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業人員的“初期財務造假”往往都在包括領導在內的諸多外部力量的暗示、授意，甚至是威脅、脅迫下無可奈何的被動進行，而其“成熟期進行財務造假”往往發展成為對領導及其他外部力量不當要求的領會與主動配合。文章試圖從這一行為變化動機的角度，運用兩種心理學理論來分析這一過程的主要動因及基本邏輯。關鍵詞：財務人員財務造假分析分析審計工作中查出的財務造假行為,可以看出財務人員從堅持職業操守到放棄職業操守的行為變化過程,而與這一行為過程相匹配的是其心理過程，通過研究發現，這一心理變化過程與心理學理論中的“受虐婦女綜合癥”和“斯德哥爾摩綜合癥”所描述人群的心理、行為發展歷程有相似之處，這兩種心理癥狀可以很好的解釋這一過程。

一、“受虐婦女綜合癥”影響下的財務人員財務造假

（一）“受虐婦女綜合癥”的含義及其形成“受虐婦女綜合癥”原來是一個社會心理學的名詞，70年代末80年代初成為一個法律名詞。它在法律上指長期受丈夫或男友暴力虐待的婦女表現出的一種特殊的行為模式。后天無助感是受虐綜合征患者的形成動因。后天無助感最初來源于心理學家馬丁.沙利格文（MartinSeligman）在60年代的一次試驗。沙利格文將幾條狗放在一只鐵籠子里，每天不定時地電擊鐵籠子的各個部位。開始，狗們在籠子里不斷左右跳躍，試圖躲避電擊，但它們很快便發現無處可躲。狗們于是停止了積極的躲避行為，而改為采取盡量減少痛苦的方式（如受到電擊時，就臉朝下趴在鐵籠子里一動不動，以盡量減少痛苦）。狗們似乎明白了，與其無望地躲避，不如靜靜地忍受。沃柯博士認為，受虐婦女對家庭暴力的反應，與狗在鐵籠子里受到電擊后處于無處可躲的狀態中的反應是相似的。受虐婦女長期遭受暴力后，在心理上就會處于癱瘓狀態，她們從無數次的挨打中“認識”到，她們無力阻止丈夫或男友對她們實施的暴力。每一次來自丈夫或男友的暴力，都使她們更清楚地“認識到”自己的無助。久而久之，她們在這種心理狀態下變得越來越被動，越來越順從，也越來越無助了，于是最終選擇了放棄抵抗，順從“虐待”。

（二）財務人員造假的“受虐婦女綜合癥”分析根據相關規定，財務從業人員有保證會計信息客觀、公正、真實的義務，同時也有對等的權利。可是在工作中，有些單位出于避稅考慮要降低利潤，有些單位出于上市考慮要提高利潤，所有一切都要對客觀存在的財務報表進行“修正”，在一些行政事業單位，出于行政升遷考慮等，單位都存在“修正”需求，會不會做假賬、愿不愿做假賬幾乎成了會計從業者能否繼續工作、就業的衡量標準。而且財務造假成本很低，造假很少有被處理的情況，這使得財務造假成本與收益之間產生嚴重背離，進一步促使財務造假的蔓延。毫無疑問，一些正直的財務從業人員會自然而然的選擇離開，但是當他很快會發現無論到哪一家單位，新單位會提出和老單位相同的不當、不法要求，三番五次之后，財務從業人員發現自己的任何努力都“無效”。與其無望的躲避，不如靜靜的忍受，這就出現了所謂的“后天無助感”，大部分財務從業人員選擇了“順從”，這可稱之為財務從業人員的“受虐綜合癥”。可是，對于傳統意義上的受虐婦女綜合癥患者而言，從反抗到放棄反抗的沉默期，還有一個能量和情緒從積聚到爆發的過程，西方的心理學家從很多婦女最后選擇“殺夫”闡述了這一點，近幾年我國很多的家暴悲劇也印證了這一點。可是為什么這種情況沒有在財務從業人員身上出現呢？相反隨著時間的推移，財務從業人員對單位、對領導的不滿甚至是憎恨逐漸的轉變成了感激，這并不奇怪，這可以用斯德哥爾摩綜合癥來解釋。

