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齊恩平 單位：天津商業大學法學院

民事政策是指國家對民事領域的民事活動進行導引和規范的法政策，是國家對民事立場所表達的觀點和態度，是國家處理其民事領域事務的一系列路線、方針、原則和指示的總和①。民事政策是國家的法政策，它在具體的民事法律關系中，能引起平等主體之間民事權利與民事義務產生、變更、終止的民事法律后果;它所涉及的是國家對民事活動的認識與管理，是國家對民事活動的導引和規制，指明民事主體應當做什么或不應做什么，規定哪些行為受鼓勵或哪些行為受限制;它針對的是整個社會的民事活動、民事生活，是“以國家為出發點，而以國民為對象的”②直接或間接地推動民事社會生活不斷的進化、發展。民事政策通常表現形式是“黨和國家頒布的有關民事方面的規范性文件”③。

建國后很長一段時期內，由于民事法律的闕如，民事政策在事實上仍承擔著民事法律的角色，1986年《民法通則》制定后，“民事政策”逐漸被冷落。至當代，雖然民事政策逐漸退出了事實承擔民事法律的角色，但政策即法律或準法律的觀念卻早已形成。民事政策是否能成為民法的淵源，我國學者之間有著極大的爭議，且多持否定意見。筆者認為，民事政策在一定條件下可以成為民事法律的淵源，在法律未作規定或規定不具體時，民事活動可以“適用或參考適用有關的國家政策”④。而且，即使有民事法律規定，但民事法律規定需要在具體案件事實中適用解釋時，民事政策也是民法適用解釋的輔助依據，是民事法律法意解釋適當性衡量的重要標準。所謂法意解釋不是探求民事立法者于立法當時的思想、意思，而是依民事社會現有的民事觀念，對歷史上的民事立法資料進行評估或價值判斷，以發現民事法律符合現實的客觀的規范意旨。“當舊法律資料不能為我所用時，就應當既謹慎又大膽地進行創新，并將它們都塑造成人們的欲望和要求所給予傳統信念與信仰的那種形式。”⑤所以，民法適用中在作法意解釋時，立法資料僅為解釋民事法律的參考，豐富的社會民事實踐更為重要，正如芬蘭學者阿爾尼奧所說，“理論和實踐在所有科學的領域里攜手合作，理論的結構必然會影響實踐”⑥，而民事政策無疑是當代民事實踐重要的滋養源之一，它集中反映國家在現時代民事領域的意旨、目標與指引。在金融危機、社會階層差異凸顯的社會背景下，國家強調司法裁判要達到“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的統一”，目的就是加強法律解釋中政策因素的分量。民事政策成為民法適用解釋的重要“背景規范”⑦，并通過法律適用解釋將民事政策轉化為國家的法政策，可以降低我國社會轉型期的風險。

民法適用解釋政策檢視的正當性分析

正當性源于合法性，“合法性信念退縮成為一種正當性信念，它只滿足于訴諸作為一種決定的正當程序”①。“任何政治統治都要盡力自我標榜為合法，喚起人們對其統治的合法性信仰。”②傳統法律學者在探研實質意義的正當內涵時，多求諸自然法或道德法。而民事法律適用是一個由多因素綜合作用的構成，也是一個非常復雜的社會化過程，表達著社會有機體法律訴求的各種利益關系。構成因素多元、利益多元之多元性是民事法律適用的主要特征。民法適用解釋進行民事政策檢視的正當性研究進路，不單單是自然法或道德法所能囊括的，亦需多元化的新銳路徑。

(一)法益衡量目的價值的一致性

從民事法律適用解釋的視角觀察，法益衡量所涉諸多因素，不限于單純的法律事實和法律規范。法官基于法律素養、生活經驗、習慣以及道德傳統等引領法益衡量，法官不是被動地將法律條文套在具體糾紛事實的頭上，而是通過理解、解釋積極地建構、發現、修正或補充法律，使民事主體各方利益以具體化個案的路徑得以公平、公正地分配。國家制定民事政策的目的就是針對民事生活中各種問題而進行的價值分配，是民事利益在民事主體間的分配過程，民事主體的合法權益通過民事政策對民事問題的處理而得以實現。民事政策產生的社會基礎在于民事生活秩序的維護和民事主體利益的供給，其本質功能是維護民事主體生活的公平與正義。如2007年，國家勞動和社會保障部與衛生部發布的《關于維護乙肝表面抗原攜帶者就業權利的意見》規定，“用人單位不得以勞動者攜帶乙肝表面抗原為理由拒絕招用或者辭退乙肝病毒攜帶者”，就是一個通過具體的民事政策來實現就業權中的“平等與反歧視”。民事政策只有遵循公平原則來解決民事問題，才能使民事主體的利益得以有序實現，并達維護社會公平的根本價值目標。民事法律適用解釋與民事政策的目的是同一的:維護民事主體利益配比的公平。這為法官在具體個案中以現行民事政策解釋民事法律提供了直觀的價值參考。正因為如此，“在實踐中，法院常以公共政策為由宣布這個或那個不能予以執行或這樣或那樣的結果必須予以禁止，以此來衡量各種社會利益”③。如在我國的現實條件下，考慮社會公正和社會安定的民事政策需要，法官在審理具體破產案件時，把轉讓土地使用權的所得優先用于安置破產企業的職工的民事政策確定為審判規范④，這實際上是把擔保物權的效力作了相對化的解讀，其目的是調整和平衡擔保物權人與破產企業職工利益。誠然，民事法律適用中的政策解釋，在具體個案中雖可能損害訴訟另一方訴諸司法解決糾紛的法益，但它卻保護了特定時空條件下生活中更重要的法益，應視為正當。

(二)彌補社會有機體法律之治的欠缺

社會有機體之規則系統是由多層面的規則復合而成，不同的規則在本質上存在諸多交叉與融合，成文立法無疑是這個社會有機體規則系統之本，是社會的“穩定器”。但法律總是滯后于當代的社會關系，成文立法欲調整的社會關系與立法機關立法預設相比要復雜得多，新的社會關系矛盾會出現，已有的各種社會關系在新條件新形勢下的沖突、碰撞中也會產生新問題、新情況;而且抽象的成文民法規范條文在具體化個別案件事實上，亦有空白、模糊之處，無論是法律規則還是法律原則，都蘊含著適用的彈性。要擴張成文民法適用的張力，法官必須對民事法律條文進行解釋和界定，“法官的角色就是幫助在社會需求與法律之間架設橋梁，以免使法律制度衰頹或者無序”⑤。民事政策是國家處理民事領域事務的一系列路線、方針、原則和指示的總和，能及時反映時代的變革精神與要求，理應為“民法適用解釋”的有效“構成要素”，從而彌補法律之治的欠缺。民事政策是當下社會作出的理性的價值選擇，其精神主旨融入民法適用解釋能導引民事主體的行為方向，有效平衡時代變革要求與法律穩定的矛盾。最先對法律文本的獨立性和客觀性提出質疑的代表人物加達默爾，亦強調法解釋學的實踐性，他指出解釋者應將文本對準他的生活世界，并且文本的理解總是指向其在今天的應用①。法律適用合理性要求在法律規則的尺度范圍內，根據案件事實的具體性以及所引發生的社會背景，分析法律可適用的連接點，這是一個政策分析過程，“是關于不同價值之間邏輯關系的判斷”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