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物流立法應關注的現實熱點問題

當前，我們應將客戶財產安全、客戶信息保護、物流綠色環保和物流立法中的本位思想作為現實熱點問題予以重點關注。這是因為，客戶財產安全是物流業的第一要務，是貫徹誠實信用原則的根本落腳點，是物流業得以存在和發展的基本前提，但快遞行業的亂象已經嚴重損害了行業的整體形象；客戶信息安全是物流經營者所承載的最基本的附隨義務和社會道德訴求，而目前物流業已經成為信息外泄的一個重要渠道并備受世人指責；保護環境是物流業責無旁貸的社會使命，但僅貨運工具尾氣排放一項，就足以使物流業背負沉重的壓力；立法的過程就是利益博弈的過程，目前很多與物流相關的部門立法一直為人詬病，如果不能回歸到公平正義上來，將最終損害行業的持續健康發展。為進一步說明以上四個方面為什么應當作為物流立法重點關注的對象，下面將從實證的角度作進一步闡釋。1.客戶財產安全問題物流財產安全問題引起人們的關注始于第三方物流的出現。近幾年來，隨著快遞業的迅速發展，物流標的物毀損滅失風險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關注。2012年12月28日，中央電視臺焦點訪談欄目以《野蠻的快遞》為題，對快遞行業肆意毀損顧客財產的行為進行了專題報道，揭露了目前快遞行業的種種不良行徑。一是暴力分揀。卸貨靠扔，分揀還是靠扔，有多大力氣就扔多遠，暴力分揀已經成為快遞行業公開的秘密。二是公然哄搶。暴力分揀既有可能摔壞貨物，也有可能摔出比較實用或貴重的東西，此時場地工作人員往往會放下手中的工作擁上去哄搶。三是監守自盜。快遞外包裝需要客戶注明所投遞貨物的類別，有些工作人員專門通過外包裝尋找自己想要的東西。四是損人自肥。實踐中有些瀕臨倒閉的快遞公司置商業道德于不顧，將運送中的客戶物品卷走，一些試圖轉行或素質較低的快遞員可能會想方設法時不時地從快遞中揩油。中央電視臺焦點訪談欄目提供的資料顯示，快遞行業貨物毀損滅失投訴案件，2012年各月同比2011年各月均有不同程度的增長，僅2012年10月管理部門接到的有效投訴就達10639件，比上年同一時期多了2690件，其中反映快遞丟失或內件短少的有1730件，反映物品毀損的有690件。[6]導致快遞行業這種無視客戶財產安全亂象的根本原因在于，公司內部管理混亂以及相應法律法規缺失，希望《快遞市場管理辦法》的實施能夠起到較好的規范作用。2.客戶信息保護問題在現實生活中，我們經常可能會接聽到一些陌生人的電話或者收到一些垃圾短信，內容五花八門。對方不僅知道我們的電話號碼，甚至知道我們的年齡、職業、家庭住址等個人隱秘信息，這些陌生人的電話和短信正在以常態化的方式侵擾著我們的日常生活。目前，個人信息泄露呈現出渠道多、范圍廣、程度深的特點，并形成了隱秘的地下產業鏈。當前，公民個人信息泄露的“源頭”主要是掌握公民個人信息的一些公共部門和服務機構。從已經查獲的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的犯罪案件看，涉案人員中既有公務員、政府部門的協助人員，也有公司職員；涉案部門既有工商、民政等部門，也有電信運營商、銀行、民航、保險、房地產公司、物業公司、中介機構、教育輔導機構、酒店等。據2012年12月18日中央電視臺焦點訪談欄目報道，公民個人信息泄露還有一個重要渠道，那就是物流業中的快遞業務。[7]一份快遞發出時，會有一張面單，記錄著單號以及發件人和收件人的姓名、電話號碼、家庭地址等信息（特殊時段寄往北京的快遞還要填寫公民個人的身份證號碼）。一般來說，面單一式四份，發件人、收件人各一份，當地的快遞營業廳一份，快遞人員一份。據一位快遞公司業務員透露，其所在快遞公司的快遞員，每人每月經手的面單大約在五萬張左右。由于缺乏有效法律法規的規范，目前快遞行業正在成為一條個人信息泄露的重要渠道。筆者在網上隨便輸入了“快遞單”等幾個關鍵詞，就搜索出了大量的倒賣信息，價格從0.5元到2.00元不等。