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鳳亮 單位：暨南大學

一般性地談及文藝活動時,人們常常將之二分為文藝創作(文藝生產)與文藝閱讀(文藝消費)兩個階段。事實上,忽視和脫離對中介環節的分析,對文藝生產和消費過程的考察則顯得極不完整。任何完整的文藝活動,在作者的創作與讀者的閱讀之間,往往橫亙著一個中介:文藝傳播。文藝傳播的方式和途徑是多種多樣的,傳統意義上的文藝傳播形式包括文藝作品的出版、發行、吟誦、表演等。隨著現代科技的發展,電子媒介在各個領域得到日益廣泛的運用,它作為文藝傳播方式之一種,正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從卡拉OK到電子讀物再到網絡文藝,以數字為媒介的新型文藝形式和傳播方式正不斷占據人們文藝消費的營地。毋庸諱言,傳播方式的不同導致了接受效果的差異。不僅讀者對以何種方式接受文藝有著心理選擇,即便是作者在其創作過程中對以何種方式傳播其作品也會有一定的心理預期,讀者的預期同作者的預期一起,影響著作者的藝術創造,促使作者對創作不斷進行調整。因此,我們研究文藝傳播的作用、形式及其對創作和接受的影響,會大大加深我們對完整的文藝活動的認識,從而從一個更為宏觀和動態的角度審視文藝生產和消費的可能性。

一、傳播學與文化傳播

傳播學(communication)是研究人類如何運用符號進行社會信息交流的一門學科。雖然早在公元前4世紀亞里士多德就在《修辭學》中對口頭傳播的規律進行了研究和總結,但傳播學作為一門學科,卻是在20世紀20-40年代的西方逐步形成的。傳播學的誕生地在美國,一般認為,其奠基人和集大成者是美國學者威爾伯•施拉姆(WilburL.Schramm,1907-1987)。20世紀60年代,臺灣留學生將傳播學從西方帶入臺灣,70年代末期,隨著改革開放的實施和大眾傳媒的發展,傳播學日益受到中國大陸新聞、學術、教育界的重視。1982年,我國召開了第一次傳播學討論會。近20年來,傳播學在中國得到了長足的發展,不僅譯介了大量西方的傳播理論著作,而且推出了不少中國學者的傳播學新論。更為可喜的是,傳播學的理論觀念已被日益廣泛地運用到人們的實際工作中,傳播正成為與每個人密切相關的事。作為研究傳播現象、總結傳播規律的一個年輕而富有生命力的學科,傳播學的體系正日趨完善。從國際傳播協會年會的分組,我們可以看到這一學科的諸多分支,如信息系統、政治傳播、組織交流、人際交流、教學交流、跨文化交流、大眾傳播學、醫療衛生傳播等。這些分支,有些具有明顯的實用性,如醫療衛生交流、教學交流。更多的則是自成一體的研究方向,有些已發展為某種新型的分支學科,如大眾傳播學、跨文化交流等,受到不同國家學者的共同重視。

有人將“傳播”與“交流”相提并論,認為在英語中,“交流”與“傳播”是同一個詞(communi-cation),因此二者的內涵、所指當無相異。這種認識是片面的,因為在日常交流中,交流的雙方是面對面(facetoface)的,兩個主體是平等的,信息流動一般呈現出雙向互動的對話性特征;而在大眾傳播中,傳播者和被傳播者的地位并不對等,信息的流動不是雙向而是單向的(one-wayflow),信息或文化產品是為那些基本上不在生產與傳播現場的人們生產的,接受者參與或介入傳播過程的能力極其有限,從而也就很難影響傳播的內容。當然,傳播在一定程度上也隱含著交流,但這種交流是滯后的,并不像日常交流那樣具有即時性和現場感。比如,讀者對一部小說的評價,可以看作是讀者與作者之間的交流,但這種交流至少發生在讀者閱讀欣賞了作品之后。“交流”的在場性和“傳播”的不在場性,決定了二者在信息流向及傳輸過程上的迥然區別,正是因為這一點,才有外國學者提出,在談及大眾傳播時,應用“傳遞”或“傳送”(diffuse,transmit)取代“交流”(communication)意義上的傳播。這種提議是不無道理的。[1]

