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安秀偉 單位：山東師范大學政治法律學院

在當代全球化發展的背景下，生態環境問題具有全球的性質，成為全球性問題。中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正處于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重要時期，因此，及時制定和平發展的生態戰略，既是為了中國，也是為解決全球環境問題作出貢獻，這是中國政府和人民的責任。

一、樹立“綠色GDP”的觀念，實施綠色發展

所謂綠色發展之路，就是強調經濟發展與保護環境的統一和協調，即更加積極的、以人為本的可持續發展之路。綠色發展將是支撐中國崛起的發展模式，綠色發展模式與中國領導人提出的科學發展觀是一脈相承、相輔相成的，綠色發展應被視為第三發表展戰略的核心。綠色發展需要使用綠色GDP核算發展成績。實行綠色GDP是實行綠色發展的重要衡量指標，它意味著從傳統的大量消耗資源排放污染的名義GDP核算單位轉向扣除自然與環境成本的綠色GDP。

綠色發展的目標是：有效地控制人口增長，促進人均收入水平提高，收入分配平等指數上升，貧困人口減少，水的使用量有所下降，用水的效率明顯提高，二氧化碳的排放不斷減少，水的污染有所控制，空氣污染有所控制，生態系統進一步改善，森林面積增加，林木蓄積量擴大，草原有所恢復，水土流失得到治理，從而為中國崛起奠定堅實的基礎。在這一基礎上，2020年中國非傳統發展模式的基本目標設定為“增長、強國、富民、國家安全、提高國際競爭力、可持續發展”六大目標。走綠色發展之路，中國應采取如下對策：在能源政策方面，要努力轉變主導能源，實現從“骯臟能源”為主的能源消費結構轉向“清潔能源”為主的能源消費結構，大幅度削減煤炭的需求與使用量；進口或輸入天然氣，采用進口液化天然氣，以天然氣取代煤炭，大幅度提高天然氣使用率和普及率；采用清潔煤技術，減少煤炭消費和二氧化碳的排放；提高能源使用效率；限制本地發電廠電量規模，使用外地或進口電力；鼓勵使用太陽能、風能和潮汐能（實行零增值稅）。

在環保政策方面，要確立減少二氧化硫排放量控制指標；確立交通部門氮化物排放量控制指標；確立機動車鉛排放量的控制指標；確立所有部門氮化物和鉛排放控制指標；征收二氧化碳排放稅和其它污染氣體排放稅。在工業發展方面，要全面清理污染環境的各類企業，充分利用生產能力過剩、產業結構調整的大好時機，大規模關閉一批工藝技術落后、能耗和物耗高、污染嚴重的小企業，壓縮淘汰落后的生產能力，使產業結構得到優化。在農業發展方面，要實現農業結構由“以糧為綱”轉向“多元化農業”。具體地說，大幅度削減糧食播種面積，實行退耕還林、退耕還草、退耕還湖；按照生態系統功能發展多元化的農業、林業、果樹業、牧業、養殖業、水產業；大力發展綠色食品、綠色植物、綠色藥品等高附加值、無公害、市場需求潛力大的農產品；大力發展符合國際標準、具有國際市場競爭力的農產品及其加工品出口。在貿易發展方面，要提高環境標準，抵御綠色壁壘。中國在發達國家建立的綠色壁壘面前已經付出了代價，特別是中國的農產品和輕工產品受損尤為嚴重。聯合國的一份統計資料表明，中國每年有74億美元的出口商品受到綠色壁壘的不利影響。

二、加強生態和環境保護的國際合作

鑒于中國環境污染的負面影響已經引起了國際社會的高度關注，加強生態和環境保護的國際合作更應成為中國生態戰略的重要內容。

1.尊重國際機構的權威，積極參與國際環境保護工作

環境問題所具有的全球性、依存性等特點，要求解決全球環境問題必須有超越民族國家的全球性國際合作與協調機制。有效的國際合作與協調機制必須以某個或某些國際機構為載體。在當前國際社會還沒有建立起一個全球環境管理機構的情況下，應該充分發揮現有國際機構，特別是聯合國，世界銀行和世界貿易組織等組織的協調功能。聯合國作為當今功能最完善、最具權威性的國際政治經濟組織，應該繼續擔當全球環境協調與合作的重任。其下屬的環境規劃署和可持續發展委員會等機構，在國際環境立法和監督各國可持續發展行動方案落實等方面起著關鍵性的作用。但由于一些國家缺乏應有的遠見，使聯合國的協調作用受到一定的局限。未來聯合國應該注重自身的制度創新和組織創新，以適應全球環境治理與可持續發展的需要。世界銀行是全球實施《21世紀議程》的主要金融支持機構，它以消除全球貧困為最高宗旨，對全球特別是發展中國家的社會經濟發展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世界銀行的環境保護政策包括五個方面，即：環境評價、大壩安全、林業、自然棲息地和病蟲害管理。[1]世界銀行的許多環境保護政策對中國的環境保護工作具有非常大的借鑒意義。WTO作為全球“經濟聯合國”，現有143個國家和地區成員，在國際社會有著廣泛的影響力和號召力。WTO多邊回合談判結果及所簽多邊協議對各成員國都具有一定的約束力。WTO應以其巨大的凝聚力和吸引力，通過其下屬的貿易與環境委員會來致力于推動國際貿易與環境合作的協調發展，并將“環境保護與可持續發展”作為長期目標，以其能帶來的近期經濟利益吸引更多的國家自覺自愿地參與國際環境保護組織，履行多邊環境公約，有效解決環境爭端，從而長遠地維護自身的環境利益。[2]

2.發揮中國作為大國的影響力，推動國際合作的多樣化

中國是聯合國的常任理事國，更是亞洲第一大國，在許多重大國際事務中都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當然，中國的大國作用并不是不受約束的，由于當今世界政治格局多極化，第三世界國家興起，大國的力量除了彼此間可以相互制衡外，還不得不考慮第三世界國家的呼聲與需求。平等是合作的基礎，合作是相互競爭與交易的結果，義務的承擔意味著獲得相應的收益或者說是補償，中國應當積極團結廣大的第三世界國家，使發達國家尊重發展中國家的主權與發展需要，承擔“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并在經濟、金融、技術等領域對發展中國家提供援助，加強其自身能力的建設。推動國際環境合作由非正式走向正式，由雙邊、多邊、區域性合作走向全球合作，重視發揮非官方機構合作的作用，加強中國與其他國家高校間、民間的交流與合作。國際合作的動態平衡性及其長期性意味著國際合作不可能一蹴而就，環境問題往往是許多矛盾交織而涉及到眾多的利益，不可能一勞永逸。因此，國際合作還需要各國不斷在談判協商中摸索實踐，在不斷的溝通中一步步地克服偏見、達成共識。[3]國際合作不排斥權力，但合作需要對權力進行規范化與制度化，霸權傾向需要有制度進行制約，共同理念需要有制度加以實施，合作只有制度化才能獲得穩定可靠的保證。只有這樣，合作參與者才可以放心合作而不必太多地顧慮政治風險與長遠利益的不確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