隨著宅配業②等這些更加深入個體生活的物流業務在我國的開展，對個人信息的獲取將更加準確和詳盡，如果對物流業泄露客戶信息的行為缺乏有效的法律應對，③后果堪憂。3.物流綠色環保問題我國從2013年開始，多個城市持續出現霧霾天氣，多地PM2.5值瀕臨“爆表”。專家表示，造成我國大范圍霧霾天氣的根本原因，一是工業污染，二是機動車污染，而機動車尾氣排放是導致市區霧霾形成的主要原因。有關資料顯示，來自物流部門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占交通部門的1/3。[8]一般認為，一個完整的物流過程包括倉儲、加工、運輸、裝卸、分揀、配送等多個環節。除運輸環節造成環境污染外，其他環節也有可能造成對環境的破壞，物流行業對環境的負面影響已得到了人們的普遍認同。正因為如此，綠色物流④作為一種全新的理念自20世紀70年代開始在歐美國家興起，且影響不斷擴大，并逐漸成為21世紀物流管理的新方向。[9]我國作為一個物流大國，理應適應世界物流發展的新方向，對物流過程中的環境保護問題予以更多關注。4.立法中的本位思想問題按照目前的情形，物流立法即使最終采取法典化的形式，采用單行法的立法模式仍將維持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單行立法問法于部門的立法慣例，為相關部門進行權力尋租提供了便利條件。例如，第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八次會議于2009年4月24日修訂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郵政法》第47條仍然保留了以下內容：“未保價的給據郵件丟失、損毀或者內件短少的，按照實際損失賠償，但最高賠償額不超過所收取資費的三倍；掛號信件丟失、損毀的，按照所收取資費的三倍予以賠償。”依據該法條的規定，從事郵政業務的公司均將之作為重要條款列入格式合同，被很多人稱之為霸王條款，但事實上霸王條款的出現正是源于霸王法條的存在。而早在十年前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39條明確規定，“采用格式條款訂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條款的一方應當遵循公平原則確定當事人之間的權利和義務”；第40條進一步規定，“提供格式條款一方免除其責任、加重對方責任、排除對方主要權利的，該條款無效”。由此可見，我國各法律之間之所以不能實現內在邏輯的自洽，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凡涉及部門的立法總會受到部門利益的掣肘。由于物流業涉及部門較多，導致立法中的本位思想在物流領域表現得尤為突出。再以國家郵政局頒布的《快遞業服務標準》為例：一是存在諸多顯失公允的規定。例如，延誤的賠償僅為免除本次服務之費用，殊不知因一次郵件延誤而失去的可能是一次難得的商機；提起賠償的期間僅為一年，這一規定不僅不合理（法律規定一般為兩年），而且違法（《立法法》規定，有關訴訟制度必須制定法律）。二是部分條款規定得不清晰。例如，《快遞業服務標準》附錄A1規定，快件賠付的對象應為寄件人或寄件人指定的受益人，而實際生活中快件記載的當事人通常只有寄件人和收件人，很少有人在此之外另行指定所謂的受益人。在寄件人未指定受益人的情況下，此規定中的受益人是否為收件人，規定中沒有進一步明確，這種模糊的規定為郵政行業逃避責任預留了后路。事實上，郵件延誤和丟失后真正受損的多半是收件人，為什么不直接明確收件人具有直接賠償請求權呢？總之，如果不能克服物流立法中的部門本位思想，個案中缺失的公平正義盡管表面上損害的僅僅是涉案當事人，但個案的累積與發酵終將損害整個行業的長遠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