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程芳 單位：安陽師范學院工商管理學院

大學生資源是我國經濟發展社會進步的重要資源，也是經濟建設中的稀缺資源，合理配置有效開發好大學生資源是我國人才戰略中的重要工作。在發達國家大學生占從業人員37-40%，而我國占5%左右。目前，我國在校大學生已超過2300萬人，但大學生人口僅占總人口的3%，相對于13億人口這一龐大的基數，我國的大學生數量不是太多，而是太少。然而，近年來我國大學生就業難問題日益加劇。大學生就業難的形成，有諸多復雜的原因，大到國家整體宏觀經濟環境，小到每個大學生的就業觀念，都與就業率息息相關。目前的就業形勢嚴峻，但有相當多的高校畢業生單純以就業地區經濟的發達程度、就業企業的性質、工資待遇作為就業標準，在就業上傾向于大城市、外資企業和事業單位，結果出現了無業可就和有業不就并存的局面。

存在就合理的，為什么會出現大多數大學生寧愿選擇去東部沿海地區工作，有的甚至于放棄自己大學所學的專業，也不愿意選擇急需人才的中西部地區、基層、民營企業去工作？西方的就業理論難以解釋這些現象。我國學者龍立榮和黃小華在分析我國現實的就業環境下[1]，提出就業過程中嵌套職業崗位的組織和地區環境的社會生態對個人的價值回報的大學生擇業的社會生態模型。該模型完善了西方的就業理論，對我國大學生就業出現的“孔雀東南飛”現象提供了理論支持。然而，我國大學生就業又出現了如人才回流、大學生村官、中西部地區學生留在本地工作等就業新現象，大學生就業的社會生態模型無法解釋這些現象。西方的就業理論是建立在職業生涯規劃體系相對完善的環境下，而我國大學生就業的“孔雀東南飛”從眾效應是否理性？對大學生的職業發展是否有利？這需要我們的學者進行深入的研究，輿論進行正確的引導，大學就業部門進行客觀冷靜的指導，同時加強對大學生職業生涯規劃的訓練。從而，從深層次解決我國大學生就業難的窘境。本文試圖通過對就業環境變化和大學生就業新現象進行研究，建立人與社會生態環境動態匹配的大學生就業模型，以期為大學生的就業決策及國家制定就業政策提供理論支持。

一、就業環境變化對大學生就業影響

（一）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趨勢，弱化了大學生就業的地域選擇國家“十一五”規劃明確了我國區域發展的格局，即繼續推進西部大開發，振興東北地區等老工業基地，促進中部地區崛起，鼓勵東部地區率先發展。加強區域經濟發展，推進區域經濟協調，是落實科學發展觀、促進社會和諧的必然要求。毋庸置疑，任何地區的發展都離不開國家政策的支持，尤其是我國中央政府具有強大的轉移支付能力，黨中央、國務院有能力、有信心推進區域經濟的協調發展。我國區域經濟發展經歷了一個從非均衡發展到協調發展的過程。上世紀80年代，為了適應改革開放的需要，我國實行了重視沿海地區發展的非均衡發展戰略，沿海地區取得了先行發展，該地區社會生態對個人價值回報相對于其他地區較高些。進入90年代以后，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總體目標的確立，也由于沿海地區與內陸地區之間發展差距擴大的問題日益受到各方面的廣泛關注。我國先后實施了沿海、沿江、沿邊的“三沿”發展戰略，西部大開發戰略，東北老工業基地振興戰略以及促進中部崛起的戰略等，從而東、中、西部的區域發展格局逐漸清晰起來。隨著中國勞動力成本上升、人民幣升值、外資政策趨嚴等，位于沿海的勞動密集型制造業向內地和其他國家轉移。中國政府轉變吸引外資政策的同時，部分外企開始撤離東部沿海地區，轉向用工成本低、稅收優惠和環境標準寬松的中西部地區。因此東、中、西部區域經濟發展必然會帶來這些地區社會生態對個人價值回報的提升。社會生態對個人價值回報會隨著區域經濟格局的變化而變化，因而大學生就業時不能僅考慮畢業時現實回報，更應該看到地區隨著國家經濟格局變化而發生的改變，動態評估就業的社會生態環境對個人價值的凈回報或實際購買力。

