不再受時間、空間以及地位、水平等各種條件的束縛。這是平行研究的最大特點,同時也是其最大的功績。不同時代、不同國度、不同文明背景、不同地位水平的文學現象,只要具備一定的可比性,置于一定的研究目的下,都可以被納入平行研究的視野。因此,它涉及的范圍和對象十分廣泛。概括而言,它涵攝比較詩學、主題學、文類學、跨學科研究和文學人類學等次學科。顯然,與影響研究依賴事實聯系相比,平行研究具有前所未有的自由度,上下古今、東西南北皆可為我所用,功夫深處,信手拈來,左右逢源,自由馳騁。

第二,平行研究以文學性、審美性作為其自身規范的基礎。平行研究雖然具有很大的自由度,但它又強調,可研究的平行關系必須出自或圍繞文學的審美特征。所謂文學性,簡單地說,就是涉及的重點和內容必須與文學自身有關,不是文學之外的領域。不過,文學性本身又是個極其寬泛復雜的概念,大致地說,它必須體現文學之作為語言藝術的審美特征。平行研究之所以重視文學性、審美性,與美國學派受新批評影響有關。新批評雖然是在上世紀20年代產生于英國,但其成熟和鼎盛期都在美國。不少美國學派的學者本身就是新批評的成員,如韋勒克等。新批評反對以作者生平、時代背景等為研究的核心,強調以作品文本為中心,突出作品的審美價值、形式因素。平行研究的這一特點非常有效地使比較文學擺脫了法國學派一統天下時期的實證主義作風。而法國學派的實證主義批評方式確實存在著過分依賴材料和繁瑣零碎的嚴重弊端,以致于使本屬于文學研究領域的比較文學變成了社會學、歷史學、傳播學和文獻考據學。在這個意義上,平行研究使比較文學回歸文學,確實功不可沒。

第三,平行研究逐漸關注可比性問題。由于平行研究是對沒有影響關系的文學現象之間的比較,不需要做事實材料的考證,這就導致在不少平行研究的實踐中出現“拉郎配式”的隨意亂比或比附的現象,仿佛平行研究具有“無限可比性”。在中國,濫用“X+Y”的模式,為比較而比較的情況已十分普遍,被一些學者稱為比較文學的新危機。因此,可比性問題已成為平行研究能否站得住腳的大問題。我們知道,兩樣東西要進行比較,其前提在于它們必須既有相同之處,也有不同之處。完全相同或完全不同都無法進行比較。當然,這不是從一般的哲學角度講的,因為任何事物都不可能完全相同或完全不同。重要的是平行研究要找到同和異的點,找到關系,在類似處發現不同,在不同處發現類似,或者在看似無關的文學現象中發現某種思想觀念或形式結構等方面的聯系。平行研究的方法論前提是,“沒有什么文學現象不可比,又沒有什么文學現象完全可比。平行研究就處在了可比與不可比的微妙的境地”[1]。不過,找到比較點還不等于完全建立可比性。平行研究要避免為比較而比較的嫌疑就必須進一步明確比較的目標。“比較不是理由,只是研究手段。比較的最終目的是應當探索相同或相異現象之中的深層意蘊,發現人類共同的‘詩心’,尋找各民族對世界文論的獨特貢獻,最終融貫建立一種更完善的文藝理論體系。”[2](P270)從具體的操作層面上講,比較要有明確的問題意識。有的學者認為,要落實可比性就一定要從比較中得出某個結論。其實,文學研究本身難免帶有模糊性,我們很難要求每篇文章都有一個確定的結論,但至少我們可以要求,比較必須圍繞一定的論題,而且論題應該盡量具體,避免寬泛無邊,大而無當。總之,隨著比較文學學科理論建設的深入,平行研究的可比性問題逐漸得到比較文學界越來越多的關注,通過可比性對平行研究進行規范已成為平行研究本身的特點。

第四,平行研究向科際綜合研究的更大范圍拓展。文學本身不是一個孤立的現象,文學性也好,審美性也好,都并非純粹與外界無關。事實上,文學是一個包含多種構成因素的復雜系統,對文學審美性的研究不可避免地要借鑒和吸收其他領域的成果和方法。這是對科際綜合研究的一種理解。但是,以文學為中心的科際綜合研究并非比較文學的專利,一般的文學研究也經常要“跨學科”,如涉及社會學、心理學、藝術學、宗教學、民俗學、哲學、歷史學等等。如果這些研究都冠以比較文學之名,顯然也會使比較文學失去自身的規定性。對科際綜合研究的另一種理解是研究“文學跟其他知識和信仰領域,諸如藝術(繪畫、雕塑、建筑、音樂)、哲學、歷史、社會科學(如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其他學科、宗教之間的關系”[3](P208)。這種研究也稱為跨學科研究,它旨在揭示人類文化體系中的不同知識形態的一致性和共通性,同時,彰顯文學之為文學的獨特性,把握文學的內在規律。但是,美國學派在這個問題上有不同看法,如威斯坦因在《比較文學與文學理論》一書中主張這樣的研究不應超越國家的界限。這一主張的內在緣由也許是認為不同文化的知識系統具有不可通約性。但這樣一來,從一國的文學與其他藝術門類的比較中抽象出一般意義上的文學規律是否可能又成為一個問題。其實,作為平行研究的科際綜合研究可以將兩種理解結合起來,同時將其置于跨文化和跨文明的視野之下。一方面,由于不同文化和文明的知識系統實際上既有不可通約的一面,也有可通約的一面,因此,跨學科對話的實現,需要在跨文化和跨文明的視野中,才能“弄清文學及其他學科在人類文化知識架構中的位置及其演變……清理不同文化背景下各學科知識體系的概念范疇、話語規則”[4](P167)。另一方面,科際綜合研究不只是文學本身與其他藝術、學科的對話,它還可以指將本屬其他學科研究范圍的社會歷史現象、思想文化潮流等作為研究某種與之并無事實影響聯系的文學現象的切入點或參照系,同時,這些切入點或參照系必須具有跨文化或跨文明的性質,即與被研究的文學現象分處不同的文化圈。[5](P102—112)這樣既保證了作為比較文學平行研究的科際綜合研究不失其內在規范性,又使其具有廣闊的發展前景。總之,從歷史功績的角度看,平行研究以其開闊的胸懷和眼光,既在理論層面,也在實踐層面,開拓了比較文學研究的新領域,為比較文學注入了新的活力,從而使這一學科發展到一個新的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