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龍遠蔚 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少數民族經濟研究室

畬族是分布在我國東南部沿海地區的一個少數民族。80年代以來,處于改革開放前沿的東南部沿海地區的經濟社會取得了迅猛發展,無論是發展速度還是發展質量,都大大地優于我國內陸或中西部地區。因此,在相同的時期內,東南部沿海地區所經歷的社會經濟變革要比中西部地區深刻得多。作為東南部沿海發達地區的少數民族,畬族的發展變化及其發展的經驗和教訓,無疑對主要分布在西部地區的少數民族有著重要的借鑒意義。福安市是我國畬族聚居人口最多的地區。相對于全國來說,福安市位于我國的東南部沿海發達地區,但就福建省而言,福安市則屬于全省比較落后的閩東地區;而福安市的畬族與我國南方的大多數少數民族一樣,主要分布在經濟社會發展條件較差的山區。可以說,福安市畬族的發展狀況大體上是我國畬族發展的一個縮影。

一、畬族鄉村經濟的基本特征

福安市的畬族主要分布在鄉村,呈“大分散、小聚居”的分布特征。“大分散”即全市19個鄉鎮的429個行政村有畬族人口分布,占全市行政村總數的96%;“小聚居”是指畬族主要集中聚居在721個自然村,占全市自然村總數的34.2%。因此,可以說畬族經濟基本上是一種鄉村經濟。進入90年代后,福安畬族鄉村經濟發展速度明顯加快,年均增長速度由1990年以前的幾個百分點提高到10個以上百分點,與我國的經濟增長速度大體同步。以康厝畬族鄉為例:該鄉1983—1990年的農業總產值年均遞增2.69%,而1991—1996年則達到12.84%,年均遞增速度提高了3.77倍;工業產值的年均增長速度則超過了30%,顯示了強勁的發展勢頭。在經濟高速增長的情況下,鄉村居民的收入有了大幅度提高。根據福安市統計局提供的數據,康厝、穆云、坂中三個畬族鄉的農民人均純收入,分別由1990年的605元、566元、644元提高到1996年的1600元、1780元和2013元,增長了1.64—2.13倍。不可否認,畬族鄉村經濟的發展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同時也應當清醒地認識到,畬族鄉村經濟與全市的經濟發展還有較大的差距。經過實地考察畬族鄉村居民的生產生活,我們認為畬族經濟社會有如下幾個特征。

1•畬族村基本上無工業。福安畬族以“大分散”的方式聚居在各自然村(或行政村),除個別村外,畬族自然村基本上都分布在山區,地理環境較差,缺乏辦工業的基礎條件,故畬族村基本上無工業。盡管福安市政府在坂中畬族鄉設立了工業區,建立了穆陽民族經濟開發區和鐵湖畬族經濟開發區,但都與畬族村經濟的關聯度不大。甚至以鐵湖畬族村命名、在該村地盤開辦的鐵湖畬族經濟開發區,其開發區的工業亦與鐵湖村經濟沒有任何關系,村委會不參與開發區的管理,不享受開發區的利潤分成,也沒有一名鐵湖村居民在開發區的工廠就業。1996年鐵湖村經濟總收入的81.72%依然來自農業,這個比率是相當高的。三個畬族鄉雖然也有一些工業,但基本上都是鄉政府及其周圍村莊的私人或村集體開辦的,與山區的畬族村沒有什么關系。

