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陳偉 單位：西南政法大學法學院

“以刑事法律規范為載體的刑法解釋，自然應在法規范的價值目標內進行正確的法律闡釋，以保證法律的正確適用。”⑦在選擇刑法解釋方法時，如果采用文義性限縮解釋方法進行解釋已經能夠與案件事實相符，那么采用該方法就是最佳的選擇；反之，如果采用文義性限縮解釋方法進行解釋仍然有其他情形不能被該法律規定的文義所囊括，那么理當作進一步的限制以契合該立法意圖，在此情形下，采用目的性限縮解釋方法就成為最佳的選擇。對此過程的反復流轉，必須以價值合理性作為法律論證的著眼點。⑧在此過程中，評判文義性限縮解釋方法合適與否的關鍵是解釋之后的刑罰結果是否具有合理性，適用于行為人的量刑結果是否與對其危害行為的罪責評判相一致。如果對該量刑結果的公正性存在較大的疑問，那么采用目的性限縮解釋方法就成為必然的選擇。就對“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搶劫”作限縮性解釋而言，采用文義性限縮解釋方法顯然不妥。因為我們不能簡單地根據行為人實施搶劫行為的空間位置來決定是否對其適用加重刑罰。“法律規范中規范性法律概念與開放性的事實構成的存在，決定了法官判案不是簡單地將法律規范運用于生活事實的形式邏輯過程，而是需要法官首先運用價值判斷與目的考量妥當地理解法律規范本身。”⑨換言之，我們不能僅以搶劫是否發生在公共交通工具上來區分搶劫行為社會危害性的層級。因為如果行為人在公共交通工具上實施的搶劫行為與其在其他場合實施的搶劫行為并無本質的區別，那么對其即使是在公共交通工具上實施的搶劫行為也應當按照搶劫罪的基本罪予以處罰。此時，我們把“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搶劫”“文義射程”范圍內的情形排斥在外需要求助的解釋方法就只能是目的性限縮解釋方法。就此而論，根據目的性限縮解釋方法來篩選或者排除法律規定文義范圍內的特定情形，就是在刑事司法過程中能夠尋求的最佳解釋方法。

將“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搶劫”作為搶劫罪加重處罰情節的立法目的探尋

在確定采用目的性限縮解釋方法之后，我們還必須弄清立法者將“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搶劫”作為搶劫罪加重處罰情節的意圖何在。就法律的制定而言，立法者把“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搶劫”作為搶劫罪的加重處罰情節必定有其深意，這是我們依據目的性限縮解釋方法來解釋該加重處罰情節的關鍵所在。正因如此，有學者認為：“由于立法技術方面的考慮，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搶劫含義本身尚不具體，司法實踐中的實際問題，尚需在新刑法的立法本意指導下，努力實現正確適用”。⑩從現有的論述看，學者們對將“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搶劫”作為搶劫罪加重處罰情節的立法目的的認識并不一致。筆者在此選擇４種具有代表性的觀點分述如下。第一種觀點是：“對這種更為嚴重的搶劫行為，法律將其規定為加重處罰情節，目的是為了保護公共交通工具的安全運行，保護公眾對公共交通工具的安全感、信任感，維護社會秩序與穩定。”???第二種觀點是：“新刑法將‘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搶劫’確定為一種情節嚴重的犯罪予以重罰并在１０年有期徒刑以上量刑，其立法原意就在于這類犯罪的受害人往往為不特定的多人，即使侵害對象為特定個人，也會直接威脅一同乘坐交通工具的其他人，因此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搶劫不僅危害了公民的人身、財產權利，還嚴重擾亂了社會公共秩序。新刑法加大對這類犯罪的打擊力度，是突出對公共秩序和不特定多數人的生命財產安全的特殊保護。”???第三種觀點是：“公共交通工具一般來說乘坐的人數較多，犯罪分子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搶劫，不僅會危害廣大乘客的人身和財產安全，而且容易引起社會的恐慌，給社會治安造成相當大的危害。”???第四種觀點是：“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搶劫犯罪的主觀惡性和社會危害性都大于對特定人員或其他交通工具上的搶劫，刑法也將其列為打擊的重點，在量刑上提高了一個檔次。”???從上述４種觀點不難看出學者們都認識到“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搶劫”比實施一般的搶劫行為的社會危害性更大。換言之，正是由于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搶劫具有更為嚴重的社會危害性，立法者才把“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搶劫”作為搶劫罪的加重處罰情節，以更重的刑罰配置來預防和懲治這類嚴重危害社會的行為。

筆者認為，上述學者很可能還沒有認識到立法者將“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搶劫”作為搶劫罪加重處罰情節的真正意圖之所在。雖然從刑罰的配置來反觀該加重處罰情節的理由是該搶劫行為具有更為嚴重的社會危害性，但對該搶劫行為社會危害性的判斷并不像上述學者所說的那么簡單。畢竟，我們必須回答這樣一個問題，即立法者認為該搶劫行為具有更為嚴重的社會危害性究竟應該從哪些方面進行闡釋。縱觀上述四種觀點不難發現其都有不盡合理之處：持第一種觀點的學者認為立法者把“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搶劫”規定為加重處罰情節的目的是為了保護人們對公共交通工具的安全感和信任感。這里的問題是，“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搶劫”是對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者的人身權和財產權進行侵犯，公共交通工具只是一個載體，立法者何以為了保護人們對公共交通工具的安全感和信任感而把在公共交通工具上實施搶劫的行為作為對行為人加重處罰的情節？持第二種觀點的學者認為，無論是搶劫公共交通工具上不特定的多數人還是特定的人都可能危害社會公共秩序，因而需要從重處罰。這里的問題是，認為搶劫公共交通工具上特定的人會危害社會公共秩序的觀點并不能為人們所接受；并且，如果以此為限，那么“對運行途中的機動公共交通工具加以攔截后實施搶劫”仍然屬于“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搶劫”之司法解釋也無法作出合理的解釋。持第三種觀點的學者認為，在公共交通工具上實施搶劫行為容易引起社會恐慌是對該行為人的行為加重處罰的實質根據。這里的問題是，果真如此，那么所有的公然性犯罪（易引起社會恐慌的犯罪）都具有加重處罰的潛質。另外，公共交通工具本身是一個封閉性空間，在此空間內犯罪何以會引起、會在多大程度上引起“社會恐慌”也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因此，無論是從現有的立法設計看還是從司法實踐的操作看，欠缺對“社會恐慌”的客觀評判標準實際上也說明這種觀點仍有待商榷。持第四種觀點的學者認為，對“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搶劫”的行為加重處罰的根據在于行為造成的法益侵害嚴重（社會危害性大）與行為人的主觀惡性和人身危險性大兩個方面。???這里的問題是，如果僅從行為人的主觀惡性和人身危險性層面來解讀法律，那么對如下兩個問題則無法給出圓滿的答案：（１）如果脫離客觀行為，那么該如何評價行為人的主觀惡性與人身危險性？（２）判定行為人“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搶劫”與普通搶劫在主觀惡性和人身危險性方面差異的標準是什么？因為按照一般人的認識，單就行為人的搶劫行為而言，其主觀惡性與人身危險性并不因其搶劫場所的不同而有實質性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