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許傳新 單位：西南交通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博士后 成都理工大學文法學院教授

研究設計

本文采用的是狹義家庭教育概念，是指家長（父母或主要家庭監護人）在家庭中按照社會需要和子女身心發展特點，對未成年子女實施的教育。具體從家庭教育資本、家庭教育期望、家庭教育行為、家庭與學校的溝通、家庭教育的主觀評價共五個維度進行測量，具體指標見下文。在本項研究中，我們將“流動家庭”界定為從四川農村遷移到成都市區務工或經商，且有義務教育階段子女就讀于成都中小學的家庭。“留守家庭”是指調查時點、因父母雙方或一方外出打工、義務教育階段子女被留在四川農村由父母一方或者其他委托人代為監護的家庭；“普通農村家庭”是指調查時點、父母均未外出的且有義務教育階段子女的家庭。本文所用資料來自于筆者2009年3月份在四川省進行的一項大規模社會調查。調查分為兩大部分：即留守子女家庭教育調查和流動子女家庭教育調查。留守子女家庭教育調查以四川省東、中部地區農村小學四年級到初中三年級學生家長或監護人作為研究總體，樣本的選取采用多階段隨機抽樣的方法進行。共發放1792份問卷，實際回收有效問卷1385份，有效回收率77.3%。其中“留守子女”家長或監護人占82.2%，“普通農村子女”家長占17.8%。流動子女家庭教育調查。我們在成都市流動人口比較集中的城北、城西各抽取一條街道，然后從街道辦獲取了一份從四川農村來成都務工且有子女就讀小學四年級至初中三年級的人員名單，對其進行入戶問卷調查。共發放問卷401份，實際回收有效問卷365份。有效回收率為91.7%。

結果與發現

家庭占有的各種資本的多寡和分布不僅決定著家庭在社會生活中的地位，同時各種資本也是家庭教育的條件和基礎，對子女家庭教育、學校教育和社會教育產生決定性的影響與作用，進而影響到子女資本的獲得，決定子女在社會生活中的地位。因此，對三類家庭擁有的資本狀況進行比較，可以大致看出三類子女家庭教育條件的差異。本次調查發現，成都市區四川籍“流動家庭”2008年年收入為19186.15元，高出“留守家庭”和“普通農村家庭”6512.7元和8632.95元。交互分類統計分析發現，有31.9%的“普通農村家庭”2008年的家庭年收入在5000元及以下，比“留守家庭”和“流動家庭”多出4.1和27.2個百分點；有29.4%的“流動家庭”2007年的家庭年收入超過20000元，高出“留守家庭”和“普通農村家庭”17.9%和25.0%。統計檢驗表明，這種差異在總體中也是真實存在的。這說明“流動家庭”的經濟資本比“留守家庭”和“普通農村家庭”的經濟資本要充裕，這為開展更好的家庭教育提供了經濟條件與保障。布迪厄將文化資本區分為三種形態，即身體形態文化資本，通常指通過家庭環境及學校教育獲得，并成為精神與身體一部分的知識、教養、技能、品味等文化產物；客觀形態文化資本，具體指書籍、繪畫、古董、道具、工具及機械等物質性文化財富。制度形態文化資本，制度形態文化資本是一種將行動者的知識與技能以考試的形式予以認可，并通過授予合格者文憑等方式將其制度化的資本形態［4］。

在本項研究中，我們將通過對三類家庭擁有的制度形態文化資本和客觀形態文化進行比較，來分析三類子女家庭教育所擁有的文化資本的差異。調查發現，“流動家庭”被調查家長的文化程度要高于“留守家庭”和“普通農村家庭”。“流動家庭”被調查家長文化程度高中及以上的占22.0%，高出“留守家庭”和“普通農村家庭”12.2和9.7個百分點；“流動家庭”被調查家長文化程度小學及以下的占26.7%，低于“留守家庭”和“普通農村家庭”21.2和19.4個百分點。統計檢驗表明，這種差異在總體中也是真實存在的。雖然三類家庭大多數都沒有訂閱報刊雜志，但比較而言，“流動家庭”中訂閱報刊雜志的要比“留守家庭”和“普通農村家庭”多。如“留守家庭”中沒有訂閱報刊雜志的占73.4%，高出“普通農村家庭”和“流動家庭”3.4和11.8個百分點。統計檢驗表明，這種差異在總體中也是真實存在的。雖然三類家庭2008年為子女購買的圖書并不多，但相比較而言，“流動家庭”中為子女購買圖書的要比“留守家庭”和“普通農村家庭”多。如“留守家庭”中2008年沒有為子女購買圖書的占42.5%，高出“普通農村家庭”和“流動家庭”1.2%和12.8%。統計檢驗表明，這種差異在總體中也是真實存在的。總之，無論是從家長（主要監護人）的文化程度來看，還是從家庭擁有的文化物品來看，“流動家庭”所擁有的文化資本都比“留守家庭”和“普通農村家庭”豐富。相對優勢的家庭文化資本將對子女的家庭教育產生潛移默化的影響。

家庭教育期望是家長（監護人）對其孩子教育目標的認識和看法。筆者選取了三項指標來測量家庭教育期望，其一是家長（監護人）培育子女的愿望，其二是家長（監護人）對孩子的文化期望，三是對孩子的職業期望。調查表明，三類家長（監護人）中絕大多數的人具有將孩子培養成才的強烈愿望。相比較而言，“流動家庭”中的這種愿望更為強烈些。“流動家庭”的家長對“一定要把孩子培養得聰明、能干、有出息”持“非常贊同”態度的占79.7%，高出“留守家庭”和“普通農村家庭”14.7和7.6個百分點。統計檢驗表明，這種差異在總體中也是真實存在的。本次調查發現，三類家長（監護人）中絕大多數的人對子女的學歷期望高。相比較而言，“流動家庭”中的這種期望更為強烈些。有93.4%“流動家庭”的家長期望孩子的學歷在大學及以上，高出“留守家庭”和“普通農村家庭”7.5和9.7個百分點。統計檢驗表明，這種差異在總體中也是真實存在的。本次調查發現，三類家庭對孩子的職業期望過于理想化，專業技術人員和干部上這兩種職業占了絕大多數。相比較而言，“流動家庭”的這種職業期望理想化更為明顯。“流動家庭”期望孩子從事專業技術工作的占61.9%，高出“留守家庭”和“普通農村家庭”16.2和9.1個百分點。統計檢驗表明，這種差異在總體中也是真實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