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譯特色分析

近三十年來，在多樣多元的文化背景和自由開放的社會形勢之下，俄羅斯文學漢譯在譯介選題、譯介趨勢、譯介版本、譯介方式、譯介主體以及翻譯理念等諸多方面，都取得豐碩而系統的成就，表現出不同于以往的鮮明特點，為中俄文學交流做出重要的貢獻。

（一）譯介選題多樣化

隨著政治因素對文學譯介干預的逐漸減少與文化界和文學界的思想解放，俄羅斯文學翻譯在選題內容上愈加開放，愈加自由，愈加多樣。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新現實主義、自然主義、先鋒派、現代主義、后現代主義等各種文學流派、不同藝術手法、不同表現方式的文學作品先后被譯介到中國文壇，并在相當范圍內產生不小的影響。

１９８０年代，先前被視為“修正主義文學”的當代俄羅斯文學，重又受到中國讀者的歡迎。恰科夫斯基、斯塔德紐克、邦達列夫、貝科夫、巴克拉諾夫、瓦西里耶夫、阿斯塔菲耶夫、加姆扎托夫、拉斯普京、別洛夫、羅日杰斯特文斯基、葉甫圖申科、艾特瑪托夫、阿爾布卓夫、羅佐夫、舒克申、萬比洛夫等作家，以及過去受冷落、邊緣化、被批判、被打擊的葉賽寧、帕斯捷爾納克、布爾加科夫、左琴科、巴別爾等作家作品，先后被譯介過來，甚至出現了多個不同版本。八九十年代，最受中國讀者歡迎、對中國作家創作有重要影響的作家是吉爾吉斯斯坦的艾特瑪托夫，他與海明威、馬爾克斯、卡夫卡被認為新時期對中國文學影響最大的四位外國作家之一。外國文學出版社出版的小開本《艾特瑪托夫小說集》（上、下冊）收錄作家早中期的主要作品，其后期代表作《一日長于百年》也于１９９０年代譯介成漢語。這一時期，文學譯介對象較多集中于當代俄羅斯文學作品，在近萬種俄羅斯文學譯作中，當代俄羅斯文學作品約占六七成。究其原因，大致有三：其一，俄羅斯古典文學作品已大多譯介為漢語，當代俄羅斯文學則相對陌生令人好奇；其二，同時代俄羅斯人的日常生活和作家的創作體驗，對封閉國門多時的國人具有相當吸引力；其三，蘇聯當代文學對歷史的深刻反思，對民族健康心態的追尋，對雜色生活底蘊的開掘，對改革趨勢的深刻揭示，對當代人性的多側面描摹，契合著彼時彼刻中國文學的精神內核和社會歷史的時代話語。

１９８０年代，人民文學出版社與上海譯文出版社南北聯手，合作“外國文學名著叢書”的出版工作，其中俄羅斯文學名著占據很大比例。為了彌補叢書下限過早（截至一戰）的不足，外國文學出版社和上海譯文出版社聯袂，編輯出版“二十世紀外國文學叢書”，其中包括不少蘇聯文學作品。自１９８７年起，人民文學出版社推出“佳作選”小型本叢書，其中第一輯包括《黑桃皇后》、《舞會之后》和《圣誕樹與婚禮》。此外，上海譯文出版社還單獨編輯出版了《蘇聯文學叢書》、《外國文藝叢書》，其中既有蘇聯當代文學，又有俄國古典作品，諸如十七卷《托爾斯泰文集》、十二卷《契訶夫文集》、十卷《陀思妥耶夫斯基文集》、四卷《萊蒙托夫文集》、五卷《岡察洛夫文集》、五卷《涅克拉索夫文集》、八卷《奧斯特洛夫斯基文集》。值得關注的是，在出版二十卷《高爾基文集》之外，因政治原因而長期遮蔽的《不合時宜的思想》一書也被譯介到中國：１９９８年，朱希渝翻譯的該書中譯單行本由江蘇人民出版社推出；２０１０年，余一中和董曉復譯的單行本由花城出版社出版。這既讓人看到高爾基對文化建設的高瞻遠矚，也讓人觸摸到高爾基多樣而鮮活的形象。這種大規模譯介現象和出版行為，對于中國讀者補充因１９６０年代中后期中俄文學交流阻滯造成的封閉無疑大有裨益，充分表現出中國知識界強烈的求知欲和對俄羅斯文學的一貫重視。不過，不加選擇地譯介二三流作家作品，而置經典作家于不顧，會造成翻譯成本的低下和翻譯成果的浪費，不利于中國俄羅斯文學翻譯的整體發展。

