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沖突之于跨文化設計交流的正面價值

文化的沖突和碰撞也不盡然是負面的，價值觀的差異、思維方式的不同、考慮問題的側重點不同、解決問題方法的不同，碰撞的火花，有時反而帶來意想不到的靈感，并激發新穎而獨特的設計創意，這種設計模式就是當前人們所推崇的“全球化的解決方案”，不同文化圈的設計師的交流與協作導致全新的前所未有的解決方案。通過前期文化的碰撞與沖突，綜合多方意見和方法，綜合本地的和遠程的觀點，最后探討一種一致認同的前進方向，這種模式在很多國際設計協作的成功案例中得到印證。設計師自身素質和能力在跨文化交流中也得到迅猛地提高。當然，跨文化的設計交流與協作，在當今全球化和國際化的發展趨勢下，也有許多可喜因素，例如許多設計人員具有國際性的設計教育背景，深通兩種不同文化之間的差異性，深諳母國和他國之間不同的思維模式和行為方式，早在留學或者訪問期間就已經度過了文化磨合期，總結了提前規避文化沖突的方法和遇到文化沖突的解決策略。這種類型的設計人才日益增多，跨文化設計團隊里具有國際性教育背景的人才，可作為不同文化設計師之間溝通的磨合劑，能夠減少文化沖突或提前規避沖突，從而有效地增加協作的完美度，加快協作進程。中國目前有大量留學生在國外學習設計，從一些學生的反饋，我們可對國際性設計教育過程中所遭遇到的文化觀念差異略窺一斑。例如在法國蘭斯美術高等學院——ESAD接受教育的中國留學生所遭遇到的文化價值觀念的差異：對于設計思維和創意過程，法國人比較喜歡坦誠的表達，中國人喜歡含蓄的表達。設計是一種溝通一種交流，是要讓人一眼看明白，含蓄的手法別人不一定能理解。一定要清楚自己要什么東西，要使他人產生共鳴。法國人重視過程和交流，中國人重視結果。中國留學生在國內的學習中往往是自己摸索，然后把工業設計的結果直接給老師看，從具體到具體，從出發點到結果，不匯報尋找的過程，也很少找老師交流，而蘭斯的課程導師比較重視尋找（RECHERCHE）的過程，如果省略這個過程，法國老師就要問學生，“你是怎樣表達的，中間的過程如何？為何不能把你最初要表達的東西表現出來，這個最初的過程也要存下來。”因為也許在下一次做東西的時候用得上，你嘗試的材料、你設計的方式會有變化，做另外一個主題的時候，會很有用，所以做一個主題不僅僅是為了一個結果，而是一個豐富的探索過程，每一個感受，每一個改變，中間的步驟，為什么要變，尋找的過程，都是很有邏輯性地一步一步下去，所以把自己心中抽象感受的東西表達出來是非常重要的，用符號和具象的東西把自己頭腦中抽象的東西表現出來，對以后的設計會有助益。這體現了是中法設計教育觀念的差異，法國老師重視思維的邏輯性和推導性，思維的過程，要了解學生的頭腦中想了什么，學生不要輕易刪掉探索過程。另外，語言的理解和溝通有時也存在誤解，例如，法國老師說中國留學生的作品很“DESSIN”,學生很高興，以為是褒義，后來慢慢了解了，才知道是貶義：太裝飾化了，沒有立體感（VOLUME），沒有體積感，功能性不強。在這所學院，老師一般不會完全否定學生的東西，只會說“你可以想得更遠一些（PLUSLOIN）。”

