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宗寶琴 單位：湖北民族學院文學與傳媒學院

從某種意義上說，武漢方言對池莉的語言風格有著重要的作用，沒有武漢方言就沒有池莉的漢味語言風格。方言有助于作者將思維滲透至本土地域文化的里層，所以當作家形成了與地域文化相應的語言風格后，則更易于發掘地域民俗文化。三是方言創造了有意義的能指形式。每種方言都有獨特的能指作用，在漢味小說中方言能指武漢地域文化的特點也是數不勝數，在作品中映射出武漢人干脆、直白、爽快、利落的性格和武漢市民化的文化特征。所以我們可以借助于方言去感受特定地域的民俗文化。

文學創作中的方言運用能讓作品帶上濃郁的地域文化色彩，這已成為現當代作家們自覺或不自覺的一種藝術追求。方方、池莉、何祚歡、魏光焰等武漢本土作家，運用武漢方言創作了大量以武漢為背景的小說，文學界稱其為“漢味小說”。在漢味小說中，我們可以看到“拐子”、“么事”、“板眼”等武漢的方言詞匯；可以找到“筲箕圈、六點鐘———半轉”、“四官殿的東西———活的”“、瘦狗子進茅屎坑———聞（文）進聞（文）出”等妙趣橫生的武漢方言歇后語；漢味小說描畫了一幅幅具有濃郁地方特色的民間市井風情圖，為讀者全面了解武漢的民風民俗提供了豐富的資料。

日常生活民俗。漢味小說中的方言詞匯就像武漢日常民俗生活的一面面鏡子，漢味作家通過運用口語化的方言語言系統，用武漢方言詞匯勾畫出了武漢市民日常生活的衣食住行，也為武漢獨特的民俗風情保存了一份記錄。在漢味小說中，我們不難找到像“漢正街”、“花樓街”、“吉慶街”和“平房”等居住建筑的字眼，這些都是武漢市標志性的建筑，居民屋式和建筑民俗都帶有明顯的武漢地域文化特色。“民以食為天”，飲食是日常生活的重要部分，作家在文學創作時，多多少少都會涉及當地的飲食文化。而漢味小說中飲食民俗是通過方言這枝生花妙筆將其展現了出來了，在漢味小說的字里行間，我們總會看到諸如“過早”、“鴨脖子”等武漢的飲食民俗事項，使讀者感嘆武漢的飲食不光滿足了日常“吃飽”“、吃好”的要求，還“吃出了新意”、“吃出了藝術”。

商業民俗。“漢味小說”中主人公大多都與商業文化有關，明顯地體現在他們的語言上，《生活秀》中作者敘述來雙揚送禮之前，“算盤”打得“精”，送禮都是“掰著指頭算過”，思量過是否物有所值。“精”是武漢方言，形容人精明。《孕城》中“宗祥老弟喲，您家到底是商人咯，隨么事都算盡了，都要算到只賺不折才邁腳哇！”還有“汪玉霞”的酥餅———絕酥（劫數）、“謙祥益”的房子———內外祥（強）”等歇后語都活脫脫透出武漢商人的實用主義和精明。“小樓一夜聽春雨，深巷明朝賣杏花。”[3]漢味小說中作者以武漢方言白描的手法大篇幅地描繪了走街串巷的叫賣，《孕城》中“糖麻花！鹽麻花！椒鹽馓子———枯———麻花呀！”“、葵花籽！葵花籽！香死人的葵呃———花籽咧”等，常常讓人情不自禁地對這些叫賣聲贊嘆，那些叫賣的口號可真好聽，實在使初到武漢的外地人，一聽到就有饞涎欲滴之感，這些方言詞匯，或凸顯或映射著武漢的商業民俗。

廣場民俗。廣場，本文中是特指城市中的廣闊場地。它的主要功能是供人們集會、交際、休閑、娛樂等活動，是文化的象征。漢味小說《冷也好熱也好活著就好》通過人物的方言對話來凸顯壯觀的“竹床陣”廣場民俗。小說中當燕華埋怨貓子老不下來，地方都給人家占了。貓子說：“哎你小點聲好不好？你這人啦，誰家的竹床自有誰家的老地方。大家都要睡，擠緊點就擠緊點唄。”還有許師傅說：“姑娘伢要文靜本分溫順。”燕華在竹床躺下時，王老太輕輕在她耳朵邊說：“伢，貓子是個好男將啊。”燕華說：“曉得”。王老太又說：“男怕干錯行，女怕找錯郎啊！”燕華說：“曉得曉得”。這些方言對話不僅凸顯了“竹床陣”廣場民俗，還起到了靜化心靈和塑造人美好人格的作用。還有大家集中在這“竹床陣”數著武漢老字號的小吃，增加了民族自豪感，具有集體美育的作用。

人生禮俗。人生儀禮往往是標記人生中某一重要的環節，漢味小說《看著我的眼睛》、《太陽出世》等將武漢市民趙勝天和李小蘭從懷孕、生產、帶孩子、請保姆、坐月子等誕生禮俗描寫地詳盡至極。《太陽出世》中池莉用武漢方言把武漢結婚習俗寫得透徹、傳神。漢味小說中我們還可看到舊時武漢人給孩子取小名多低賤粗俗，希望孩子能健康存活與順利成長。如《孕城》中的車夫“吳二苕”（苕，武漢方言，是指傻的意思）、“陸疤子”“、張臘狗”等，《懷念那些聲名狼藉的日子》中的“東瓜”“、絲瓜瓤子”等，也有些名字以祈祥祝吉為主，寄托著長輩的期盼，如“祥兒”等，還有時尚、洋氣的名字，如《生活秀》中“來金多爾”，是分別取爸爸的姓“來”和媽媽小金的姓“金”再加上名“多爾”組成的，這樣既獨特又洋氣，還有《太陽出世》中的“朝陽”，《看著我的眼睛》中的“賽賽”，這些取名都凸顯了武漢的民俗文化。

“語言是文學的載體”，語言無論從題材、文學審美和文化等方面來說都對作家的創作有著某些潛在的制約性，同樣，作為本身就帶有濃郁的地域文化性的、影響作家比較深刻的母語方言更具有這種制約性，因而文學創作中方言運用價值的研究對文學語言、文學創作和民俗文化來說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學術意義。漢味小說代表作家，彭建新在《孕城》里描繪了如今鮮有人知的武漢“后湖八景”，還有出彩的“斗蛐蛐”、“芡子”、“芡蟲”等方言詞匯和何柞歡的“兒子三部曲”中“漢正街”“、漢口”、“厚處往薄處搟”等方言呈現了武漢歷史情味；魏光焰代表作《街衡巷陌》和《胡嫂》中“麻繩巷”、“破爛街”、“蛇皮袋”“、水貨”、“麻木”等；池莉小說《煩惱人生》、《看著我的眼睛》、《太陽出世》中“跑月票”、坐“輪渡”“、過早”“、坐月子”等方言展示了武漢的市民百態；方方《風景》、《黑洞》和《落日》中“河南棚子”、“太”和“披屋”等方言透視、反思了武漢民眾的生存與文明。漢味小說代表作家運用方言來原生態地表達當地民俗風情、民俗心理、民族情感和民眾日常生活等習俗，為民俗資料的收集、保存和傳承提供了新途徑，從而使漢味小說具備了豐富的民俗學價值。但還有兩個問題也是值得注意和探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