二、斯德哥爾摩綜合癥影響下的財務人員造假

（一）斯德哥爾摩綜合癥的含義及其邏輯斯德哥爾摩綜合癥，又稱斯德哥爾摩癥候群或者稱為人財務人員從被動財務造假到主動財務造假的行為學分析朱偉亮質情結或人質綜合癥，是指被害者對于犯罪者產生情感，甚至反過來幫助犯罪者的一種情結。這個情感造成被害人對加害人產生好感、依賴心、甚至協助加害于他人。1973年8月23日，兩名有前科的罪犯在試圖搶劫斯德哥爾摩市一家銀行失敗后，挾持了四位銀行職員，然而這起事件發生后幾個月，這四名遭受挾持的銀行職員拒絕在法院指控這些綁匪，甚至還為他們籌措法律辯護的資金，他們都表明并不痛恨歹徒，并表示歹徒非但沒有傷害他們反而對他們十分照顧，而且對警察采取敵對態度。更甚者，人質中一名女職員竟然還愛上其中一名劫匪，并與他在服刑期間訂婚，后來他們的家庭成為了朋友。這個現象引起了心理學家的好奇與關注，研究者發現這種癥候群的例子見諸于各種不同的經驗中，從集中營的囚犯、戰俘、受虐婦女等受害者，都可能發生斯德哥爾摩綜合癥。經過研究與論證，一般認為只要滿足以下四個條件，斯德哥爾摩綜合癥就容易出現：一是要人質切實感覺到受到嚴重威脅，讓人質感覺到，至于何時何地發生不一定。然后相信這個施暴的人隨時會這么做，而且是毫不猶豫。二是施暴人一定會給人質施以小恩小惠甚至是“大恩大惠”，這是最關鍵的條件。如在人質絕望的情況下給水喝。三是除了劫持者所控制的信息和思想，任何其它信息都不讓人質得到，人質被完全隔離了。四是讓人質感到無路可逃。這樣，人質會對劫持者產生一種心理上的臣服感與依賴感。劫持者操縱了他們的生死，劫持者即使給他們一點點恩惠，他們也會不勝感激。他們與劫持者同舟共濟，把劫持者的前途當成自己的前途，把劫持者的安危視為自己的安危。

（二）斯德哥爾摩綜合癥下財務人員的財務造假分析通過對比不難發現，當下財務從業人員正是被單位或者被一些領導劫持的“人質”，其所處的社會環境和工作環境已經基本滿足了斯德哥爾摩綜合癥的上述四個條件。首先，財務從業人員如果不按照單位或者領導的不當要求辦事，她就會面臨嚴重的威脅，而且領導可以隨時隨地讓她走人，或者至少是置她于困難的境地。其次，一般而言領導都會給進行財務造假的財務人員一些恩惠。尤其是現在會計事務所競爭白熱化的狀態下，選擇一家事務所并且給予其優厚待遇對其而言無疑是一種恩惠。對于內部財務人員，則重金收買，或者許以股份、職位，這樣財務人員忘記了原先的脅迫與威逼，進而在利誘下和單位領導結成了利益共同體。再次，從信息灌輸和思想控制方面，財務從業人員會不斷的收到領導的各種“教導”。從財務人員的發展方面出發，告訴他只有按照領導意思辦事，自己才能有發展，而領導的意思雖然現階段可能違規，但是長久來看卻是為了單位好；從法律法規及風險方面出發，告知財務人員，這么做其實風險并不大，即使出了事，還有領導，也怪不到他頭上；久而久之，財務人員就對其他的外界信息形成了排斥反應，就好像和外界的完全隔離一樣。最后一個條件是人質無路可逃。也就是財務人員遇到從業環境大抵相似，“無路可逃”。從以上四個條件看，財務從業人員的處境和斯德哥爾摩綜合癥的人的處境幾乎完全一致，而從其現實表現看，財務人員有如被綁架的人質，一旦其進行財務造假的歷程開始便很難逃脫，做一次兩次和做十次八次并無本質上的區別。因此會計從業人員對其“劫持者”———有關部門和領導還產生了濃厚的依賴性，對其言聽計從，還心存感激，從最初被迫進行財務造假到最后主動參與，獻計獻策進行財務造假，出了問題還會出來主動隱瞞和遮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