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鄭紹楠 單位：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

萬歷二十八年（1600年），袁宏道遭遇到人生一重大變故：大哥袁宗道卒于北京任上。他和弟弟小修悲痛欲絕，為此袁宏道吃素達數年之久，以此懷念胞兄。宗道的英年早逝，使得袁宏道的出仕之情趨趙樹理的小說在解放區最初是因為低級通俗不予發表的，后來經人推薦才逐漸在解放區流行起來，而后又風行國統區乃至全國，并且獲得許多著名作家、評論家的高度認可（如周揚、郭沫若、茅盾、邵荃麟、馮牧）。1947年，在晉冀魯豫邊區文藝座談會上，趙樹理的創作方向被尊為“旗幟”。但建國后，趙樹理的文學又經歷了一個截然相反的過程：評價的猶豫，部分否定，全面的批判，并且因其文學創作方向的問題而遭人身迫害。趙樹理的一生可以說因文學而成名，也因文學而殞命，成也蕭何，敗也蕭何。那么他的文學創作和不同時期的文學思想有什么樣的關系？他對趙樹理的創作以及個人命運有什么樣的影響？

一、風行解放區——“毛澤東文藝思想在創作實踐的一個勝利”（周揚）

1946年周揚發表了《論趙樹理的創作》，對趙樹理的小說創作給于了高度的評價，冠之以“具有新穎獨創的大眾風格的人民藝術家”頭銜，最后宣稱趙的小說創作是“毛澤東文藝思想在創作實踐的一個勝利”。事實上趙樹理的創作在毛的《講話》之前就已經開始了。其作品也完全不是遵照毛《講話》的產物，當毛的《講話》傳到太行山解放區時，趙樹理說：“毛主席批準了我的文藝主張”。

1所以周揚的話有點不尊重事實，事實的情形是趙樹理的創作實踐符合了毛澤東的文藝思想。那么毛澤東的文藝思想有什么樣的實質內涵？他對文藝的創作又提出怎樣的思想要求？趙樹理的文藝主張是什么？兩者之間在何種程度相互符合，是否有悖離之處？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期間，中國文學思想發生了深刻的變化。30年代確立的蘇聯文學思想借助革命戰爭得以強化和普遍化，同時也被中國化。從而形成毛澤東文藝思想，毛澤東文藝思想其實質是蘇聯文學思想與中國傳統文學思想相結合的產物。

2其特點有以下四點：

第一、政治化的文學觀。毛澤東認為“無產階級的文學是整個無產階級革命的一部分，是革命機器的‘齒輪和螺絲釘’”。文藝從屬于政治并為政治服務，他還提出文藝批評的標準：政治標準第一，藝術標準第二。這同時也是中國傳統的“文以載道”思想在這一時期變種，文學的獨立地位被取消，淪為工具。

第二、以“革命現實主義”即新古典主義取代五四現實主義。這種現實主義雖然也強調對現實的真實反映，但是在“現實主義”前有加上“革命”前綴，現實主義的性質則發生巨大的變化。它以集體主義、階級意識反對個性主義、自由主義，反對基于個體價值的人道主義，具有強烈的理想主義傾向，實質上是一種偽現實主義。這也是出于當時革命戰爭需要以及傳統集體主義思維的慣性，在戰爭角逐過程，更加強調是集體的團結一致（目標明確、方向一致、聽從指揮、思想統一等等），如此才能將人的力量最大限度地集中起來以克敵制勝。當然戰爭同樣需要人的個體天才性，但這畢竟是少數將領領袖的事。

第三、強調民族主義的文學張，即毛要求創造“新鮮活潑的，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從而取代五四文學的世界文學主張。

第四、主張文學為工農兵服務，并把這一原則當成最根本原則。毛要求作家進行思想改造，使自己的和工農兵打成一片，即所謂的“工農兵方向”，具有突出的政治內涵。毛澤東當時作為一個杰出軍事兼政治的領袖，對對人的精神世界很容易產生深刻影響的文藝作用，應當說是給與相當的重視。

