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黃立華 單位：南昌航空大學外國語學院

生態文學話語是以20世紀90年代形成的生態批評運動為嚆矢。進入21世紀，它卻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重視，幾乎與“諸如結構主義、新歷史主義、女性主義、心理分析批評和后殖民理論等相頡頏。”［1］(Gersdorf＆Mayer2006:9)而后現代主義為了生態批評的需要強調多方修正的多元性，對立二元和等級的不穩定性。這就為各種二元范疇，特別是自然和文化范疇創造了生產語境。本論文擬就兩部后現代小說文本中的環境隱喻進行分析解讀以揭示出后現代語境是怎樣通過語言產生出來，語言又是怎樣和語境相聯系的。

生態文學話語生成環境雖然生態批評直接關注自然和環境，但是努力將自然現象和文學批評結合起來會引起概念問題，因為生態本身就是在其歷史發展過程中形成的抽象概念。依賴于一切事物都與其他事物相聯系的質疑本體論論證，生態批評努力研究約翰•本內特所稱謂的“多有機生物概念”。也就是說，創造“一個整體實體的意象和概念，然后把這一意象當做真正的實體:如‘環境’、‘人類生態’、蓋亞(希臘神話中的大地女神)或者地球、宇宙、上帝”。［2］(Bennet1996:356－357)從文學的角度來看，首先，生態批評需要包容的、跨學科的方法。問題在于是否有可能發現包括多種環境問題的理論方法。實際上，任何對文學理論中的生態問題的質疑都需要理論支撐。改變目前批評理論中的看法和方法需要擴大理論系統;其次，如果批評重點專一于特別的文學作品，如自然詩歌、小說，那么，在分析的過程中批評的透鏡必須加寬。最后，如果在生態批評中包括其他的文學作品，那么，在解決生態問題時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

如果所有文學和自然環境的相互關系都要分析，生態理論需要某種比較復雜的生態文學話語，因為這些現象之間的相互作用需要系統的內容。困難在于選取一種將自然和文學現象聯系起來的恰當的批評視角。因而，今天的生態批評是一個不斷創新和改造自己的過程;需要不斷從其他學科和自然科學借鑒的過程。從文學政治化的視角來看，環境思維所引發的意識以及全球生態危機所提出的美學困境迫使文學批評家去認識文學和批評在理解人類在生態環境中的地位所起的重要作用。它是以將文學視為斯汶•伯克茲所謂的“一種道德說教的方式”為前提的。伯克茲提出的問題實際上在理解生態文學分析的過時的批評方式的危險性的時候是有意義的。

