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程志軍 單位：廣西教育學院中文系

“構成‘尋根派’小說的價值范疇，主要是傳統與現實的沖突”［1］（p17），引申開來講，尋根者的尋根取向是在審視20世紀80年代社會文化語境的“現實”基礎上，通過自身的主體訴求來完成對“傳統”文化的想象與實踐。因此，尋根文學是在現實／傳統的層面上試圖展開本土／世界的可能性對話。尋根作家的集體出場帶有明顯的自救意識，即在新時期的現代化語境中知識分子情懷再一次得以凸顯，當然除了這種顯在的自救話語外，文化啟蒙傾向也需要重新加以思考，因為尋根文學本身就包含了多重話語指向。

一、沿襲、銜接與迷失

啟蒙話語與啟蒙思想是20世紀中國文學極其重要的一個主題，這個主題的生成與延展一方面受制于中國社會不同發展階段的具體環境，另一方面受制于意識形態話語與國家（民族）意志的影響。作為知識分子，眾多作家在通過文學與現實之間表達啟蒙思想的時候，既要有分析與判斷社會實景下的國民性格與民族品格的思維轉向，又要有合乎國家、階級、民族等不同層面要求的寫作取向。筆者認為“，啟蒙話語”這個關鍵詞，我們既可以理解成是知識分子以難以割舍的救世情懷而形成的在個體／國家（民族）層面產生的言說方式，也可以理解為是知識分子以精英心態而堅守的個體／個體、個體／群體的話語表達方式?？傊?ldquo;啟蒙話語”是中國現代文學一直堅守的一個“傳統”。這里要解決的問題就是啟蒙話語的傳統在80年代現代化語境中的呈現方式，并進而分析尋根文學與該傳統的一些內在聯系。因為“新時期”不僅僅是一個通過政治話語賦予的時間概念，它還是一個具有比較范式與內涵的思想范疇概念。對“新時期”文學的考察，目前學術界基本認同應該從兩個維度加以分析，一是它必須回望50－70年代文學，一是重新審視與五四文學傳統的聯系，而這兩個方面都自然影響到對尋根文學文化啟蒙傾向的考察。

80年代中國社會的顯著特點就是重新融入現代化語境。新時期“人的啟蒙，人的覺醒，人道主義，人性復歸……，都圍繞這感性血肉的個體從作為理性異化的神的踐踏蹂躪下要求解放出來的主題旋轉”［2］（p251），和“五四”時期思想啟蒙運動的現代性追求相比，新時期在一個“新”的時間點上似乎又回返到六十多年前的“人的解放”的要求上。這種現代性訴求以回歸“五四”的方式，企圖通過與“五四”的對接獲取具有話語規范和話語力量的思想資源，并且希望以對話并激活這種資源的方式續接起旁落的人文傳統。80年代的人文理想既要告別50－70年代單一的國家話語模式造成的思想的一體與窄化，又要以一種合法且有支撐性質的話語尋找方式反撥或顛覆50－70年代的既有機制，這項思想工程的建構必須為新時期人的主體意識建設和人的思想解放提供保證。因此，從某種程度上說“，新時期”的思想形態溯源至“五四”，其舉動類似于一種“尋父”的意愿和實踐。當然，有學者指出，可以“將‘文革’（革命、毛澤東時代）等同于五四運動之前的‘封建社會’（前現代歷史），進而把‘新時期’視為第二個五四時期”［3］（p66），這里我們可以暫且擱置對“文革”的整體評價，但引此觀點的目的在于說明，不管怎樣定位，“文革”造成人的主體意識的丟失是成立的。既然說“新時期”的思想形態有“尋父”的取向，那么，我們便可以做如下理解：從思想文化層面上，“新時期”的自我扶正既要繼承“父親”的思想指向和文化品格，又要完成“父親”的遺愿；和“五四”對晚清的批判與建立起來的啟蒙傳統相比，“新時期”更多的則是重新發現了個體的主體需求，而這種“人的覺醒”也更符合新時期現代化的時代宏愿。

正是這樣一種情境，當“‘人’漸漸代替了‘階級’成為話語結構的中心，‘人’的話語也成為新時期主要的話語形式”［4］（p146）時，新時期文學也在緊緊跟隨現代化的歷史語境。尋根文學之所以“在政治視角之外再展開一個文化視角，在西方文化坐標之外再設置一個本土文化坐標”［5］（p75），就是因為，尋根作家想通過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審視建構新時期的民族文學，或者說通過文學活動完成民族身份的建構。這主要基于以下幾點，一是，如對新時期的思想文化指向所作的分析，整個新時期文學也同樣借用了“五四”文化資源，比如，傷痕文學對“人”的意識的關注，將人的覺醒作為回望過往政治話語對個體造成的摧殘與傷害的視角，《班主任》就借知識分子張俊石的所見所感，進而表達出“救救孩子”的呼聲。再如反思文學對已逝歷史的深沉“反思”、改革文學對社會轉型期“改革”人物的熱烈呼喚“，人”成為新時期文學一個重新加以強調并大力書寫的中心話語。這和“五四”對獨立的人的覺醒和人的解放的呼吁有一定的聯系，但是，傷痕文學等也僅僅是借用了“人”的概念并與時代產生了節拍上的一致，并未像新文學那樣對人性解放進行深入思考。但必須肯定的是，從傷痕文學開始，新時期文學已經走上了一條不再單為政治意識形態所束縛的道路。二是，尋根作家的集體出場告別了如傷痕文學、反思文學與改革文學形成的歷史／政治、歷史／現實的書寫模式，但是尋根文學的“尋找自我也意味著對文學的主體性的確認”［1］（p17），對文化之根的尋找也是重新定位一種人的主體性“，尋根”就是要尋找一種被尋根者自身認可的人的文化活動，或者說是一種具有連帶性的合乎本性的人的主體性活動。“從橫向上看，文化是一個民族共有的一致的生活方式總體；從縱向上看，文化是凝聚在一代代人身上的生活方式之總和”［6］（p159），尋根者執著于文化的反思與選擇就是一種主觀探索，“這事實本身就是中國文學力圖擺脫平庸走向深刻，……是文學自我意識覺醒成熟的一種象征”［7］（p65）。應該說，尋根文學走向文化探尋這種行為本身不僅是作家們努力找到不同于新時期其他文學形態的文學活動，而且也是在深陷于文化熱和憧憬現代化語境中理性思考轉型期中國傳統文化走向的現實舉動。如果說“五四”新文化運動對傳統文化特別是居于正統地位的儒家文化進行批判與否定，是出于思想啟蒙的現代性追求的話，那么，其主體意愿的選擇與激進的西化文化觀的張揚就成為了變革時代的思想力量；而尋根文學在80年代重返傳統／西方的價值場也是出于對現代性的理想追求，其以群體的或具有一定整體特征的文化訴求的方式出現在新時期也同樣可以理解為一種啟蒙行為，因為“任何一個變革的時代在引進和創造新的文化時，總要對自己的傳統進行重新選擇”［8］（p287），并且可以肯定的是，尋根者介入文化層面所進行的思考是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