人類的傳播行為,就其廣義而言,可以涵蓋人類現有的一切行為方式,因為“人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人在現實中生存發展,總存在著與他者的交流、對話,可以說,傳播無處不在,無時不有。一般意義上所說的文化傳播,主要指的是狹義的傳播行為,它又可具體分為物質文化傳播和精神文化傳播兩種類型。文藝作品是人類精神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它凝聚了人類的情感、希望,反映了人類生存的本質,是人類精神文化進步的標志物,因此近年來,文藝傳播受到研究者的日益重視。從某種意義上講,它也改變了過去文藝研究單一的、靜態的思維習慣,將文藝生產和消費當作一個完整的動態過程進行研究和考察。文藝傳播作為文化傳播之一種,同樣受制于一般傳播行為的規律。美國政治學家哈羅德•拉斯韋爾指出:“描述傳播行為的一個方便的方法,是回答下列五個問題:誰(傳播者)→說了什么(信息)→通過什么渠道(媒介)→對誰(接受者)→取得了什么效果(效果)。”[2](P16)傳播者借助于一定的傳播媒介,將信息傳送給接受者,并在接受者那里產生一定的效果,即完成了一次傳播行為。對于文藝傳播而言,藝術家把蘊含在藝術作品中的信息通過形形色色的中介(書刊、廣播、影視、表演),輸送到讀者和觀眾那里,對他們形成情感上、知識上和審美上的影響,也就實現了自身的傳播過程。文化傳播活動具有明顯的流向性。一般來說,總是強勢文化向弱勢文化傳播,新興文化向傳統文化傳播。這符合人類社會發展和文明進步的一般規律。正如某些學者指出的,一定文化的積累和運演而形成的文化“高峰”態、“凸起”狀或超前性,容易打破原有文化整體相對的穩定與均衡,其“高峰”、“凸起”與超前部分或因素就必然要向其業已超出的四圍地帶擴散與流布。這種擴散流動的過程,就是文化傳播。那些可稱之為“信源”的“高峰”、“凸起”與超前部分,有時可顯現為某一社會區域的超常發展,有時也可僅僅顯現為某些個人的思想觀念與創造力的非凡。正是由于文化的這種不斷的高峰突現與平衡傳播,才有了文明的進步,社會的發展。[3]從這一點上講,文化傳播渠道的暢通,將促進強勢文化向弱勢文化的傳播,進而促進后者的發展,加強不同文化之間的交流。

二、文藝傳播:觀念變革與內容演化

上文我們初步分析了文化傳播之于完整的文藝生產與消費過程的意義。的確,正如人類的生產活動要經過生產、流通、分配和消費諸環節一樣,人類的文藝活動也要經歷文藝生產、文藝傳播和文藝消費等環節,文藝傳播不是一個可有可無的環節,文藝價值的實現只有經過一定的文藝傳播渠道傳遞與散布才能達到。傳播是中介,直接溝通著文藝信息與文藝接受者之間的聯系,最終促成二者的雙向互動。人類很早就注意到借助于文藝傳播實現文藝的審美價值及社會效用,并逐步從最初的不自覺傳播走向自覺傳播,進而形成一系列關于文藝傳播的有效觀念,促使傳播行為的規范化。這里,我們將試圖考察我國自古以來不同歷史階段的文藝傳播行為及觀念,以發現人類傳播的演變軌跡及其在不同時期的表現。傳播是人類關系賴以存在和發展的機制,先民很早就認識到了這一點。因此,早在先秦時期,人們就通過詩歌的傳播,達到交流思想、共享信息甚至處理問題、規定行為的目的。頌詩言志,賦詩抒情,以詩唱和對答,成為當時貴族階層彼此交往及對外交往的一種重要方式,“詩言志”、“興觀群怨”等詩歌傳播概念也在此基礎上初步形成。有學者認為,“詩言志”以樂的方式來實現,涉及到傳播交流的雙方即“志”的發出者(傳者)與接受者(受傳者)。綜合當時的文獻及漢代學者的論述,詩歌在君王、諸侯、士大夫之間傳播的具體方式,可以歸結為采詩觀志、獻詩陳志、稱詩喻志和教詩導志四種[4]。對先秦詩歌傳播性質的認識,給我們提供了考察當時文藝存在方式及價值的又一新視角。只有從傳播的角度進入,我們才能更為深刻地理解和把握孔子關于詩歌傳播效果“興觀群怨”說的理論指向,也才能更為深刻地理解這一詩學觀念為何在后世被高度重視和深化,因為它指涉了文藝價值實現的傳播中介,把文藝傳播過程中的各種要素以效果論的形式清晰地呈現出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