2•畬族村居民的溫飽問題已基本解決。福安畬族鄉村普遍重視糧食生產,并且不斷地強化糧食的基礎地位,始終堅持農村產業結構的調整必須以穩定糧食生產為前提的原則。與農村改革之初相比,一般畬族鄉村的糧食種植面積都沒有減少。如康厝畬族鄉1996年的糧食種植面積達39,800畝,比1983年增加了12.79%;糧食種植面積占全鄉農作物播種面積的83.49%,僅比1983年減少了4.66個百分點。這個比例在我國南方農村來說是相當高的。作為“小康明星村”的鐵湖畬族村,1996年糧食種植面積也占全村農作物播種面積的81.06%。隨著雜優水稻等優良品種的廣泛使用,糧食的產量得到大幅度提高,不僅解決了糧食問題,而且還有了比較牢固的基礎。目前,畬族鄉村居民的人均口糧大多數都在300—400公斤之間,少的也在250公斤以上,吃飯已不成為問題。1997年糧食大豐收后,福安市的糧食市場價格比國家的定購糧收購價低15%(50公斤稻谷約低10元)左右,政府糧食收購部門反而要按合同定購糧的數量每50公斤稻谷向農戶返回10元錢,這是歷史上從未有過的現象。絕大多數畬族村居民的穿著也比較好,尤其是青少年和兒童,其穿著與都市的同齡人沒有什么區別。但畬族居民的住房條件還普遍較差。

3•農業生產比較落后,仍處在自給階段。畬族村基本上都處在山區,農田以山垅田、梯田為主,且狹小而分散,大塊的水田不過一分,小塊水田僅一張桌面般大小,所以絕大多數農田都無法使用機械或畜耕,只能靠手工勞動,甚至像犁田、耙田這樣的農活也要用田鋤完成。收割、打谷也基本上沿襲歷史上的傳統方法。據福安市民委1991年4月對25個畬族行政村的調查,這25個行政村僅有4臺手扶拖拉機,①而且這幾臺手扶拖拉機主要是用于運輸,不是用于田間耕作。因此畬族村農業的主要生產工具與50年代相比沒有什么變化。推動糧食產量增長的主要手段是靠良種的推廣、水利條件的改善、化肥的廣泛使用和農民植保技術的提高。以手工勞動為基礎的農耕技術,其生產也必然是自給型的。手工勞動也使得農業耕作粗放。例如,許多畬族村只種植單季稻,而且水稻收割后很少種植冬季作物,一般都是用水泡田,以便第二年鋤田、耙田時方便些。若不泡田,第二年鋤田、耙田都很麻煩。但這就降低了農田的使用效率,同時也與周圍的漢族聚居村形成了鮮明的反差。例如,在鐵湖行政村的4個自然村中,畬族聚居的鐵湖、滿洋、巖角亭3個自然村冬季都是用水泡田,農田都是空閑的;而漢族聚居的高坂村則在冬季空閑的稻田里種植蔬菜、搭暖棚種植花卉,一片忙碌。畜牧業生產亦然。作為農戶家庭收入重要來源的生豬和家禽飼養,在我國南方的許多地區,包括部分少數民族地區農村,從90年代初已開始根據生豬和家禽的不同品種及不同生長期,廣泛地使用各種不同的專用飼料,從而提高了畜牧業的經濟效益,同時也克服了環境和資源的約束,通過規模化生產增加了家庭收入。然而,在福安市的畬族村,則基本上仍然沿襲著傳統的畜牧業生產方式:直接用稻谷喂雞鴨,將番薯藤切碎混合米糠或糧食經熬煮后喂豬等,在觀念上還未能擺脫“買飼料要花錢,番薯藤是自己種的,不用花錢”的習慣思維,結果依然是每個畬族農家都養幾只至十幾只雞鴨,養一兩頭豬,與十幾年前的家庭經營沒有什么區別。在福安的畬族村,畜牧業占農業總收入的比例都較低,如鐵湖村畜牧業收入僅占農業總收入的6.39%,鳳洋村占17.85%,康厝畬族鄉占17.24%,而我國南方農村一般都占25%以上。除了虎頭、溪塔等個別畬族村外,水果、茶葉等主要農產品的生產也基本上是零星、分散的,遠沒有形成規模生產。而沒有規模化,也就沒有農業的產業化,也就難以形成高產、優質、高效的現代農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