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趙宏強 單位：國家教育行政學院

一、對高等教育發展中的同質化傾向應理性審視

在我國高等教育的大眾化進程中,一些高校在攀高、升級心態的驅動下,向高層次、綜合性、研究型大學發展,以致紛紛爭上碩士點、博士點,爭搶學術帶頭人、博士生導師、院士等;一些高職高專院校忙于向本科升格,中專學校又忙于向專科升格;而一些高層次院校又向低層次辦學延伸,舉辦成人教育、高等職業教育和網絡教育,追求辦學層次、形式上的“大而全”。在辦學類型上,一些院校由單科向多科發展,追求辦綜合性大學,并力爭上重點學科、重點實驗室,爭搶重點科研項目,努力向研究型大學轉變等等。由此致使高校間同質化發展日趨嚴重。這就帶來了高等教育規模、質量、結構、效益協調發展秩序的嚴重失衡,與我國建立多層次、多類型、分工明確、相互銜接的高等教育體系的發展目標相背離,造成高校分工的混亂和教育資源的浪費,致使人才培養與產業結構、勞動力市場需求相脫節,嚴重影響我國高等教育的良性發展。

面對高等學校同質化發展傾向,應從我國高等教育發展的實際出發,從高等教育發展的規律出發,作深入分析,理性審視。高等教育的重大轉型,必然意味著高等教育秩序的重構,在大的發展分化中高等學校往往會以“趨同”的形式以尋求競爭優勢,以便在未來的秩序格局中占據有利地位。趨同發展是新的競爭“洗禮”的過程,“趨同”孕育著更高水平多樣化發展格局的到來。“在高等院校組成的學術‘共同體’中,地位較高的院校總是起著示范和輻射作用,吸引地位較低的院校,這是‘學院文化’固有的特征。在‘地位較低的院校對地位較高的院校的模仿’中,既有敢于問鼎者,也有盲目模仿者;因此也就既有后來居上的成功者,也有‘沖不上去’而重新尋找自己位置的院校。這種‘攀高’,促使競爭在更高的層次上展開,形成更加豐富的多樣化,并提升了整個高等教育的水平。”[1]由此可以認為,高等學校在大發展、大分化中呈現出趨同性,有些是高等教育發展共性的反應,或者說是高等教育發展普遍性規律在教育實踐中的具體表征。這種趨同發展,無可厚非,不應無端加以指責。而需要備加關注和加以改進的是遠離辦學實際而盲目貪大求全的現象。

一些高校將高等教育較長歷史周期呈現的演進規律簡單演繹為當下即時性的辦學舉措,不顧基礎,不論類別,創所謂“一流”,爭所謂“名校”,背離了高等教育發展的基本規律,破壞了高等教育生態體系的多樣性。這是當前我國高等教育擺脫同質化發展傾向,建構發展新秩序必須解決的問題。應當深刻認識高等教育同質化發展背后的深層次體制原因。目前,我們的教育觀念、管理模式、評價機制特別是資源配置機制仍然深受計劃體制、精英教育的秩序的影響,沒能形成與市場經濟、大眾化教育要求相適應的多樣化的發展觀、質量觀、評價觀和相應的規則體系,沒能形成由市場競爭機制發揮基礎性作用來引導高校面向社會需求辦學的資源配置機制,加之由于高等教育大眾化帶來的規模擴張,資源短缺成為制約高校發展的瓶頸,各個高校為了爭得更多的辦學資源,就更加傾向于按照政府資源配置的導向來辦學。因為學校所需要的資源幾乎都掌握在政府手中或者受政府控制,現行的資源配置體制基本上是根據行政級別、辦學規模和層次來安排的。包括“211工程”、“985工程”、重點高校、重點學科、重點實驗室建設等,其資源配置的過程基本上就是政府對學校辦學層次的確認過程,誰能擠進政府認可“重點”行列,誰就能比“非重點”得到更多的資源。因此,高校不可能跳出計劃體制下形成的思維模式,仍會以獲取政府資源為主要目的,為躋身于現有秩序格局中更有利于自身發展的序列而努力,必然熱衷于精英教育的辦學之道,由此走上“趨同”和“攀高”之路。這是我國高校不得不因循的生存發展邏輯。因此,探討高等教育發展的同質化問題不應空泛討論,而應從我國高等教育發展的實際出發,實事求是,抓住問題的癥結所在,關鍵是通過更新理念、制度創新來重構政府、社會、高校關系模式,重構高等教育的運行秩序,以此促進高等教育整體結構、功能的優化,促進高等教育整個生態體系的健康發展。