（二）譯介趨勢叢書化

就整體而言，近三十年來俄羅斯文學的翻譯和出版，呈現出比較突出的從書化和規模化的趨勢，表現出比較明顯多樣化和多元化的趨勢。俄羅斯文學各個時期、各種流派、不同思潮、各類風格、各種體裁、各種題材的作品，得到充分的重視和及時的翻譯。在各種單行本大量出版的同時，翻譯文學叢書如雨后春筍般涌現出來。據有關研究者統計，自１９７８年至２０世紀末的二十余年間，不同出版社出版的各類翻譯文學叢書近二百種。

人民文學出版社和上海譯文出版社合作的綜合性文學叢書《外國文學名著叢書》，由翻譯名家主譯，注重翻譯質量，頗具學術性和權威性。該叢書從１９８０年代初即以陸續出版，到２０００年已出版作品逾百余種，其中大多數作品均是長銷書和暢銷書，在讀者界享有極大的社會影響和極高的文學聲望。上海譯文出版社的《２０世紀外國文學叢書》著眼于２０世紀外國文學的發展脈絡和文學成就，系統地翻譯出版了多種名家名作和新人新作，極大促進了中國讀者對外國文學發展的了解和文學創作技巧的借鑒。漓江出版社出版的《外國文學名著》叢書，以小開本典雅裝楨的形式，陸續推出１８—２０世紀世界各國文學名家名作譯本幾十種。譯林出版社的《譯林世界名著》系列叢書，專門組織翻譯家對多種世界文學名著進行復譯，以較高的譯文質量受到讀者的普遍認同和青睞。譯林出版社的《當代外國流行小說名著叢書》緊跟世界文壇，翻譯推出了一系列雅俗共賞、暢銷賣座的作品；該社推出的《世界英雄史詩譯叢》首譯和新譯十幾種世界各古老民族的英雄史詩，《伊格爾遠征記》即是其中之一，不僅具有不可低估的文學審美價值，而且包含著重要的學術研究價值。

除以上幾類綜合性的翻譯文學叢書之外，還有從不同角度選編翻譯的各類翻譯文學叢書，其中俄羅斯文學幾乎都是重要構成部分之一。比如從獲獎文學角度編輯翻譯的《獲諾貝爾獎作家叢書》（漓江出版社）、《世界著名文學獎獲得者文庫》（工人出版社）等；從文體角度出發出版的翻譯文學叢書，諸如《世界神話珍藏文庫》（北岳文藝出版社）、《詩苑譯叢》（湖南文藝出版社）、《域外詩叢》（漓江出版社）、《外國名家散文叢書》（百花文藝出版社）、《世界散文隨筆精品文庫》（十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外國文藝理論叢書》（人民文學出版社）。此外還有囊括所有文學體裁和文學主體的翻譯叢書，諸如《外國暢銷小說譯叢》、《海外名家詩叢》、《二十世紀外國大詩人叢書》、《世界民間故事叢書》、《現代散文詩名著譯叢》、《散文譯叢》、《外國游記書叢》、《世界五大洲寓言精選文庫》、《世界兒童文學經典》、《世界神話童話傳奇系列》、《二十世紀著名隨筆譯叢》等。

需要指出的是，翻譯文學包含著眾多類別，其中均涉及俄羅斯文學的譯介。從文學類別角度出發編譯的翻譯文學叢書，有《世界長篇小說經典書系》、《外國古典長篇小說選粹》、《外國中篇小說叢書》、《世界短篇小說精華》等；從國別和地區出發編輯成冊的翻譯文學叢書，有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的《俄國短篇小說選》、《蘇聯短篇小說選》，以及《英國／法國／德語國家／日本／東方短篇小說選》等；從地域和國別的角度出版的翻譯文學叢書，有作家出版社的《白銀時代叢書》等；從性別角度出發編譯的翻譯文學叢書，有外國女作家的中短篇小說叢書《藍襪子叢書》（十卷，河北教育出版社）等；從主題、題材等類型學角度出發編譯的翻譯文學叢書，有《當代外國新潮小說分類精選書系》（１４種，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等；凡此種種，不一而足。

