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袁杰 單位：貴陽醫學院社會科學部

一、文化的非限定性與人的存在方式的解讀

從古至今，文化概念沒有定論，文化界定含義頗多，從詞源學意義上看，文化乃“人文教化”之義。在中國，“文化”一詞古已有之，最早見于《周易•賁卦•象傳》的記載:“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在這里，“人文”與“化成天下”密切聯系，“文化”本義即“以文教化”，意即通過對人倫禮儀、道德秩序的認識，來教化民眾、治平天下。后來文化一詞幾經演變，成為一個多義概念。解釋學大師伽達默爾這樣說:“也許我們知道文化和自己息息相關，然而傾自己之所知也不見得足以講出文化是什么。”［1］(P1)

但無論文化含義怎樣嬗變，始終都沒偏離人文教化的本義。概而言之，文化是一種社會歷史現象，是社會歷史活動的積淀物，其中經由人類社會實踐升華而形成的世界觀、科學觀、人生觀、價值觀、審美觀等，是文化的核心內容。由此可知，文化是人類的一種生存方式。我們知道限定的基本含義是“確定……的界線或范圍”，相反，非限定性即具有“不確定……的界線或范圍”。文化的非限定性是指文化作為一種世界觀、科學觀、人生觀、價值觀、審美觀等，就其對人的“教化”的價值或意義而言具有不確定的界線或范圍，即文化對于人的影響作用具有非量化性或非確定性，其對人的影響不像單純的經濟發展可以進行量化和發展目標的設定。這一點，從文化概念的多義界定就可以了解。如果從文化是人的一種存在方式來看，情況似乎更為復雜。這正如中國著名哲學家孫正聿先生所說:“文化是人的存在方式。人類創造了把握世界的各種各樣的文化方式，諸如經驗的、常識的、神話的、宗教的、藝術的、倫理的、科學的、哲學的和實踐的文化方式。人類以文化的方式去把握世界，就形成了豐富多彩的、生生不已的人的文化世界，諸如宗教的世界、藝術的世界、倫理的世界、科學的世界等等。文化是人的生活世界”。［2］(P9)

由此可見，文化作為人的存在方式具有復雜性和不確定性，即非限定性。如果說從靜態的角度而言文化具有多義性的話，那么就文化的本義“人文教化”的動態而言，就恰是人類的存在方式，因為文化既是一個名詞，更是一個動詞。由于人類理想與現實之間的張力將恒久存在，“文化作為現實是既定的，而自我本身則是理想性的。自我的未規定性本性促使自我從未規定性向規定性過渡。相對于未規定性，規定性本身就是一種理想性，而理想的本性又是超越現實、否定現存事物的”。［3］(P153)

因此，作為人類求生存、求發展和不斷實現自身解放的動態的文化探求過程，文化的非限定性體現在整個人類文化的發展過程中。這個人類創造文化、實現自身價值的過程就是一個不斷從“既有世界”向“應有世界”轉化的過程。因為文化是由人所創造的，是人類所特有的社會歷史現象，是人類社會實踐的產物，是人之為人的標志。人所過的不只是一個自然人的生活，同時還是一個文化人的生活。人們存在于自然中，同時也存在于社會中，文化與社會是密切相關的，沒有社會就不會有文化。文化與人相伴而生，離開文化的人與離開人的文化都是不存在的。人的行為要靠人自己獲得的文化來支配，用屬于文化的知識、價值、意義支配自己的行為。“人的感性也好，人的理性也好，都是一種有文化內涵的東西。不僅僅理性是文化的產物，被理性所規范的感性也是如此”。［4］(P280)人用文化來充實自己，文化是人類特有的不同于動物的社會歷史現象，文化是人類特有的存在方式。

二、文化的非限定性與人的真善美

文化的非限定性注定其發展的超越性，因為“人是超越其所是的存在”，人生活于現實之中，但人卻總是不滿足自己的現實生活，總是追求把現實變成自己所要求的理想的現實。這就是屬人的文化的超越性的向度。人類文化所具有的超越性根源于人類實踐活動的超越性。人類實踐的這種“超越”的指向性也就是一個文化超越的過程，它要求人們通過對現實不斷地反思、批判和超越，建構一個理想的真善美的世界，維系并提升人的生命意義。人類文化植根于人類的實踐活動中，是以對理想的追求而去觀照現實和以對真善美的渴求去反思人類現實的一種存在。正如米切爾•蘭德曼所說:“如果沒有人去充實理想，文化將不存在;但是，沒有文化，人也就什么都不是。”［5］(P208)

人類為了滿足自己的需要，就要去探索世界“為何如此”———求真;去追尋世界“應當怎樣”———向善;去實現“合規律性”(真)與“合目的性”(善)的統一———尚美。也就是以科學、道德、審美三者統一的全面尺度對現實世界進行反思、批判和超越，才能把世界變成對人類來說是真善美統一的世界。而真善美統一世界的理想的實現是具有超越性的人類實踐活動。“這是因為:人創造了自己，并永遠創造著自己，人永遠是超越自身存在的未完成的存在;人創造了自己的世界，并永遠創造著自己的世界，人的世界永遠是超越既成狀態的未完成的存在”。［6］(P196)這恰恰證明作為人類存在方式的文化，在“教化”的實踐過程中，具有其發展趨勢和價值意義的非限定性的開放性的特質。這正如德國著名哲學家和哲學史家恩斯特•卡西爾說，“作為一個整體的人類文化，可以被稱之為不斷自我解放的歷程”。“人是歷史性的存在，因而人是創造性的存在，開放性的存在，理想性的存在”。［7］(P166)列寧指出:“世界不會滿足人，人決心以自己的行動來改變世界。”［8］(P229)

馬克思說:“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于改變世界。”［9］(P57)馬克思認為，文化構成了人的存在方式，文化的“教化”是一個人類為不斷實現自身解放，以真、善、美的價值理想為核心的文化探求過程。因此，人類對“真”的追求，并不僅僅是為了獲得某種“普遍必然性”的知識，從而對世界的多樣性作出解釋。人類求真的深層底蘊在于向善。人類的偉大就在于不斷地以自己把握世界的各種方式去創造對人來說是真、善、美相統一的理想世界。因而作為文化具體表征的真善美，就具了某種非限定性，即文化對于人的影響具有的非量化性或非確定性。胡錦濤總書記在《中共中央關于深化文化體制改革的決定》中，也只是講，“為把我國建設成為社會主義文化強國而努力奮斗!”并沒有作出具體的量化規定，就算我們在文化建設經費的支出中，在文化設施建設的數量上具有一些量化性的規定，但文化“教化”功能所產生的價值意義也是難以進行量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