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蔡達麗 單位：中山大學人文科學學院

一、非遺保護困境與出路的研究范式探析

非物質文化遺產(簡稱“非遺”)在當代情境之下如何操作方可絕地反擊是目前大熱的一個思考向度，一時間眾說紛紜，大有“百家爭鳴”之勢。筆者認為，對于現存的種類繁多而看似彼此互不相關的多種非遺保護困境與出路探析提法，均可以根據其研究方式歸入兩類范式:“邏輯學范式”和“現象學范式”。“邏輯學范式”的思考向度是抽取出最簡單的共同范式。其研究方式注重于從紛繁雜多的內容分析現場中抽離出一個具有普遍適應性的“公式”，以逐漸形成一個規范體系。“邏輯學范式”的優點在于可以使非遺保護工作規范化、步驟化、框架化，使得非遺保護實踐確實做到“有方法可循”，在實際操作中具有廣泛的重要意義。但其封閉性空間向度與無實質內容的理想框架形式，往往會導致非遺保護或是落入模式化了的框架之中，使實際保護實踐敷衍了事真正的非遺保護越走越遠;或是使得非遺保護受制于主流話語權的操控之中，對非遺進行潛移默化的意識滲透，使得保護手段異化成為破壞手段，“偽文化”或“被同質化”、“物化”的非遺層出不窮。［1］“現象學范式”則是采取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做法，從個案的現象本身入手以期最終抵達本質層面。“現象學范式”采取消解中心、解放思想、逃離權威的做法，其在實踐中往往跨學科進行個案分析，拒絕對所有個案采取統一對策。但“現象學范式”本身也并非盡善盡美，其缺陷在于容易導致某種離散與互不相關。“現象學范式”將非遺保護個案獨立于非遺保護體系之外運作，其看不到總體保護體系，未能及時有效地借鑒體系之內早已存在的優秀經驗與經驗教訓。［2］為了避免論述偏頗的弊病，較為理想的做法便是借用劉勰《文心雕龍》所提的“唯務折衷”方式，綜合此二范式之所長，對非遺在當前時代視域中的傳承保護之困境與出路加以探析，以期為瀕危非遺項目的保護工作提供全面、具體、恰到好處的思路整合。

二、“邏輯學范式”探析

(一)“無人的非遺”

“無人的非遺”困境主要表現在傳承主體的缺失與保護主體的越俎代庖之上。非遺傳承鏈的斷裂問題往往是導致特定非遺個案瀕危的直接因素。非遺保護應當采取“保護主體搭臺，傳承主體唱戲”的形式。在此，非遺的傳承主體直指非遺傳承人，而保護主體則是一個涵括了政府與其他民間相關群體在內的概念。首先，傳承主體應當自覺擔當起非遺保護實踐的“唱戲”主角要務。當非遺的傳承主體無有效性的保護作為時，保護主體再如何努力都回天乏術、收效甚微。在工業化、城市化進程加速的當代情境之下，非遺傳承主體往往會因為缺失一種對于文化體認的自覺而導致特定非遺個案的“邊緣化”危機。在此，必須警惕本族文化在非遺傳承保護中“被精英化”的陷阱。在此，“民族認同”是個重要的心理無意識表征層面，指涉“在民族互動過程中以民族間的差異性為基礎而產生的”。［3］換言之，“民族認同即社會成員對自己民族歸屬的認知和感情依附”。［4］缺乏最基本的民族文化感知基礎，是導致非遺保護傳承日漸力不從心的直接原因。非遺保護傳承的重要性在于，它可以使文化視闕下的集體智慧結晶及核心價值觀獲得其在公眾心理認同機制中的合法性與穿透力，繼而將“民族凝聚力”透過“創新傳承”模式與“審美教育”的純粹向度自然內化。于是乎，在保護傳承實踐運作中，非遺所包孕的文化自覺與文化自信因子便于潛移默化中重構中華民族文化之時代精神內核，契合時代語境的嶄新可持續發展模式應運而生。要走出“無人的非遺”困境，我們應當首先聚焦于培養非遺傳承主體的“民族認同”上。其次，保護主體的適度協助是非遺保護傳承工作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當前，非遺保護傳承作為一個尷尬的在場，經受著雙重壓迫———“后現代”的解構與“精英文化”的意識形態滲透。針對此況，傳承主體應當各司其職，各顯神通，共同為非遺的傳承保護實踐“搭臺”。同時，在“后申遺時代”，傳承主體必須警惕一個職權行使的“度”的問題，切勿越俎代庖，喧賓奪主。如在政府方面，其正確的向度應當是采取高屋建瓴、總攬全局的“引導式”做法，集中全社會的物力財力資源以建構非遺的有效性保護傳承空間。政府作為“領路人”，可出臺相關的法律法規或相關政策，直接開展針對“傳承主體”的評選、認定與培訓工作，試行新型的教育理念而將傳統的“師徒傳承”觀念拓展為“師生傳承”方式，或面向更為廣義層面的社會受眾而進行非遺相關知識的社會普及活動等，諸如此類的舉措均對杜絕“無人的非遺”窘境具積極意義。綜上，對抗“無人的非遺”的保護困境必須綜合調動非遺傳承主體與保護主體的主動積極性，并能確實保證“權職分明，和而不同”的保護實踐局面。

