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明強 單位：南京中醫藥大學

不論我們承認與否和價值評判的高低,目前的世界業已踏入“消費社會”卻是毋庸置疑的。背負著厚重傳統文化遺產的中醫,在與現代文明的沖突和融合中,面臨著繼承、創新和振興的歷史重任。繼承、創新和振興中醫是全方位的綜合工程,需要各方的共同努力。但有一項重要工作是不可或缺的:根據消費社會的特質,抓好中醫的“文化傳播工程”。對“消費”進行前所未有的深入思考且形成獨特消費社會理論的是法國著名思想家鮑德里亞。

在鮑德里亞看來,消費已經成為現代社會人類活動的主宰,而且已經從被動接受走向主動欲求。在《消費社會》的最后,鮑德里亞甚至說:“消費是個神話,也就是說它是當代社會關于自身的一種言說,是我們社會進行自我表達的方式。”[1]在現代社會,消費已經以其強大的魔力成為社會運行結構中的核心。消費邏輯已經超越政治邏輯和經濟邏輯占據人們日常活動的支配地位。消費成為對生產力進行擴大再生產并對其進行控制的巨大力量,從而成為支撐整個社會經濟的支柱。沒有消費群體的任何再美好的東西,都不可避免地走向沒落的境地,比如昆曲,比如京劇。面對這樣的消費社會場景,中醫的振興不可避免地要依賴于人們對中醫的認同和消費程度。對中醫的認同度不高、消費者的接受面不廣、消費量不大,振興中醫就是妄談。而消費意識的形成和傳播,物品價值消費認同感的形成和擴張,都離不開后現代社會中最大的權利運作工具———大眾媒介。在消費社會中,電視、報紙、廣播、電腦網絡等傳播媒介無疑扮演了至為重要的角色。中醫必須要改變傳統的生存和發展方式,從民族振興的高度,積極主動地與大眾媒體聯姻,整合各方力量,設計中醫的“文化傳播方案”。

無論采取怎樣一種文化傳播方案,主要是兩種傳播形式:一是廣告,一是文學藝術。廣告是目前經濟社會中司空見慣的事物,是產品宣傳的常用手段,所產生的消費效應眾所周知。當然,中醫的傳播不能單單依靠商業廣告,而應立足于傳承中華文明,制作公益性的廣告。目前,中醫的傳承與創新主要局限在科學技術領域,但是,中醫的全面振興,絕不能僅僅局限在自然科學領域,而要將中醫作為一項文化事業來做。中醫具有宏大和深厚的傳統文化內涵,中醫的振興必須要大打文化牌,而文化的事業只有借助文藝媒體,才能產生深入人心的深遠影響。實際上,進入了泛文化時代的今天,市場培育的最佳方式莫過于與文學藝術的聯手。上世紀80年代末,熱播的一部日本電視連續劇《空中小姐》就成功地為日本航空公司作了場誘人的商業廣告宣傳。去年熱播的韓國長篇歷史劇《大長今》也給中醫以極大的啟示。該劇將美食與中醫的精神和文化溶入其中,引發了一場中醫熱,使我們領略到了文學藝術對中醫認同和消費意識的提高所起到的巨大作用。在中國古代社會,中醫與文學有著緊密的聯系。古代醫藥學著作中,有許多篇章具有較高的文學欣賞價值,如醫傳、醫案、醫話等。尤其是許多醫家采用與內容相宜的文學體裁來闡述醫理、藥性,煥發出文學作品的魅力,如李東垣的《藥性賦》、竇漢卿的《標幽賦》、汪昂的《湯頭歌訣》等。古代文人學士亦多通醫理,經常將醫理、藥性融入文學作品當中,使文學作品成為傳播中醫醫理和藥性的重要載體。古典文學中有大量的詠藥詩賦,用文學的筆觸形象地描繪各種藥物的形態、色澤、性味、功用。