二、對高等學校實行分類管理必須基于制度體系的整體創新

對于近年來我國高等教育轉型中出現的秩序動蕩,特別是同質化發展傾向,許多學者提出了有價值的見解和建議。主張政府應加強宏觀管理,實行“分類指導”,以促進學校“科學定位”,進而實現高等教育整體結構、功能的優化。這一思想已成為政策主張在《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得到了體現。高等學校同質化發展造成了高等教育系統秩序的紊亂,確需從宏觀管理層面來研究并建立分類體系,有效實施分類管理,以便建立高等教育發展的新秩序。但是,“任何分類都有利有弊,因為再詳細的分類也不可避免地要在一定程度上抹煞個性,分類從本質上說是一個尋找共性特征的過程,它只能表現類型上的特征差異,但無法表現個體間的個性差別。”分類指導本身是為了引導規避趨同,然而其自身的局限性也就不可避免帶來新的趨同。所以,“分類的目的并不在于類型本身,它更多體現的是一個引導的作用,即高等學校不能趨同發展,要明確自身的定位,辦出自己的特色”。從長遠來講,“分類的最終目的是超越分類,實現高等學校的個性化以及整個高等教育系統的多樣化發展”[2]。

基于此,有學者指出,依靠分類來解決高校定位問題,其實質是對高等教育進行系統設計,由于決策過程中有限理性的存在,不可避免地存在系統風險。從我國的現實情況來看,現階段我國高等教育發展正處于一個類型分化階段,試圖通過制定高校分類定位的政策來指導高校定位,,必將抹殺高校的多樣性發展,現階段我國高校的定位機制主要應該著眼于政府轉換管理職能,應以放松管制、強調自生秩序為重點[3]。而另有學者認為,“首次出臺的高校分類體系必須是官方的,而且應該是規定性的,不能為學校留有過多的政策空間,這樣有利于各校在高等教育系統中找準自身的坐標,努力在自身所屬的層次、類型上爭創一流”[4]。對此,我們應當辯證全面地看待。應當認識到“社會秩序具有雙重性:作為社會的、人為的秩序,它必然與人們有意識、有目的、甚至是情緒化的活動聯系在一起,必然會反映作為主體的人的需要、愿望、情感和意志,而作為世界秩序的一部分,社會秩序又必須寓有意于無意之中、寓人為于自然之中、寓目的于規律之中,應當是合目的與合規律的統一,體現出非人格化的特征和趨勢”[5]。因此,高等教育的秩序是人為的建構的過程,離不開我們的主觀設計和多方面的積極探索,與我們自身的主觀能動性的發揮程度高度相關。但是秩序的形成又有其自發性的特點,它是多主體博弈的結果,不以人們的主觀意志為轉移,更多取決于秩序自身的內在運行規律。因此,加強對高校的分類指導是非常必要而且非常重要的。但分類指導是有邊界的,它不是簡單通過硬性規定來安排出人為的秩序,即使強行所為,很有可能會事與愿違。這需要政府、社會、高校之間保持充分的張力,通過加強制度、政策的引導,影響三者之間的相互博弈的走向,在此消彼長中不斷調適關系模式,朝著我們所期望的方向自發地演化、生長出新的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