文化價值觀差異對跨文化設計交流與協作的影響

綜合各個知名學者如霍夫斯特德（GreetHofstede）、特蘭迪斯（Triandis）、馬爾庫塞（Marcus）、霍爾（hall）、維克托（Victor）等人的觀點，關于文化價值觀的差異主要存在以下維度：成就觀與歸屬觀的差異；平等觀與等級觀的差異；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的差異；交際語境依賴度高或低的差異；不確定性避免程度之高低差異；普遍性標準與特殊標準的差異；視技術維度為積極因素或消極因素的差異；單一時間模式和多元時間模式的差異；中性化與感性化的交流模式的差異；文化控制的嚴厲與寬松的差異；男性化價值取向或女性化價值取向的差異等等。平等觀與等級觀的差異，也可用權威指數（PowerDistanceindex）來區分，該指數側重于衡量這個國家或社會人與人之間的平等程度，具體表現在威權和弱權上：弱權社會，崇尚人人平等，對事負責，注重分權。而崇尚等級觀的社會，是威權社會，等級鮮明，尊崇地位，人們傾向去對人負責，依附強權。一個組織中（家庭、學校和社區等），權力的集中程度和領導的獨裁程度，以及一個社會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接受這種權力分配的不平等，體現了這個組織的平等觀念發展到何種程度。通過研究社會成員的價值觀，就可以判定一個社會對權力差距的接受程度。相對而言，中國和日本是非常講究等級觀的社會，設計人員之間等級也非常鮮明。相對來說，美國則是追求平等觀的社會，例如世界最大的汽車企業之一的福特汽車公司，其創建人亨利•福特致力于在公司內部營造一個人人平等的工作環境。整個公司，沒有私人辦公室，不論處于公司的哪個管理層，都是在一個沒有間隔的大辦公室里辦公，辦公桌彼此相連，盡量消除等級差異；不論是經理、設計師還是裝配線工人，都是在一個餐廳用餐，并展開平等的對話與交流，盡量杜絕“精英分子”和“非精英分子”之界限，試圖讓每個員工都感覺是平等團體中的一員。設計師們更不能脫離生產現場和工人，僅僅在辦公室里閉門尋找靈感，而必須在生產現場和工人一起處理及操控機器設備，以使設計的創新和發展不脫節于生產工藝。這種管理理念營造出來的企業文化氛圍，有助于設計的提升和創新，并使設計的創新立基于生產的現實與目標消費者的要求。

例如創建于1959年的日本京都陶瓷，最開始僅有26人，并僅僅募集到300萬日元，經過一年的艱辛創業，竟首戰告捷，獲得316萬日元的利潤。此后發展一直穩步上升，究其原因，公司發起人稻盛和夫的企業文化理念——功不可沒。“以心為本利他集體經濟學”的核心思想為：人光有利己之心，即“只要自己好就行”，人類絕不會幸福，對于公司來說，也不會有好的發展。如果只考慮自己公司的利益，貪圖企業主個人利益的最大化，罔顧消費者和員工的利益需求，只會逐漸走向末途，把已有名利都喪失殆盡。“對共有價值和倫理的尋求，也是人類不同文化存續與發展的倫理，否則，不同文化不可能再打破封閉狀態的同時保持各自的生命力。”③對于企業主和經營者來說，“利他之心”的這個“他”，一是目標消費群，二是企業自身的員工，一方面考慮消費者的需求和滿意度，一方面努力讓員工更加安心地工作和生活。當然，企業的集體主義精神和利他之心，進一步擴大的話，那就是為社區、為國家的利益、甚至為地球的永續發展做一些貢獻了。不確定性避免的程度之高低也是有差異的，在任何一個社會中，人們對于不確定的、含糊的、前途未卜的情境，都會感到面對的是一種威脅，從而總是試圖加以防止。防止的方法很多，例如提供更大的職業穩定性，訂立更多的正規條令，不允許出現越軌的思想和行為，追求絕對真實的東西，努力獲得專門的知識等等。不同民族、國家或地區，防止不確定性的迫切程度是不一樣的。相對而言，在不確定性避免程度低的社會（例如美國）當中，人們普遍有一種安全感，傾向于放松的生活態度和鼓勵冒險的傾向。而在不確定性避免程度高的社會（例如中國和日本）當中，人們則普遍有一種高度的緊迫感和進取心，因而易形成一種努力工作的內心沖動。這種文化觀念的差異會導致設計人員工作方式、態度和重心的差異。交際語境依賴度高或低的差異對設計也有深遠影響，前者的文化在交際時，語義非常含混和多義，正確的語義較高地依賴于交際過程和交際語境，特別是即時的環境和文化內涵。而相反的文化則不需或者較低地依賴于交際語境和即時環境，絕大多數語義都可以明晰地表達出來，例如中文的交際語境依賴度高，法語的交際語境依賴度相對較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