他質疑:“文學可以作為人類與自然世界的實際關系加以研究嗎?文學應該公眾化去幫助提高自然環境的原因嗎?”［3］(Birkerts1996:4)雖然生態批評的確應該探索文學和生態相互作用的方法，但也不應該以犧牲文學文本而僅僅是對物質世界的臨摹為代價。文學不應該用作研究生態問題的借口。生態批評讀者也不能回到把文學文本看成僅僅是反映現實的透明介質的境地。因此，生態批評真正關注的焦點不應該是過時的表現主義的模式，而應該是自然怎樣在文學文本中文本化的，以至于創造有助于產生文學語言和自然語言之間的互文的而又相互作用的途徑的生態文學話語。正如克里斯托弗•曼斯所強調的:“把自然看成是活的、發聲的在社會實踐中很有意義的。”［4］(Manes1996:15)曼斯也認為自然知識總是受到歷史的和社會的因素的影響。這種觀點和威廉•魯克特所謂的“文學生態”是探究自然邊緣化、沉默化和窘迫化的方法如出一轍。它表明生態文學是關于人類對自然環境負有責任心的人類思想的投射。然而，生態文學話語致力于研究文學文本時怎樣說明自然的沉默，又會有什么樣的結果呢?生態批評正好起到中間媒介的作用，因為它探索我們在話語上稱之為可以操縱的文學中的非人類世界，討論自然是怎樣邊緣化的或者沉默的，又是怎樣被融入人類語言的。況且，生態批評提供了“分析自然的文化建構，同時也包含語言、欲望、知識和權勢的分析”。［5］(Legler1997:227)自然話語建構，要么以浪漫化的、理想化的形式，要么作為敵對荒野。特別是小說和詩歌中的自然話語往往是對自然災難性的虐待的觀念的證實。為此，生態批評不只是觀察和闡釋而是作為一項積極保護生態的行為。自然話語要讓人類在消弭人類和非人類區別的矛盾心態中替自然說話。正如凡爾•普魯姆伍德所討論的:“我們作為人能夠替非人類的自然說話的假設似乎影響著包容的、獨有的‘自然’意義，還認為我們能夠完全消除自然和文化區別，不僅僅克服其二元建構。”［6］(Plummwood1997:349)盡管有這樣的問題矛盾，生態批評家們認識到需要重建自然，不是作為排除話語的他者，而是作為需要對人類地位的非二元知覺和闡釋的主體。與自然的對話就預言而言是不可能的，但是建構一種新的超越，如果不是消除，自然和文化二元對立的理解和認知模式是可能的。生態批評努力解構自然語言對話中的特權人類主體性也許會創造可持續的文學生態視野。雖然自然和文化的區別有很大爭議，但是生態批評卻是一種“人類已經創造性地幫助我們理解和支配世界”的范疇。［7］(Gruen1997:364)因此，生態批評提倡對已經確立的信仰、觀念和我們對自然的理解的再思考，以創立“一種所有生命必然聯合的意識”。［8］(Eisler1990:26)為了做到這一點，生態批評需要從現存的批評理論中吸取精華去編碼文學生態，去定義以生態為中心的文學話語。這就是所謂的奠定生態批評的概念基礎的生態文學話語。《洼地》的主體間性建構隨著生態批評的興起，一些后現代小說自覺地或不自覺地融入了自然環境成分，呈現出敘述中語言的生態文學作用。

正如蘇珊•斯特拉赫爾所認為的;“擺脫錯誤的和限制的現實主義和反現實主義之間的二元性，這些后現代主義作家努力進行一種獨創性的融合。”［9］(Strehle1992:6)這些生態環境成分構成后現代語境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洼地》是一部關于歷史呈現的元小說。敘述者歷史老師湯姆•克里克(TomCrick)和他的學生爭論。他的學生愿意去了解被原子災難所威脅的現實世界而不愿意研究法國革命。小說一開始敘述歷史和講故事之間的問題的元小說思考與沼澤地區的沼澤地聯系在一起。小說的主要生態環境隱喻是“淤泥”。“沼澤地由淤泥形成……。淤泥形成和損害陸地;淤泥一邊形成陸地一邊又破壞陸地;淤泥同時增加侵蝕;淤泥既不進展也不腐爛。”［10］(Swift1983:7)小說利用這一隱喻對歷史的虛構表現進行評論，同時通過訴求自然歷史使得歷史知識概念疑竇重重。然而，更有意義的是沼澤地發出有關自然的新的世界觀的象征性表現的信號。用達納•菲利普的話說，在《洼地》“確定有關我們的思想，我們的行為的更為嚴格的界限。”［11］(Philip1996:219)象征性地標記“緩慢而又艱巨的過程，無止境的而又模糊的土地再墾的過程，也即人類淤泥化的過程”。［12］(Swift1983:8)這一過程和“宏大歷史變化”相對立。沼澤地決定敘事本身的本體論現實，強調這樣的生態文學話語是怎樣與元小說所引發的挑戰巧合并融合在一起的。因此，就本體論結構而言，自然的和虛構的兩個不同領域共存。正如克里克告訴他的學生，“在模糊的蕨類土地背景中，歷史和小說相融合，事實由于無稽之談而變得模糊不清……”(ibid．:180)沼澤地的歷史敘述還和小說的歷史表現交織在一起。克里克對荷蘭工程師考奈爾溜斯•佛母登(CorneliusVermuyden)在20世紀60年代努力打通通往海洋隧道的敘述提供了自然作用的生態文學闡釋:“自然，比我的祖先更有效，開始破壞他的工作。因為淤泥一邊集聚一邊又停止;一邊形成一邊又消失。”(ibid．:9－10)這樣，作為生態隱喻的淤泥可以通過文本自我參考進行研究，并且賦予小說中自我決定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