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古神明與信仰研究

２０世紀８０年代，饒宗頤先生自香港中文大學退休以后，仍然著述不輟，以下數篇關于上古神明與信仰之論文，即為饒先生退休后至２０世紀９０年代陸續撰寫而成。饒先生在中國古代神明和原始道教的探索研究方面，是具有突出貢獻的一位學者。他于２０世紀八九十年代陸續發表了中國古代宗教、民間信仰等一系列論文，２０００年５月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了饒先生的《中國宗教思想史新頁》一書，收入１３篇演講論文。著名學者季羨林先生為該書作序時，高度評價此書是一部開拓性、創新性的學術論著，具有四個特點：（一）涉及范圍廣，使人往往有汪洋無涯?之感；（二）論文引用材料范圍極廣；（三）重視考古發掘的地下新資料；（四）讀書得閑，論文時有新的創獲。季老在〈序〉中推崇饒先生的論著是“創而中”，并認為是一個時代學術的典范，足見其稱譽之高。

饒先生此書在俗神信仰研究方面，主要有《談古代神明的性別──東母西母說》一文，論述中國古代從東母、西母信仰，轉移過渡到東皇西母的信仰。先生在文中說：“關于古代神明的性別（ｇｅｎｄｅｒ）區分問題，是極有趣味而值得去詳細討論。”文中從殷商時期的卜辭祭祀東母開始，結合其他文獻材料，論述戰國時期的東皇與西皇，從而論證信仰漸從女性神過度和轉移至男性神的崇拜。文章最后還論述了地母的問題，得出「母」一名在古代運用十分廣泛，大凡氣、水、火之神亦有母之稱謂，得出時代愈后，神性的演變更為復雜的結論。

此書還收錄饒先生中國古代民間信仰的研究論文四篇，分別從楚文化、出土數據、中西文化比較以及文獻等進行考證論述。《道教與楚俗關系新證———楚文化的新認識》一文，主要從道教與楚俗的關系，進行新的論述觀點，先生在文中說：西方學人喜歡采用Ｃｈａｍａｎｉｓｍｅ（薩滿教）的原理，去了解《楚辭》。雖然，它和巫術結上不可避免的宿緣，但從深一步看，楚人本身有他的宗教意識，和巫醫關系非常密切。……楚人信巫鬼，崇奉黃神，使用禹步祝咒之術用以治病。寧鄉出土人面方鼎應該是象征黃帝四面，如果這說可信的話，楚國黃（老）之學根深蒂固……說明東漢三張之設鬼道，為人治病請禱等等活動，實際上秦漢之際，在楚國地區已是司空見慣。……道教的萌芽，可以提前，道教的形成，與楚國巫醫存在著非常密切的關系。

此文從楚人的宗教意識，結合漢末西蜀鶴鳴山張氏“五斗米教”為人治病請禱等活動，分別從“四面先君與黃宗四面、黃神考”、《五十二病方》以及道教的“醮”、“四輔”、“天師”、“五斗米與五斗粥”等一一進行論述，考證出許多現今所知的道教符方和用語，早已在楚人的有關文獻中出現，從而論證楚俗與最初期道教之間的密切關系。《從出土資料談古代養生與服食之道》一文，主要從地下出土的簡帛文獻，論證古代方仙道的由來與養生服食之道。饒先生在文中旁征博引的出土數據，略有張家山漢簡《脈書》與《引書》、《陵陽子明經》、《馬王堆養生方》、陶宏景《登真隱訣》等等，分別從永命、延年思想來源，不死觀念的追求，玄府玄門，以人合天，嬰兒與胎息等九個方面參證論述。先生在文末總結說：楚地諸佚書之發現，令古代方術之采日月精英，還精補腦，及《內經》、《靈樞》之天道與人體相關諸說，取得確實根據，得到充分了解，知其思想之形成，遠在戰國時期已極度流行，對《易》、《老》、《莊》三玄中重要語句提供了合理與進一步的解釋，證明嵇康《養生論》言之綽有理據，對于現代人仍有極大之裨益。

此段結語不但指陳古代天道人體之說的源流，還以古證今，闡釋出土文獻的重現，不但具有文獻研究上的重要，還對現代人的養生有所裨益。《論道教創世紀及其與緯書之關系》一文，主要考證論述道教的“創世紀”的宇宙開辟說，源自佛經（《摩伽登經》）。文中從西方以色列民族的《創世紀》傳說開始，逐次論及中國道教對于宇宙論的關心，并引述文獻論證道教徒每每剽竊釋氏之書，自西晉王浮作《化胡經》以后，后世變本加厲，舉例論證詳盡。而其中所論及的道教創世紀思想和所涉及的讖緯信仰，固或可歸屬我國古代的民間信仰范疇，先生未作明言而已。《巫步、巫醫、胡巫與“巫教”問題》一文，分別考述巫步與巫醫、胡巫、巫教等問題，可以說是巫學三個短篇考證文章。綜觀全文，先生在考述各種名辭之外，主要還是強調巫與薩滿教是本質上不同的兩種文化，以及批評巫與制度在中國上古史的問題。先生在文末說：對于“巫”字在古代中國的真相，和使用巫術遺存在民間宗教的陳跡，泛濫而毫不加以思索地來比附古代歷史，這一方法是否正確？我認為很值得歷史家再去作反思！如果說三代的政治權力完全依靠占卜者、巫術和自稱能夠與神靈溝通的手段來建立，而把古人所記錄下來的典章制度，一筆抹殺，把整個中國古代史看成巫術世界，以“巫術宗教”作為中國古代文化的精神支柱，我想：在目前不斷出現的地下文物其本身已充分提供實證，去說明古代“禮制”的可靠性……從制度史觀點來整理古史，或者比較合理，或許可以避免誤入歧途……。饒先生此處提出的批評與呼吁，正是針對學術界對于巫研究的泛濫和過度重視等現象，作出語重心長的勸導。先生所論，發人深思。

