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段宗社 單位：陜西師范大學文學院

作為戰國重要思想家，荀子也是先秦文學思想史的考察對象之一。迄今對荀子文學思想的研究，值得注意的是郭紹虞和馬積高兩位先生。郭紹虞主編的《中國歷代文論選》第一冊選錄的荀子言論凡十則：《勸學》一則，《非相》二則，《非十二子》一則，《儒效》二則，《正論》一則，《樂論》一則，《正名》二則。十則中，《樂論》為《禮記•樂記》所本，涉及音樂與人心、治道的關系，《勸學》及《儒效》“圣人也者，道之管也”一則，講儒家經典對士人人格心理的作用，屬于《樂論》的問題范疇。而其他七則均涉及名辯思想。他的《中國文學批評史》第六節論述“荀子奠定了傳統文學觀”。郭紹虞先生以為儒家正統文學觀的核心是明道、宗經、征圣，而荀子正名和“正道辯奸”等思想正是儒家正統文學觀的先聲。名辯思想作為正統文學觀的證據，在郭著中提綱挈領，并沒有詳細展開，讀者只能領會其大概。馬積高先生《荀學源流》第七章專論“荀子的文學觀和辭賦創作”，以為比較接近于今人“文章”一詞的，是荀書中所謂“言”（包括書面語言和口頭語言），但馬先生并沒有從“言”的角度闡發，而主要依據荀子論《詩》言論闡述其文學觀的[1]。兩位先生都認識到了“言”、“名”、“辯說”等因素與文學思想的關聯，對這些因素本身卻論述不詳。本文對荀子名辯思想的探討正為補這方面的不足。荀子名辯思想由相互聯系的“辯說”和“正名”兩方面構成，分別在《非相》和《正名》兩篇有集中闡述，那么本文的論述將以這兩篇為重點。另外，荀子處于諸子之學的后期，他的思想特點是批判總結諸子以建構自己的思想，本文將關注他這方面思想與戰國名家及他的禮學思想的關系。

一、言辯說

從題旨看，《非相》主要批駁從形體骨相上審知吉兇貴賤善惡的做法：“故相形不如論心，論心不如擇術。形不勝心，心不勝術。術正而心順之，則形相雖惡而心術善，無害為君子也；形相雖善而心術惡，無害為小人也。”[2]159吉兇善惡、是君子還是小人，都與人的心術有關，而與形相無關；心、術二者，以“術”為重，“術”大約指人心之選擇與皈依，主要針對社會政治道理言，擇儒者之術，即為正術，否則為邪道。所以人之可貴者在“辨”，進而是“辯”①：“人之所以為人者，何已（以）也？曰：以其有辨也。……夫禽獸有父子而無父子之親，有牝牡而無男女之別，故人道莫不有辨。”[2]174荀子所謂“辨”水平很低，并不指一種思維的正確方法，或純粹的理性思辨，而是貴賤差等的辨別，目的在于確立一種自覺的尊卑觀念。《非相》說人有三不祥：“幼而不肯事長，賤而不肯事貴，不肖而不肯事賢。”[2]169而“辨”在乎辨禮（不是“理”），目的在于克服此“三不祥”。這里的“辨”因而只具有實踐理性（道德）的意義，而無關乎純粹理性或邏輯思辨。“辨”與人之吉兇禍福的關聯，不在理性認知方面，而在道德選擇方面。

“非相”之義，按理說應該導向一種不拘泥于外表的頗具哲理性的思辨，但卻導向心術之正，并最終導向“禮”與“圣人”：辨莫大于分，分莫大于禮，禮莫大于圣王；圣王有百，吾孰法焉？……故曰：欲觀圣王之跡，則于其粲然者矣，后王是也。彼后王者，天下之君也；舍后王而道上古，譬之是猶舍己之君而事人之君也。故曰：欲觀千歲則數今日；欲知億萬則審一二；欲知上世則審周道；欲知周道則審其人所貴君子[2]175。“辨”在于“分”，“分”按楊??注為“上下親疏之分也”，亦即等級名分，而名分由禮而產生，禮又為圣王所制。由于先王的典章制度已不傳于后，所以應該“法后王”，后王禮法主要指周道，即由周公所制定的一套典章禮制。孔子說“郁郁乎文哉，吾從周”（《論語•八佾》），“法后王”即在發揮此義。“辨”顯然不是真理的發現，而在于確立并保障一種尊卑、長幼等級分明的社會秩序，以挽救由于諸侯紛爭而造成的混亂，這實質上就是孔子所謂“正名”所要達到的目標。那么在荀子的心目中，作為人之為人憑據的“辨”，就不是某種辯論能力，而屬于道德自覺。荀子和孔子一樣，只關心人的道德質素，并不關心知識與智慧。

“辯”是一種語言行為和能力，常與“言”、“說”（shu）i混用。《非相》云：凡言不合先王，不順禮義，謂之奸言，雖辯，君子不聽。法先王，順禮義，黨學者，然而不好言，不樂言，則必非誠士也。故君子之于言也，志好之，行安之，樂言之。故君子必辯。凡人莫不好言其所善，而君子為甚。故贈人以言，重于金石珠玉；觀人以言，美于黼黻、文章；聽人以言，樂于鍾鼓琴瑟。故君子之于言無厭。鄙夫反是，好其實，不恤其文，是以終身不免埤污?蛩?2]185-186①。由于有鄧析、公孫龍、惠施等奸言惑眾，君子需要以同樣的方式正人言說，此所謂“君子必辯”。“辯”與上文“辨”的側重點不同，“辨”側重內容；“辯”側重形式，主要就言說才能說，核心是“君子于言也無厭”。因為“言”是君子美好品質的表現，是士人發揮社會職能的手段，所以言說是一件很美妙的事情，君子應喜歡言說，善于言說；那些世俗庸眾，只有行動能力，而沒有言說能力。與上文偏重于道德感的“辨”以區別人與禽獸相應，這里又以是否善于“言辯”以區別君子與庸眾。孔子說：“君子欲訥于言而敏于行。”（《論語•里仁》）荀子也許有感于戰國眾多辯說之士的功績，因而對君子指標有所超越。

荀子接下來對辯說本身所遇到的難題進行討論。首先，“凡說之難，以至高遇至卑，以至治接至亂。”[2]186即用最高社會理想來說服最卑鄙的人，用治世的道理施行于亂世，這正是孟子在其游說過程中所遭遇的最大問題，也是孟子屢次游說不成的癥結所在。其次，“遠舉則病繆，近世（同“?w”，引）則病??rdquo;[2]186，要說服人則必然要援引古今，而遠舉上古之事則不免虛妄，近舉當世之事又不免平庸，無說服力。荀子關于“辯說之難”的議題韓非子在《難言》中作了發揮，他列舉了六對矛盾的言說狀況，說明言辯總難做到折中而沒有紕漏，如“言而近世，辭不悖逆，則見以為貪生而諛上；言而遠俗，詭躁人間，則見以為誕”[3]，這正本于荀子所謂“遠繆近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