(二)“物化的非遺”

針對非遺精神性、抽象性、無形性的特質，當代的非遺保護實踐往往借助科技手段將其轉換為具體的有形物質形式。在這樣一個過程中，存在一個非遺“物化”的困境問題———高科技對于非遺本身文化內涵的“凍結式保護”模式運作以及“保護性破壞”行為。首先，非遺項目被“凍結式”地保存于博物館、檔案館、數據庫之中成為人們凝固的記憶標本是個較為普遍化的運作陷阱。“凍結式保護”將非遺的序列邊緣人為關閉，徹底隔斷其時間與空間的維系，而將其視為一個獨立自足的統一運作系統，如此保護行徑實則變相提前宣告了非遺的消亡。其次，“物化的非遺”往往可能將某些意識形態層面上的分歧淡化、隱去，乃至于完全消解。扎根于“傳統”與“自然”的非遺，以原始樸素的純粹生命體驗為思維向度，其基礎意識層印記著人類童真時期的隱喻式的原初符號表達———巫術、圖騰崇拜、神話傳說等。這些因子似乎與“科學”話語主導的時代視閾格格不入。而當非遺訴諸科技手段進入“物化”程式之中時，這些因素被人為地遮蔽了。我們現在所知道的非遺相關信息，大抵都是帶上明顯官方印記的“贊歌”與震撼人心的“呼吁”，但對神秘、未經“物化”浸漬的非遺卻知之甚少。要抵達真實，只有直面現場，身臨其境地到特定的非遺知識承載空間中進行考察，否則其保護傳承只能是落入閉門造車的程式。再者，作為沒有文字記載而僅靠口傳心授方式得以傳承的非遺，利用高科技手段將其轉化為具體物質形態以保存下來是必要的。這在一定程度上規避了非遺原本傳承方式的單一與脆弱。但在當前媒體話語膨脹、圖像泛濫的現場，如何建立非遺知識的“純粹性抵御場”以消解高科技潛移默化間的“霸權意識滲透”是個重要思索維度。毋庸置疑，科技的仿真手段較之非遺知識本身似乎能夠給予其受眾更多的真實感與具象感。如此一來，訴諸科技手段而造就的虛擬現實仿佛擁有令人難以抗拒的精神魅力，其在某種意義上賦予了具象化后的非遺更為廣泛的公眾穿透力與知識合法性。在日常生活“擬象世界”潛移默化的意識形態滲透中，社會受眾對于科技虛擬后的非遺產生了某種欲望(我們暫且不論其為消費指向抑或審美指向)。“非遺意識”被移植至大眾流行心理層，保護傳承的工作被誤認為是初具成效。然而，問題卻亦接踵而至:活態無形的非遺本身與被科技固定下來的固定物化的擬象之間是否存在本質上的差異?“物化的非遺”作為一種模型生成的具象，其所傳達的信息是否可以保證非遺知識的純粹性?另外，作為后現代視閾重要表征方式之一的科技手段是否會在運作的同時，將其“解構”策略(消解深度，瓦解敘事)一并帶入意義生成與傳播的現場，從而引起非遺在渾然不覺之間的“異化”?倘若科技的在場當真存在置換概念的操作———將非遺變作“空殼文化”，借其幌子大行科技話語表征之實———抵抗的空間與時間向度是否需要斟酌一個合法性的問題?科技本身內涵著一種科學獨霸的話語沖動，其徹底摧毀人文敘事知識歷史根基的內在欲望甚至一度將人文敘事逼仄至危機失語的非合法化狀態。如此，慎用科技手段開展非遺傳承保護以預防其“保護性破壞”行為。總之，非遺保護可借用高科技的一臂之力，但切莫讓高科技喧賓奪主，使得非遺的高科技保護本末倒置，在觸及原則性問題的時候應當首先顧及非遺的保護。切忌將非遺保護等同于“束之高閣”式的“蓋棺定論”。非遺的保護在于傳承發展，非遺是動態流變的過程，而非永久固定下來的、僅僅是擺在博物館等場所中供研究的靜態遺產。非遺保護的目的在于傳承與發揚，如將非遺通過高科技形式的膠片具象化，使得非遺保護向有形的形式轉化;適度的旅游開發與非遺保護相結合以收獲經濟利益并達到非遺的宣傳效果;以及通過建立動態型的流動開放展覽館模式來進行非遺的保護，都是非常成功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