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張榮翼 單位：武漢大學文學院

文學史作為對過去文學的記述，其中客觀化的一面是必須被強調的，所謂客觀化，包括文本的真實性、文本作者、時代背景的準確性，以及圍繞著該文本的各種評價闡釋，都要有確切的出處，等等。同時我們也應該看到，文學史并不是關于文學問題所發生的事情的流水賬，而是對于過去的文學狀況的一種學科性的梳理，它包含了學術眼光和審美價值的眼光，在這樣的一個過程中，就有主觀評價所導致的“錯位”的可能，而人們又不能因為可能發生的“錯位”來取消它，所謂因噎廢食是不可取的，因此這里就需要自覺地清理“錯位”的情形，對于可能出現的問題要有一個基本把握。

一價值評定中的錯位

文學史中的“錯位”最常見的類型是價值錯位，即某一時代創作出的文學，在當時的評價和后來的評價之間出現很大的反差，它除了可能把當時的文學序列的秩序加以顛覆之外，很重要的一個問題就是可能使得文學的觀念也都連帶地發生改變。價值錯位中比較多的情形當然就是價值認定上由高到低的變化，即作品問世時有較高評價，時過境遷則影響力式微，甚至后來的人們不屑一顧。這種情形的出現原因比較復雜，或者是該作品寫出了當時人們的某些普遍性的思想感情，而在當時的人們在此方面的表白不多，或許是只是隱約地有所感受而沒有找到一種確切的表達，或許是有所顧忌而難以表達，當出現了可以看成是一種代表性的文學表達的時候，得到大家的普遍青睞就是順理成章的事情，可是這在一定程度上屬于占得先機，當后來有了新的更成熟的表達之后，早先引起普遍好評的作品逐漸地淹沒于眾多作品之中，就是理所當然的了。在認知變化的背景下出現的高開低走不是唯一的作品評價下滑的狀況，那么另外具有普遍性的情況就是作者地位引起的變化，如果某一名作家發表了新作，那么他當然比一般人更能夠吸引眼球，而且他在文壇上的影響力也被放大到了對其新作的評價上面，再加上名作家在評論圈里面有人緣、有地位，要想炒作一下自己的作品也比新手們容易，于是在若干新作中名作者的作品往往就可以占得先機。但是，能夠在文學史中取得地位的作品并不是作者在當時的地位、影響力就可以左右的，它還依賴于后來者對于文學的理解和對于具體作品的解釋。

中國先秦兩漢時期對文學并沒有專門的看待，所謂文學和實用文體糾纏在一起，那些傳世的作品，在創作時并不是以審美作為專門的追求。《史記》、《左傳》這類作品，歷史敘述才是它們的核心問題;在《詩經》中，作為詩歌作品體現了更多的文學性，可是，其中所列我們可以看到一些實用的痕跡，譬如《詩•大雅•云漢》有“周余黎民，靡有孑遺”的表述，字面意思是人都死完了，漢代鄭玄的注釋中也就是這樣來說明的，其實這只能理解為死亡率很高，而不是真正的死亡凈盡。作為一種夸張表達，按照傳統的相關解釋，說這是周天子為了表示自己面對災難深入和誠懇的自我反省，通過夸張來顯示出檢討的嚴肅性。那么周天子把當時的一場旱災責任攬到自己頭上，這在今天有些費解，可是還原到當時的文化背景就可以理解，即在“天人合一”的文化系統中，人與自然本來就被看成是一體的，而“天子”代表了天命，更是天意的實施者和體現者。自然災害直接的原因是自然力，而從當時的文化角度看來，它也是天意的體現，通過災難來警告世人有不妥當的所作所為。天子如果不是直接的責任人的話，至少也負有“領導責任”。因此天子作出“罪己詔”是理所當然的。《云漢》一詩是否是當時周天子的檢討，缺乏相關的史料記述，并不能作出定論，但是可以說它的創作中的確有很明顯的實用表達的特點，這與作為審美的文學是有區別的。從《云漢》一詩來看，《詩經》中的大多數作品都體現了實用性特點是可能的，并不是專門文學研究者的孔子要花費心力編撰“詩三百”的原因，它涉及的主要不是文學問題，至少也是更大范圍的文化問題。應該說《詩經》的文學性相對淡化的特點，作為一個歷史事實不是什么問題，可是把這樣一種文學性并非首務的文本作為后世文學創作的范本，就有問題了。所以，在《詩經》作為文學經典的同時，后來的時代也不斷推出自己所在時代的新的文學作為范本。中國文學史有若干時代的詩歌選本，其實質都是仿效《詩經》的詩選格式作為文學的范本而不簡單的只是作為詩作的讀本。在清朝有了《唐詩三百首》詩歌選本，以至于有了俗語“熟讀《唐詩三百首》，不會吟詩也會吟”，仿佛沒有《詩經》的什么影響力了。從時代角度看，一般把先秦兩漢看成是中國文學史的第一階段，此后魏晉六朝則是第二階段，也就是魯迅所說的“文學自覺的時代”。

在此階段中，文學的形式化追求成為文學的大趨勢，而且在文學評價方面也以此作為依據，它完全不同于先秦以來“辭達而已也”的傳統。再到后來唐代韓愈發起的古文運動，則以回復到先秦傳統作為運動的宗旨，而實際上在散文方面還大體遵循此道，而在詩歌方面則格律詩的發展趨勢完全是改弦更張。這樣看來，就是作為一種理論上的價值圭臬，《詩經》是一直保持了不可置疑的尊嚴;可是作為一種可操作性的標準，它是被束之高閣，為人們所不聞不問的。這樣一種標準角度的錯位，必然會引起文學的價值評判方面的錯位。這種錯位伴隨著人的審美趣味的個體性差異，和人的具體的文學取舍相關，所以往往會被個人趣味方面的看法所遮蔽，忽略掉了其中包含的歷史文化內涵。但在一個大的歷史范圍，這種錯位就可以比較明顯地顯現出來。曾經有一位北京大學教授在談及自己的學術思想的變化時說:“大概是1979年，我們磕磕絆絆讀了夏志清的英文版《中國現代小說史》，越發相信我們自己的藝術判斷;張愛玲是不應被文學史遺忘的一位杰出小說家。”［1］這里的時間節點是1979年，也就是我們大的社會環境的改革開放剛好起步的時候，那個時候的中國現代文學史是“魯、郭、茅、巴、老、曹”的基本格局，帶有很強烈的意識形態色彩的評價傾向。對于遠離了革命文藝運動的沈從文的創作也是相對忽略的，對于寫作“鴛鴦蝴蝶”題材的張恨水等基本加以撻伐，而對和當時左聯有所齟齬的作家那是持以否定評價。在此背景下，張愛玲的小說可以劃歸到市民生活內容，這本身就不是現代文學史敘述的主線的脈絡，而她的家庭關系的特殊性再摻雜其中，顯然就成為她必然會受到冷遇或者被否定性評價的充分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