初期天師道經典《老子想爾注》之研究

敦煌石室《想爾注》寫經，清末時為英人斯坦因（ＭａｒｃＡｕｒｅｌＳｔｅｉｎ，１８６２—１９４３）自吾國攜回英國，后歸藏大英博物院，編號Ｓ．６８２５。在饒先生整理、研究此本寫經以前，因為原件遠藏英國倫敦，國內學者及見者僅有王重民先生，王氏于１９３９年４月１８日曾撰有《卷子本想爾〈老子注〉敘錄》一文①，然于此書之名稱、撰者、內容等，亦未能詳加考述。而海外許多學者對于英藏敦煌經卷的目錄和數量等，也知之不詳，更遑論校注研究了。因此，饒先生于１９５６年出版之《敦煌六朝寫本張天師道陵著老子想爾注校箋》，當為具體整理、研究《老子想爾注》之學界第一人。無怪乎有學者評論饒先生的整理和研究“可補前史之不逮，誠老學之功臣也”。

東漢末年張氏一系所建立的五斗米教，只是道教的雛型，其宗教形式仍未能算是正式的道教，只能算是當時的一個民間信仰的新興教派，而此部經典其實可算是東漢末年中國民間信仰中一個新興教派的傳道書。因此本文仍將《想爾注》視為民間信仰下所產生的一個教派的重要古文獻。饒先生１９５６年整理、校箋出版的《敦煌六朝寫本張天師道陵著老子想爾注校箋》，書前附有２６幀英藏敦煌原卷書影，使“同好者可見全豹”；１９９１年１１月，饒先生整理舊作，為之補充：《想爾九戒與三合義》、《老子想爾注續論》、《四論想爾注》、《附一天師道雜考》、《附二有關大道家令戒之通訊》等后來陸續撰成之文章，改名為《老子想爾注校證》，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饒先生自１９５６年發表《敦煌六朝寫本張天師道陵著老子想爾注校箋》之后，持續約三十年的時間進行研究④，最終出版了《老子想爾注校證》一書。書中認為《老子想爾注》為漢末張魯所注老子《道德經》的注本，而托名于張道陵。饒先生云：“《想爾注》成于系師張魯之手，托始于張陵。”此書原為張氏傳教所用，屬于道教原始思想的經籍。饒先生在書中說：今此殘卷，賴石窟之保存，得重顯于世。……其書每提及太平符瑞，多合于《太平經》經義，不特東漢老學神仙家一派之說，可略其端倪，尤為道教原始思想增一重要數據，對于道教史貢獻至巨，不可謂非學術上之鴻寶也。

由是可見饒先生對于這件“學術上之鴻寶”的《想爾注》寫經，十分重視。《老子想爾注校證》全書共分十章，并附研究論文數篇。鑒于此書初版印行于１９５６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本又出版于２０年前，當代學者或未及購置閱覽，茲引錄原書目錄如后，以見其詳：（一）解題、（二）錄注、（三）校議、（四）箋證、（五）想爾注之異解、（六）《想爾注》與河上公《注》、（七）《想爾》本與索洞玄本比較、（八）《想爾注》與《太平經》、（九）《想爾注》佚文補、（十）張道陵著述考、附“別字記”、《跋》、《想爾九戒與三合義》、《老子想爾注續論》、《四論想爾注》、（附一）天師道雜考、（附二）有關大道家令戒之通訊。

由《老子想爾注校證》的目錄，可見此書雖名為“校證”，而實際的工作遠遠超出校證的范疇。書中關于原文的錄注、文字的校議和箋證以及異解等等，都是針對《想爾注》所作的基本文獻工作，其他與河上公《注》、與索洞玄本的比較，與《太平經》的關系等，又兼有溯源、比較、考述的工作。其后的佚文補與著述考，又將文獻的工作推進一層至輯佚學與作者著述考等。全書從文本的校勘、箋證、與其他文本的互校，到輯佚與考述，研究全面，論述詳盡。此外、從書末“附錄”的文章，又可見饒先生在完成敦煌本《想爾注》的校證后，不斷撰寫論文論述《想爾注》，力求將此一珍貴的“學術鴻寶”，在學術研究上作到力求完善的地步。清人章學誠（１７３８—１８０１）云“辨章學術，考鏡源流”，從先生為此書前后投入３０年時間，并以不同的層面進行考述闡釋，庶幾是矣。

此篇短文僅就饒宗頤先生眾多學術領域和論著中的民間信仰進行文字性的介紹和論述，限于學識學養，我們未能進行具體的評論。然而，從以上引述饒先生研究古代神明、信仰、思想等論述文字，越發得見先生學識之淵博、征引之繁富、論述之詳明，于古代性別信仰、地域文化、思想，養生與巫文化等，都有開創性和啟發性的學術意義、價值與貢獻。

本文作者：鄭煒明 龔敏 單位：香港大學 饒宗頤學術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