（三）譯介版本復譯化

近三十年來，以世界經典名著為核心的俄羅斯文學，大多出現了與時俱進、更新換代的新譯本，由此形成譯介版本復譯化和多樣化現象。諸如汝龍的翻譯的《復活》，劉遼逸翻譯的《戰爭與和平》，力崗、查良錚翻譯的托爾斯泰的長篇小說，均是譯者不斷修訂、重新打磨的佳作。這些久經磨礪的譯介佳作，在提升譯作質量、忠實原文的同時，也體現出譯者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精神。與此同時，有相當數量相似度較高的文學譯本，先后出現在２０—２１世紀之交的俄羅斯文學譯介中。僅以２００５年俄羅斯小說為例，《復活》有三個版本，《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有四個版本，《童年》有六個版本，這些數字還不包括原有版本的重印。這種大規模的復譯現象，不僅存在于俄羅斯文學譯介中，而是存在于整個翻譯文學的共有現象：“大規模、大范圍的復譯現象，成為８０年代至９０年代中國翻譯文學的一個突出現象之一。其中的是非功過，也引起了讀者界的關注和文學翻譯界的熱烈討論。”如何理性而客觀地評價文學復譯現象，無疑是值得密切關注和學理深思的。

根據不同時代的文化精神和思想狀況，文學經典的復譯行為并非沒有合法性和裨益。著名思想家和哲學家德里達曾經指出：“即便最忠實原作的翻譯也是無限地遠離原著、無限地區別于原著的。……翻譯在一種新的軀體、新的文化中打開了文本的嶄新歷史。”可以說，翻譯是原作在另一個時空中的延伸、衍生和復活，充分體現出跨文化的對話精髓和文學闡釋的可能限度。也有學者指出，與時俱進傳達時代精神的優秀復譯作品，既是一種合法的文學經典的當下闡釋和文化建構，也是一種人類的文化積累和傳承行為。與此同時，誠如符號學家安貝托?艾柯所言，“說詮釋（‘衍義’的基本特征）潛在地是無限的并不意味著詮釋沒有一個客觀的對象，并不意味著它可以像水流一樣毫無約束地任意‘蔓延’”。對任何文本的詮釋和建構都有一個相對性和有限性，不能超出文本界定的大致范圍；否則，過度詮釋將導致解讀的無限性和建構的任意性，從相對主義和歷史主義走向絕對主義和虛無主義。應該承認，大量彼此雷同的譯本的推出和傳播，會導致文學譯本魚龍混雜，泥沙俱下，真正的精品名譯會身處迷霧，被莠草遮蓋，由此既使作品感染力大打折扣，也部分使翻譯者蒙羞受辱。俄羅斯文學名著大量復譯版本的不斷出現，使中國俄羅斯文學譯介出現一種非理性的繁榮景象。雖然眾多復譯版本中不乏優秀之作，但復制粘貼式粗制濫造的復譯作品卻會降低讀者的閱讀期待。這將不僅擾亂中國俄羅斯文學譯介的整體事業，而且會破壞文學的譯介生態，侵害翻譯家的合法權益，其原因與出版社或書商們的利益追逐、圖書出版市場利益的分化組合和譯者的利益訴求等方面不無一定關聯。

（四）譯介方式系統化

伴隨俄羅斯文學譯介在數量上提升和質量上的深入，在共時性的拓展和歷時性的跟蹤，近三十年來，俄羅斯文學名家名作的翻譯逐漸從單行本擴展到選集或全集，從小說和詩歌延伸到書信和隨筆，從文學作品拓展至理論著述，由此形成逐漸系統化的總體特色。

近三十年來，人民文學出版社、上海譯文出版社、河北教育出版社、譯林出版社等口碑良好的出版社團，在俄羅斯文學譯介系統化方面成就卓著，功不可沒。人民文學出版社先后出版了《普希金全集》（十卷）、《果戈理選集》（三卷）、《陀思妥耶夫斯基選集》（七卷）、《屠格涅夫選集》（十三卷）、《托爾斯泰文集》（十七卷）、《高爾基文集》（二十卷）、《肖洛霍夫文集》（八卷）、《納博科夫小說全集》等系列化作品，讀者界反映良好。上海譯文出版社先后推出《普希金文集》、《陀思妥耶夫斯基選集》、《托爾斯泰文集》、《契訶夫小說全集》等重要作品，備受讀者好評。河北教育出版社在１９９０年代先后推出“世界文豪書系”，其中包括《普希金全集》、《萊蒙托夫全集》、《屠格涅夫全集》等系列，該系列叢書規模宏大、制作精良、裝楨精美，可謂填補了中國新時期翻譯文學中的不少空白。浙江文藝出版社推出《普希金全集》，譯林出版社完成《法捷耶夫文集》等作品，在新時期俄羅斯文學的翻譯過程中占有不可忽視的重要地位，在讀者界中也有著相當的影響。