（二）不同所有制企業共同發展，淡化了大學生就業的組織選擇改革開放初期，中國政府制定了諸多優惠政策，目的是盡可能吸引更多的外企進入，以助力中國經濟發展。而國有企業由于歷史包袱沉重，管理不善，經濟效益不佳；民營企業則剛剛起步。隨著國有企業市場化水平的提升，改制和重組的深化，不少國企已擺脫虧損困境，效益大幅上升，步入良性發展。與此同時，民營企業得到了快速的發展。2004年我國民營經濟在第二、三產業的比重超過82％，廣義民營經濟增加值占GDP的66％左右，民營經濟就業增長率高出全社會0.5個百分點左右，并且涌現出一批民營明星企業[2]。隨著資本市場發展，中國本土企業正在狂掀上市熱潮。無論國企、民企，現在都在走向資本市場，有的在香港、新加坡上市，有的早已遠赴美國、法國、日本，這其中既如中石油、工商銀行、中國移動這樣的國字號企業，又有如新東方、巨人網絡、新浪網、阿里巴巴這樣的民企名單，它們的股東甚至控股股東也會出現境外資本和境外股東，外企不再是“外國人”的企業，國企不再是“國家干部”的企業，民企也不再是“草根和底層”的企業了。有大量的證據表明，外資企業或合資企業、國有企業、民營企業，相同層級員工的回報差距正在日益縮小。另外，外資企業或合資企業，慣例是高級管理者一般不進行本土化，而且由于管理高效帶來的專業化分工很細，致使人才的培養和成長受到限制，但具有較多的積極文化屬性；國有企業工作保障高、福利待遇好，但結構臃腫、效率低，人才的選拔很大程度上要論資排輩；民營企業機制活，效率高，但工作壓力大，有利于人才的快速成長；事業單位待遇較穩定、福利有保證，但官僚氣息重、人際關系復雜、效率低下。毫無疑問，大學生的個體是有差異，因此就業定位就會不同，在職業生涯的不同階段選擇也會不同。大學生應該選擇適合自己發展的組織理性進行就業，而不是從眾效應的就業。

（三）區域人力資源結構失衡，為大學生就業和發展提供了機會在人才分布上，我國東部與西部、沿海地區與偏遠山區、經濟發達地區與欠發達地區，大學生占有量差距很大。西部地區占全國土地面積的61%，但各類專業技術人員僅為全國總量的15.5%；東部地區占國土面積的11%，卻集中著占全國人才總量的43.2%的各類專業技術人才,且其中有344萬名專業技術人才處于閑置狀態[3]，這是多么驚人和可悲啊！人才供過于求時，職業選擇需要妥協，放棄一些利益，根據Gottfredson的研究[4],妥協遵循一定的順序進行,首先犧牲或放棄的是個人興趣,其次是社會聲望,最后是性別類型，因此出現了媒體上對大學生就業難問題有許多形象報導,如武漢曾經爆出的“大學生保姆中心”新聞,南京一家公司的擦鞋匠應聘者中有52名大學生等。大學生就業放棄自己的專業，而進入了下一層次的、不需要高等教育而只需較低教育程度的非技能藍領市場，這對國家高等教育投資、學生家庭和學生自身發展都是巨大的浪費。經過30年的建設，東部沿海地區經濟發展快，吸引了大量的人才，人才競爭激烈，對于大學生而言，一方面是難找到合適的工作，有些學生為了找到工作，甚至于放棄專業；另一方面是即使找到工作，相對于大量優秀的人才，發展機會也較少，不論男女，都遭遇了難以逾越的玻璃天花板[5]。中西部地區擁有豐富的自然資源，將資源優勢轉化為產業優勢,進而轉化為經濟優勢,需要很多的人才，并且能為大學生提供良好的發展平臺。大學生就業的“孔雀東南飛”從眾效應是否理性，值得深入反思。從短期和長期凈回報來看未必是最優選擇，從大學生的個人職業發展來看也未必是最優選擇的。因此，大學生應該客觀評估主客觀環境，選擇中西部和基層就業對個人價值的凈回報和職業發展未必遜于東南沿海等發達地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