但這種重視是柏拉圖意義上的重視——文藝需服務于外在現實需要（在柏拉圖那兒是理想國的正義、在毛澤東文藝思想則是服務整個民族解放和民族革命戰爭的需要），而非文藝本身（比如創造美），二者都具有濃厚的政治功利色彩。在理想國里，柏拉圖提出詩人要在城邦創造詩歌，必須嚴格符合一系列要求：詩歌必須有利于促進城邦的正義，詩歌必須使城邦的所有公民具有道德，而非個人情感和欲望的發泄，非此一類的詩人則要被恭請出理想國。毛澤東作為一個高瞻遠睹、文韜武略的領袖，不可不意識到文藝的巨大作用。當然，這種作用是雙向的，如果得到好的引導，則有可能為我所用，反之則可能為敵所用或則起到壞的結果。毛澤東文藝思想從某種意義上講，就很好使用文藝這一無形的武器，使其很好地服務于當時現實的需要。趙樹理的小說在抗日根據地和解放區以及解放初期具有“旗幟”和“榜樣”地位，這和他的文學創作契合了毛澤東文藝思想密切相連系。當然趙樹理并非自覺有意識地去迎合毛澤東文藝主張。如果說毛澤東文藝思想是有意識地去引導當時解放區文藝思想的走向，確立其內在的宗旨的話，那么趙樹理的作品卻在無意中闡述了毛的文藝思想。這主要從以下三點可以看出來：

第一、趙樹理的第一身份是從事革命的實際工作者，然后才是作家。作為一個革命家來說，把政治目的放在第一位，文學從屬于政治，是沒什么可奇怪的。趙樹理自己說：“我的作品，我常叫它是問題小說……因為我寫的小說，都是我下鄉工作是所碰到的問題，感到這個問題不解決就會妨礙我們的工作的進展，應該把它提出來。”3他的文學創作是緊密地和政治目的聯系一起，具體來說有農村的土地改革、階級斗爭、民主建設、政權建設、生產運動等等。

第二、不自覺地實踐了“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文學主張。趙樹理的文學主張具有很明顯的理想主義傾向。但是應該說，趙樹理是一個很真誠的作家。他的這種理想主義傾向不是建立對現實矯飾的基礎上。作為一個革命家兼作家，他既是生活的創造者又是新生活的描寫者，趙樹理對解放區人民推翻封建統治獲得經濟解放和政治解放以及在此基礎上建立嶄新的生活抱有一種真誠的革命樂觀主義態度，并以這種革命樂觀主義態度去看待農民身上弱點和精神痼疾。這基本上符合了“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

第三、“民族形式”和“工農兵方向”。趙樹理雖然也經過五四新文學的洗禮，但對新文學的歐化傾向極度不滿。經過反思，他開始建立形成偏重大眾化、通俗化的文學主張。在形式上，他對中國以說唱文學為基礎的傳統小說的結構方式、敘述方式、表現手法進了揚棄和改造。創造了一種評書體的現代小說形式，既使以農民為主體的中國讀者樂意接受，又能夠反映現代生活，表現現代中國人的思想、情感和心理。在內容上毛澤東要求文藝工作者思想“大眾化”，以便和工農兵打成一片。但這個“化”對他來說是不存在的，從小的成長環境和革命工作環境，使他對農民的性格、心理、語言、以及農村的風土人情都無比的熟悉和親近，他本人的根便深深地植于農村，從思想氣質到生活習慣都農民化了，因而在創作農村題材的小說能真正地做到駕輕就熟。4“在趙的小說里五四文藝工作者的個性以及個性解放，知識給他們的高貴氣派、多愁善感、纖悉復雜、優雅恬靜……都消失了，取而代之是“腳上有牛屎”的樸素和粗獷，單純的美取代一切。“思想情感方式”連同它的生活視野變得單純又狹窄，既樸實又單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