可以說，普希金、萊蒙托夫、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托爾斯泰等俄羅斯名家漢譯全／選集的相繼推出和不斷面世，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義和積極價值。就譯介傳播而言，中國俄羅斯文學譯介更加理性而客觀，愈加審慎而積極，在一定程度上已開始步入一個總結階段；就文學研究而言，這種系統化的文學譯介，既包蘊著高度的學術視野和深刻的學理意識，也為學理研究和學術承傳奠定不可或缺的基礎；就譯介主體而言，叢書化的文學譯介體現出不同與俄羅斯學界的中國立場和民族特色，即不僅重視人文精神建構，密切關注域外經典文學，而且緊跟社會時代脈搏，服務中國文學發展。

（五）譯介主體專業化

伴隨譯介事業逐漸規范化、系統化和制度化，翻譯家譯文集或論文集陸續出版問世，既顯示出社會和文化界對翻譯家工作的肯定和認同，對譯者文學和學術地位的重視與褒揚，也凸顯出譯者作為譯介主體的專業化、自覺化和學理化。

《瞿秋白譯文集》、《巴金譯文集》、《汝龍譯文集》、《戈寶權譯文集》、《卞之琳譯文集》、《曹靖華譯文集》等俄羅斯文學翻譯大家的文集，紛紛編輯出版問世，成為１９９０年代翻譯文學界一道靚麗的風景線。不僅如此，在大量翻譯的基礎上展開的學術研究也陸續展開，顯示出學術熱情和學術理性的結合。此一時期，姜椿芳、曹靖華、戈寶權、葉水夫等中國俄羅斯文學譯研事業的奠基人仍在筆耕不輟，留蘇一代學者重歸崗位，將一腔熱情傾注到文學譯研之中，新一代學人相繼踏入學術研究行列，三代學人構成近三十年中國俄羅斯文學譯研主體。全國性的中國蘇聯文學研究會（后更名為中國俄羅斯文學研究會）建立起來，各種專題的研討會不斷舉行。由此，學者隊伍的形成、學術組織的成立、學術刊物的創刊等各種因素，共同促成了世紀之交中國俄羅斯文學翻譯和研究事業空前繁榮的局面。

更為重要的是，一大批高質量的學術著作紛紛面世，無論在質量還是數量上都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翻譯和研究不平衡的局面已然得到基本扭轉，一如著名學者陳建華教授所言：“８０年代至９０年代中國的俄蘇文學研究領域明顯拓展。這一時期所取得成果既展現在數量上（在數量上已超過了以往全部成果的綜合），也表現在質量上（研究的視角、角度、方法和規模都有了明顯的突破）。這些成果或全面剖析蘇聯文學思潮，或以文化為大背景來研究俄國文學，或從新的角度切入重新考察經典作家，或認真探討‘白銀時代’文學，或特別關注蘇聯解體后的俄國文學，或系統梳理中俄文學關系的發展歷程，或深入評述巴赫金等思想家的文化理論，或多方位思考俄國文學史問題……”從吳元邁、薛君智、倪蕊琴到任光宣、吳澤霖、劉文飛等眾多學者的系列著作，基于大量文獻史料，從各種學術角度，運用不同方法，呈現出俄羅斯文學意涵的復雜性和構成因素的多元性，引起俄羅斯文學、語言學、文化學、歷史學、哲學等學科的共同關注。這些體大精深而旁征博引的學術著述，不僅讓讀者看到俄羅斯文學不同于其他歐洲文學的特質，挖掘出令世人深感陌生而震驚的問題，而且引發俄羅斯文學何以深刻影響、如何影響２０世紀中國等諸多重大問題。

