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肖軍 文啟湘 王貴森 單位：西安外國語大學 西安交通大學經濟與金融學院

引言

西部的生態環境對我國構建“兩型社會”，實現生態和諧至關重要。陜西是全國生態極度脆弱的七個省份之一，資源相對富集與短缺并存，生態消費發展滯后，環境問題突出且區域發展不均衡。陜西環境保護方面還面臨著嚴峻的形勢，以城市為中心的環境污染正在加劇，并逐步向農村蔓延，生態環境破壞的范圍仍在擴大，資源破壞與浪費現象有增無減，影響了人民群眾的生活和健康。本文構建了生態消費模式評價指標體系，對陜西省的生態消費發展狀況進行了評價，分析了陜西省生態消費發展滯后的原因，并據此提出改進的對策建議。

一、生態消費模式的內涵

國內外學者對生態消費模式的內涵有較一致的看法，認為生態消費模式是建立在人與自然、經濟、社會協調發展基礎上的消費模式，在消費過程中有具備生態消費觀念和消費能力的消費者，呈現出適度的消費規模及科學的消費結構，遵循公平的消費原則，消費生態型的商品，對資源環境的影響達到最小［1］。筆者認為陜西省生態消費模式應涵蓋以下層面的內容:①體現出人們消費活動的主要內容及生活消費的質與量的內在規定性。②立足陜西，反映陜西省的省情省力。因為省情省力是進行重大消費決策的依據。③揭示生態消費的內在規律，準確評價陜西省消費經濟的運行軌跡和發展態勢，體現發展的原則，從而有利于政府有關部門對消費領域作出正確的調控措施等。因此，陜西省生態消費模式可以預擬為:建立在人類、自然、社會與經濟和諧統一的基礎上的，以實現可持續消費為目的，消費主體、消費客體及消費過程和結果都呈現生態化特征，保證人與自然、經濟、社會協調發展，試圖為陜西省的生態消費運行與發展過程中的準則、規范、制度、方式和機制等作出的理論概括與實踐總結。

二、生態消費模式評價指標體系構建及其權重的確定

對消費模式生態化程度的測評，實質上也就是評價生態消費模式實現的程度。消費模式生態化程度的綜合評價是一個涉及消費、資源環境、經濟社會及環境保護等系統的各個方面協調發展的復雜問題，由于各因素間相互影響、相互聯系，因此有必要把生態消費模式視為一個層次多變的有機體。評價指標的設置不僅要包含消費環節的指標，而且還要有由經濟、社會、資源和環境等各個子系統構成的復合體系的指標。

1．生態消費模式評價指標體系構建本文以系統科學理論為指導，將生態消費模式分為消費可持續性子系統、社會發展和科技進步子系統、資源環境子系統、環境保護與生態平衡子系統四個子系統用于測量生態消費模式的發展程度。其中，消費可持續性子系統主要反映人們生活消費的可持續的水平及程度;社會發展和科技進步子系統主要是衡量現有的社會環境是否有利于生態消費模式的推行，而發展生態消費模式也是為了實現經濟社會的不斷發展，推進科技進步，最終實現人類經濟、社會、生態復合系統的可持續發展;資源環境子系統主要衡量人們對現有資源的開發、利用情況;環境保護與生態平衡子系統主要衡量人們在消費過程中對環境的保護程度。然后將每個子系統根據其屬性分解成具體的構成要素，并用具體可測量的指標加以描述，以建立遞階層次結構［2］。為較好地測度生態消費模式的發展程度，單項指標的選擇必須既有代表性又便于測度且內涵豐富。通過對消費模式相關評價指標收集、整理、比較的基礎上，運用理論分析法、頻度統計法等，遵循代表性、科學性、系統性、層次性、全面性及可測量性的原則，選擇了與生態消費的內涵及特征相關的指標，并結合指標的重要性、完備性及數據的可得性，本文最終選取了41個單項指標構成了生態消費模式的評價指標體系。

2．生態消費模式評價指標體系權重的確定在多指標綜合評價中，權重的合理分配是量化評估的關鍵，為減少主觀因素的影響，本文選取熵權系數法確定各評價指標的權重。根據熵的可加性，可利用下層層級指標的權值，按比例來確定對應的上層層級指標的權重數值。將陜西省的具體數據標準化后代入計算，可得陜西省生態消費模式各單項評價指標的權重及各分類評價指標的相應權重。本研究的主要數據來源于《陜西統計年鑒》、《陜西六十年年鑒》、《環境統計年鑒》、《陜西省環境質量公報》。在收集陜西省1999—2009年各項具體指標數據的基礎上，根據熵權系數法的計算步驟，計算結果如表1所示:

三、陜西省生態消費發展狀況評價結果及分析

根據生態消費模式各分類指標評價的計算方法，將上節計算出的各子系統權重值與標準化處理后的陜西省數據值進行相應計算，得出1999—2009年陜西省各子系統生態消費可持續度和總系統的生態消費可持續度的計算結果，匯總如表2所示:從圖中可以看出，陜西省生態消費發展狀況總體上呈上升趨勢，說明陜西省的整體發展狀況較好。但是，從各子系統的發展趨勢來看，許多地方仍有待改進。

1．消費可持續性指標陜西省地處西北，地理位置不十分優越，貧困仍是造成消費不可持續的一個重要原因。陜西省農村的恩格爾系數1999年為47．6，直到2005年還是在42．0左右徘徊，之后幾年間降至40．0以內。同時城市人均消費支出中娛樂、教育文化的比重不高，1999年為12．4%，直到2009年也只有13．4%，說明居民仍是注重物質消費。因此，應不斷促進經濟發展，提高人們的基本生活水平，從而最終減少對環境資源的依賴和破壞。

2．資源環境指標資源的開發利用情況曲線起伏較大。從表中可以看出在2002年至2004年間呈上升的趨勢，2003年至2005年有所回落，繼而緩慢上升。這主要是由于能源消費的增長速度及彈性系數變化都比較大，能源消費的增長速度在1999年是8．4，而2000、2001年分別是1．26、15．96，2004年達到19．73，之后緩慢降低到2009年的8．44;能源消費彈性系數也由1999年的0．875，降到2000年的0．12，2001年升至1．63，直到2009年降到0．62。說明隨著科技水平的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也得到了提高，但總體來看，還是有可以改進的地方。人均濕地面積由1999年的4．25(公頃/人)緩慢增至2009年的4．45(公頃/人)，人均耕地面積由1999年的1．42(公頃/人)緩慢增至2009年的1．61(公頃/人)。還是要進一步增加資源的儲蓄量，并提高資源利用率，以不斷實現可持續消費。

3．環境保護與生態平衡指標環境保護和生態平衡指標在1999———2003年間有大的起伏，特別是在2003年間環境污染與破壞事故次數高達119起，城市人均公綠地面積1999是5．02，此后幾年僅為4．2，4．5，4．04，4．3，4．51，直到2005年才又升至5．11，但環境保護和生態平衡指標總體上仍是不斷上升的，如“三廢”綜合利用產品產值1999年是38589萬元，2009年已達222059萬元;污水處理率也由1999年的15．4%提高到2009年的40．21%，表明人們的消費模式對資源、環境的保護程度不斷加強，消費模式向生態化方向轉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