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鄭娟 邢孟軍 單位：寧波工程學院 寧波市社會科學院

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鄧小平先后視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沿途發表一系列重要談話，這些談話被稱作“南方談話”，它深刻回答了長期以來束縛著人們思想的許多重大認識問題，其主要精神在黨的十四大報告中又得到進一步闡釋，從而把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推進到又一個新的階段。在“南方談話”已經過去整整二十年的今天，認真溫習其主要內容，從政治倫理學的角度深刻領會其價值內涵，對于開啟新一輪政治、經濟和社會領域的改革，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鄧小平“南方談話”的政治倫理價值內涵

政治倫理一方面研究憲法、政體的倫理特征，另一方面探求政治論爭的道德內涵。隨著應用倫理學的興起，有關社會財富公正分配的問題也已成為政治倫理學的一個核心內容。“南方談話”的內涵非常豐富，其中就蘊含著鄧小平對社會財富公正分配問題，諸如價值目標、實現方式、制度保障等方面的豐富解讀。

（一）以最終達到共同富裕為價值實現目標早在春秋時期，著名政治家管仲就曾指出：“凡治國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則易治也，民貧則難治也。”鄧小平清醒地認識到，只有盡快滿足人民群眾對迅速發展經濟、盡快提高生活水平的強烈愿望，才能真正鞏固共產黨的執政地位和社會主義制度。他在“南方談話”中揭示社會主義的本質時，把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消除兩極分化作為手段，把“最終達到共同富裕”作為目的，明確指出：“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制度不能動搖的原則”，“走社會主義道路，就是要逐步實現共同富裕。”社會主義不僅強調要解放和發展生產力，而且強調人民創造的財富屬于人民，應該為人民共享，要把共同富裕作為社會主義的價值實現目標。實現共同富裕并不是不顧社會發展階段而倡導同步富裕，鄧小平深刻地認識到了這一點。他在“南方談話”中重點強調，共同富裕是一個漸進的、需要逐步實現的發展過程。他指出：“共同富裕的構想是這樣提出的：一部分地區有條件先發展起來，一部分地區發展慢點，先發展起來的地區帶動后發展的地區，最終達到共同富裕。如果富的愈來愈富，窮的愈來愈窮，兩極分化就會產生，而社會主義制度就應該而且能夠避免兩極分化。”鄧小平還明確提出逐步實現共同富裕的時間節點和實踐舉措，到二十世紀末達到小康社會的時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決這個問題，“就是先富起來的地區多交點利稅，支持貧困地區的發展。”鄧小平還把共同富裕提高到政治高度，他認為，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重要體現，是社會主義經濟制度自身固有的道德價值，也是社會主義政治最根本的價值目標。“如果經濟發展老是停留在低速度，生活水平就很難提高。……這不只是經濟問題，實際上是個政治問題。”鄧小平對社會主義“富”的本質及其道德上的合理性予以科學論證和辯護，他認為，“富”體現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顯示社會主義制度的善，只有實現共同富裕，社會主義制度才能得到人民的擁護，才能因此繼續存在下去。共同富裕不僅僅是一個純粹的經濟問題，同樣也是一個關系黨和國家前途命運的重大政治問題，是我們黨和全國人民始終追求和長期奮斗的價值實現目標，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不懈的價值追求。

（二）以“三個有利于”為實現價值目標的判斷標準價值判斷標準是價值觀的重要內容。在“南方談話”中，鄧小平用鮮明的語言概括了“三個有利于”的價值判斷標準，他指出：“改革開放邁不開步子，不敢闖，說來說去就是怕資本主義的東西多了，走了資本主義道路。要害是姓‘資’還是姓‘社’的問題。判斷的標準，應該主要看是否有利于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于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鄧小平的這個論述具有重要的思想解放意義，徹底突破了原有的姓“資”姓“社”價值標準論，進而成為判斷工作是非得失的根本價值標準。這三個標準互為前提，互為媒介，共同構成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比較完整的價值判斷標準。[4]“三個有利于”揭示了對黨的執政能力的的評價，歸根結底必須以有利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為出發點和落腳點。中國共產黨來源于人民，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先鋒隊。因此，黨的道德基礎和道德目標也必須以人民為主體，否則就會導致黨的異化。歷史唯物主義認為，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是推動社會發展的決定性力量，當然也應當是社會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享受者。“三個有利于”標準中，人民利益標準是最高的價值標準，生產力的發展，經濟增長，國力增強，都要最終體現到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上，體現為人民的生活逐步地好起來。社會主義社會的一切價值都是人民群眾創造的，人民是價值創造主體，當然也是價值評價主體。社會主義及其執政黨的政策好與不好，是要由人民群眾來評價的。鄧小平在“南方談話”中指出，要“使人民感到我們真心誠意搞改革開放。人民是看實踐。人民一看，還是社會主義好，還是改革開放好，我們的事業就會萬古長青！”只有從“三個有利于”的判斷標準出發，我們才可能對是非善惡有一個相對客觀的評價，而不至于陷入道德相對主義和毫無頭緒的爭論之中。

（三）以發展經濟為實現價值目標的物質保障社會主義制度建立后，中國人民在政治上實現了翻身做主，其根本利益由推翻剝削壓迫，轉變為實現國強民富。但由于復雜的國內外環境影響，我國社會主義建設一度走入誤區，“以階級斗爭為綱”、“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幾乎成了社會發展的單一向度，嚴重阻礙了社會發展進步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十一屆三中全會后，以鄧小平為核心的中央第二代領導集體果斷提出把工作中心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強調“經濟工作是當前最大的政治，經濟問題是壓倒一切的政治問題”。“南方談話”充分表明了鄧小平對經濟工作的高度重視，他明確指出，要“抓住時機，發展自己，關鍵是發展經濟。現在，周邊一些國家和地區經濟發展比我們快，如果我們不發展或發展得太慢，老百姓一比較就有問題了。所以，能發展就不要阻擋，有條件的地方要盡可能搞快點”。鄧小平走出單憑道德力量調動人民積極性的認識誤區，強調要引入利益驅動機制和市場競爭機制。他指出，我國多年經濟建設的經驗和教訓已經證明，高度計劃經濟條件下的平均主義分配方式，嚴重壓抑了廣大人民群眾的積極性和創造力，其結果是共同貧窮。而打破平均主義，最好的辦法是以市場機制代替高度集中的計劃機制，通過市場辦法來解決。鄧小平大膽提出：“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計劃經濟不等于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于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市場經濟既是我國經濟發展的必由之路，也是實現人民利益快速發展的有效途徑。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承認人們具有追求物質利益的動機，通過公平競爭機制，可以最大限度地激發社會成員的積極性和創造性，為經濟發展提供動力。鄧小平把目標、政策、手段、措施合而為一，用經濟手段解決政治問題，在執政方式的選擇方面有著不可辯駁的有效性，使執政為民理念更現實、更直接、更有效。鄧小平盡管高度重視發展經濟，但并沒有陷入經濟主義的泥淖。鄧小平畢竟是個偉大的政治家，在他心目中，發展經濟的目的還在于發展社會主義，走共同富裕之路，“南方談話”的核心仍然是堅持黨的基本路線。鄧小平指出：“不堅持社會主義，不改革開放，不發展經濟，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條”；以“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為核心的基本路線，“要管一百年，動搖不得。只有堅持這條路線，人民才會相信你，擁護你，誰要改變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老百姓不答應，誰就會被打倒。”鄧小平始終把發展作為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積極推進經濟體制改革，健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強調要在加快經濟發展的基礎上，逐步使人民過上富裕生活，充分享受改革發展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