（六）譯介理念滯后化

較之文學翻譯的空前繁榮和一派大好形勢，翻譯技巧理論、文學翻譯理論、翻譯文學理論的研究則相對缺乏，呈現出譯介理念滯后化特征。雖然戈寶權、曹靖華、草嬰、高莽等名家的翻譯體驗、文化隨筆和譯介隨感先后問世，但成體系、有規模、有特色的論述譯介理念的著述卻較為鮮見。進入１９８０年代后，《翻譯論集》（商務印書館）和《翻譯研究論文集》（外語教育與研究出版社）等數種論文集先后出版，對已有的研究論文進行篩選和整理，并為此后翻譯文學理論的深入研究和分析提供了基本資料。《翻譯通訊》（前身為《翻譯通報》）于１９７９年的復刊，在１９８６年更名為《中國翻譯》后，學術自覺性和學理深度性逐漸增強，成為中國翻譯理論研究的重要陣地。許鈞主編的《外國翻譯理論研究叢書》對俄、法、英、美、德等國的翻譯理論做出系統而深入的評介，極大推動了中國文學翻譯、翻譯文學理論探討的深入和廣度。此外，鄭海凌和黃忠廉探討文學翻譯和翻譯機制的系列力作，諸如《文學翻譯學》、《譯理淺說》、《翻譯變體研究》、《變異理論》、《翻譯方法論》等著述，在相當程度上彌補了當代俄羅斯文學譯介理念的不足。

結語與展望

概而言之，近三十年來中國的俄羅斯文學譯介取得豐碩的成就和經驗，表現出多元化和復調性的總體態勢。在譯介選題上，近三十年俄羅斯文學譯介不僅涉及古典、現代、當代、當下的俄羅斯文學，而且兼顧主流文學、域外文學、邊緣文學、白銀時代、回歸文學等多種文學層次，表現出明顯的多樣化特征；在譯介趨勢上，近三十年中國的俄羅斯文學譯介對象幾乎遍及各個時期、各種流派、不同思潮、各類風格、各種體裁、各種題材的作品，呈現出規模化和從書化的趨勢；在譯介版本上，在日趨自由化和多元化的文化氛圍中，俄羅斯文學經典名著出現與時俱進、更新換代的漢譯版本，形成典型的文學復譯現象，引起不同的翻譯評價和文化交流的爭議；在譯介方式上，在市場化和學理化的共同推動下，中國出版界先后推出俄羅斯文學經典作家的選集或全集，形成比較典型的譯介系統化特點；在譯介主體上，諸多翻譯名家的譯文集、心得隨筆的陸續出版問世，彰顯著社會對譯者的翻譯水平和學術地位的重視與褒揚，表現出翻譯主體的專業化特色；在譯介理念上，較之文學譯介的繁盛，翻譯技巧理論、文學翻譯理論、翻譯文學理論研究則相對滯后。

與此同時，中國俄羅斯文學翻譯界和知識研究界也出現了一些引人深思的現象。這主要體現在復譯現象部分出現、翻譯水平良莠不齊和翻譯群體邊緣化等方面。隨著商業化的侵襲、出版業的重組、文學翻譯的窘迫，中國俄羅斯文學編譯隊伍呈逐年下降趨勢。許多經驗豐富的譯者和編輯年事已高或即將退休，而年輕譯者和編輯則轉行從事英美文學或暢銷作品，使得人才不足的俄語編譯隊伍愈加凋敝，呈現出老齡化和邊緣化的總體趨勢。俄羅斯文學在中國的譯介、出版和傳播受到諸多因素的制約，并非一人一方之事，亦非一朝一夕之功，更非一蹴而就之事。它不僅需要中俄兩國翻譯界、學術界和出版界通力合作，共同努力，也要提高譯者翻譯水平和文學修養，更要健全翻譯機制，翻譯和研究并重，營造良好健康的譯介引進和學術研究氛圍。一如王蒙所言，“蘇聯文學的歷史并非空白，蘇聯作家的血淚與奮斗并非白費。總會有一天，人類的一部分做蘇聯文學而進行的這一番精神活動的演習操練會洗去矯強與排他的愚蠢，留下它應該留下的遺產，乃至在未來的某個時期，蛻變出演化出新的生機新的生命新的夢”，在翻譯界、出版界和研究界等多方通力合作下，中國的俄羅斯文學譯介也將迸發出新的生機，新的生命，新的夢。

本文作者：王樹福 單位：華中師范大學文學院 黑龍江大學俄羅斯語言文學與文化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