如柳宗元的《愈膏賦》、《種仙靈毗詩》、《種術詩》和蘇軾的《小圃五詠:人參、地黃、枸杞、甘菊、薏苡》等。許多散文闡述了養生觀念和醫理,如嵇康的《養生論》和蘇軾的《問養生》都闡發了養生要旨。劉禹錫《鑒藥》甚至借醫理來喻治國。正如他在文章結尾所說:“善哉醫乎!用毒以攻疹,用和以安神,易則兩躓,明矣。茍循往以御變,昧于節宣,奚獨吾儕小人理身之弊而已!”[2]無論是對治病還是治國都寓有深刻的意義。小說戲曲中也有大量的中醫藥內容,因為中醫藥已滲透到人們生活當中,成為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據統計,《紅樓夢》中涉及的醫藥衛生知識計290多處,描寫的病例114種,中醫病案13個,方劑45個,中藥125種,西藥3種,這在中外文學史上是獨一無二的。清代著名文學家蒲松齡以藥入戲,寫成以中藥名為劇中角色的劇本《草木傳》。該劇運用戲曲中生、丑、旦、凈、末等角色來編排中藥,通過人格化的藥物和故事化的情節,使中藥的藥性、功能、療效得到形象化的展示,如第一回甘草上場的自白:“老漢姓甘名草,字元老,山西汾州府平和村人氏,不幸夫人早亡。所生一女,名喚菊花,曾許金石斛為妻,年方二八,尚未出閣。思想起來,好不愁悶人也!”唱詞:“老本草有百姓,名傳不朽,一個個顯其能,萬病無憂。誰似我性甘平,善調諸藥,也善解百藥毒,萬古傳流。惟有那戟、遂、花,與藻并謀,他四人性最烈,與我不投。那知我能溫中,去災也易,我要想立功勛,與國同休。常欲想定華夷,朝居一品,但是我年高邁,女大難留。”[3]古代文藝作品中的中醫藥內容不但對當時中醫藥知識的傳播和普及起到積極作用,而且對我們了解傳統醫學史亦有幫助。“不管是從哲學、社會、宗教等任何一個角度對傳統醫學進行研究,還是搜羅騷人墨客詩詞歌賦中的病名、藥名、患病經過、醫家交往等,都有助于全面了解中華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傳統醫學。”[4]

無論是醫家賦予醫理、藥性以文學化色彩,還是文學家將醫理、藥性融入文學作品中,都對中醫藥的傳承與廣播發揮了重要作用。這本是我國一個極其寶貴的中醫文化傳統,但是卻在近代中醫屢遭歪曲、質疑和壓制的背景下,出現斷裂。目前,中醫的傳承與振興已經成為民族振興的重要內容,我們要恢復這項歷史悠久的中醫文化傳統。也只有恢復了這項傳統,中醫才能得到真正長遠的發展,因為只有深入人心的大眾中醫文化才能支撐起中醫的大廈。目前可以采取的做法比較多,比如把古代名醫、中醫故事搬上影視和舞臺,或者創作像《大長今》那樣富含傳統中醫藥內容的影視劇,目前央視熱播的《大國醫》即是成功的范例。甚至可以像古代以中藥入詩賦那樣創作流行歌曲,比如前一段時間周杰倫演唱的《本草綱目》,就是很好的嘗試。

當然,文藝創作必須要正確處理好中醫和文學藝術之間的關系,使兩者達到完美結合。這就需要中醫界與文學藝術界的聯袂,任何一方都難以擔當此項重任。古代文人學士多通醫理,古代醫家亦大多是博通經史、才學出眾之士,中醫和文學之間的融通并非難事。但是現在由于社會分工的細化,文藝界和醫藥界之間界限分明,互相通達的人士雖有,但卻是極少數。文藝作品倘若沒有藝術魅力,也就無法達到弘揚中醫的目的。中醫又與一般的藝術題材不同,有著自己精深的科學體系,稍有不甚,就可能會發生偏差,造成對中醫的扭曲,反而適得其反。不但需要中醫界與文學藝術界的聯袂,而且還需要古代傳統文化專家的合作參與。現代社會的消費有一個獨特的特質:不單單是消費物品,更重要的是消費附加在商品上的“文化內涵”、“意義符號”。中醫脫胎于中國傳統文化的母體,因此,以弘揚中醫為目的的文藝作品必須以深厚的傳統文化為底蘊。《大長今》劇中就蘊含著濃厚的中華傳統文化。長今進宮后迎來的一次攸關前途的考試中,戴周尚宮出了一道難題:東漢建安二十三年,劉備、諸葛亮進兵漢中,曹操屢敗而兵退斜谷,軍士請示夜間口令,曹操諭示的口令是什么?回答的正確與否直接影響長今是否能夠成為正式宮女。年僅八歲的長今不但正確回答出了口令“雞肋”,而且解釋了曹操采用這一口令的心意。對于三國時代的典故,劇中是不止一次地采用。文藝界、中醫界、傳統文化專家三方合作,這就需要搭建互相溝通、合作的機制和平臺。就目前的情況看,在市場前景并不明晰的情況下,而且為了確保中醫不被篡改和誤讀,政府建立專項基金,搭建合作平臺是十分必要的,當然可以廣泛吸納社會捐贈資金或投入資金。另一方面可以積極扶持民間相關組織,并加以管理和引導。不但要有計劃地組織開展文藝創作,而且要在整個社會層面組織此類文藝作品的推廣活動,市場前景不明朗的,可進行公益性演出,條件成熟的,則可進行商業化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