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葉雋

李石曾的基本定位，亦在于作為教育活動家的政治人。一方面，他既為國民黨元老、又是晚清高陽相國李鴻藻之公子，無論新舊，政治資本均甚雄厚；另一方面他以在教育/文化場域的活動為標的，而其主要方式則為“留法教育”[1]的推動。而正如有論者指出的那樣：巴黎的無政府主義者對中國革命思想的最根本貢獻則在于其“教育普及”的思想，且在他們所采取的各種革命措施中，“教育”亦為最基本的手段[2]。在我看來，這種以教育為革命的思路，非常具有特征性地表現為李石曾一力推動的“留法教育”方式。

針對吳稚暉認為“教育事業無濟目前”[3]的意見，李石曾強調“然舍教育更無他法”，他將所從事之工作分為政治、教育二途，認為政治“吾人既不能為，只好聽他人為，而我則專力于教育亦無不可”[4]。關于他在本土教育語境中的事功，諸如中法大學的創辦運營、北平大學區制的嘗試、作為北大教授的貢獻等等，自毋庸贅言；但在我看來，李石曾的特殊意義，更在于對留學教育的范式創新上，具體而言，則為留法教育的開創功勛。李石曾對中國的留法教育是有著整體思考和建構性思維的，他曾明確提出過要建設“中國留法師范學校”的構想，其具體思路在于：法國學風雖較好，然必更從而組織之，方能得最多之結果，否則來法留學者，或為自利之實業家，或為無宗旨之新學家，其將來發生于國內之效力必鮮，或且背馳。弟以為可由先生及蔡汪諸先生（學問道德為國人所信仰）組織留法師范學校，養成教授，遍布于南洋與內地。必有此機關，方能望新學風深入于國內而不搖，弟以為無論何事，皆無此種力量之堅強也。[5]不過這一構思或許過早于時代，事實上并無實現的可能。但由“留法儉學會”到“留法勤工儉學運動”的展開[6]，倒確實有一種內在的邏輯脈絡在，值得細加辨析。考慮到學界對后者已充分關注，此處主要從留法儉學會的角度略加梳理與申論。李石曾并不是一個純正的學者，作為身與暴力革命，并與汪精衛共同組織京津同盟會、參與謀刺清末重臣的人物，他在民元之際，既不做官，亦不退隱。一轉身卻搞起了“留法儉學會”，初看費人揣摩。

可通過我們以上分析，即可洞穿其經由法國文化熏陶滋養之后所形成的獨特之“文化浪漫”情結與理念，也就是通過其諸種資本皆備的在野身份，實現自家的理想情懷。這種思路，至今看來，仍會覺得有些“匪夷所思”，通過個體與民間的力量如何可能實現這樣浩大的國際性教育交流工程？但李石曾等人的嘗試與勇氣，真地讓我們感覺到了“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的可能。日后轟轟烈烈的留法勤工儉學運動，其涉及地域之廣、提供機會之多、產生人才之眾、對中國歷史進程影響之深，倒真地是無與倫比。當然，那種政治史的“無心插柳”效應，是作為始作俑者的李石曾等人始料未及的。可在李石曾，其對留法教育活動的整體操作與實踐，并非只是心血來潮（當然不排除有時的“靈機一動”）而沒有一條可以貫穿的紅線。

由自家的留學經驗而掀起一輪新的留學潮流，并非自李石曾始，容閎從自家畢業于耶魯到推動留美幼童的實踐就是最好的先驅與榜樣[7]。可做到李石曾這樣大的規模和影響的，即便是容閎，恐怕也是自愧不如。這不僅因為自身的政治/文化資本的差異，乃至生性的先天有別，也還因為容、李二人因其留學國度不一、思想形成過程有相當之距離。表現在李石曾身上，主要是在留法時代與法國思想（尤其是與無政府主義思潮及相關人物）的接觸、新世紀時代逐漸形成的自家理念。當初他們辦《新世紀》，其思路就在“以教育為革命”[8]。這一理想，實際上在他們的日后實踐之中，尤其是李石曾的活動中，充分表現出來。既強調“社會革命”，又關注“以教育為革命”，這就必然推出將“教育問題”作為“社會革命”的核心內容。對李石曾而言，教育又具有極為特殊和重要的含義：“教育之為言廣矣。凡人生發展之事事物物，無一不與之密切相關，故謂教育為人類與社會之（金廬）鑄可也。”[9]所以，教育對人類和社會發展而言是具有根本性決定意義的。具體言之，李石曾因自身的留法經歷，故特別注重留法教育的推廣與應用。他編譯《法蘭西教育》一書，特別強調“趨重法蘭西教育之理由”稱：“吾常研究關于教育之問題，見中國多宜采取法國教育之旨。吾人留學亦以赴法為較宜。”然后他從普通教育、高等教育兩個方面論證法國的優勢，前者強調“泰西各國于體育智育均可得比較上之滿足，若德育則往往乖謬，惟法國教育，能脫于神君之迷信”；后者強調“發明新理之毅力，與各類學問之博通，均以法人為最著”。應該說，李石曾在1912年之時，即著手措辦留法儉學會，借助時任教育總長的摯友蔡元培的大力支持，使其迅即落實辦公地點與操作程序。再加他的人脈、理想與勤奮，終于使這項事業有了相當堅實的基礎。以留法預備學校為基地，開始他的個性鮮明的“教育事業”。這段時間很有趣，一方面是袁世凱大肆耍弄政客手段，將革命派玩弄于股掌之上，使得南京臨時政府被迫同意其在北京就任臨時大總統；另一方面是蔡元培、孫中山、吳稚暉等相繼入京，與李石曾有密切之交流。當初已辭駐法公使之任，年紀初過而立的李石曾，進京本就不是有所專任（他與蔡元培、汪精衛等不一樣，不是迎袁專使團成員）。當蔡元培在民國首任教育總長職上奔波為難之際，當吳稚暉只為籌備全國讀音統一會而入京之際，當孫中山就任籌劃全國鐵路總辦之際[10]，李石曾也選擇了自家介入現代中國建設的方式，這就是發揮自家所長以推動留法教育的蓬勃展開。李石曾甚至與孫中山相約，一者籌劃全國鐵路暢通，一者籌劃全國教育文化增長。在他們想來，一旦交通教育各有成就，則國家之富強必計日可待也[11]。從這樣的思路去分析，則李石曾推動留法教育活動并非僅僅是就留法而論留法，而有其特定的文化政治意義，這其實也正是他文化浪漫主義的特色所在。一方面由于自家的留法背景，敢于在無人先行的道路上獨自嘗試；另一方面畢竟是政治世家出身，對政治有一種天生的敏感與獨到的把握。事實證明，逐步推進式地推動留法教育的開展，乃是李石曾介入現代中國文化/社會場域，并產生偉大的現代史意義的重要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