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實驗一:假設情境參與對權力影響道德判斷的調節效果

1.實驗目的

采用無序句子任務啟動權力(Smith&Trope,2006),同時采用類似Lammers和Stapel(2009)的道德判斷測試材料,以中國大學生作為被試,進一步驗證假設的情境參與對權力影響道德判斷的調節效果。

2.實驗方法

（1）材料

實驗材料包括啟動材料和道德判斷測試材料。啟動材料分成兩個版本,每個版本有32組無序句子,其中包括12組填充項,20組實驗項,每組任務中呈現5個詞語,要求被試采用其中4個組成語法上正確的句子。版本1的實驗項每組句子中都有高權力相關詞匯(如國王),以啟動被試的高權力感,版本2的實驗項每組句子中都有低權力相關詞匯(如仆人),以啟動被試的低權力感。

啟動材料中所有的詞語在實驗前均經過不參與正式實驗的10名被試進行評定,每個詞匯根據高低權力水平做七點評分,1表示最低的權力水平,7表示最高的權力水平。用于無序句子任務的高權力詞匯權力評定水平顯著大于平均等級“4”,低權力詞匯權力評定水平顯著小于平均等級“4”。十位評分者的一致性信度α=0.97,高權力組20個詞匯的權力水平一致性α=0.94,低權力組20個詞匯的權力水平一致性α=0.93。

本研究采用的道德判斷測試材料是在Lammers和Stapel(2009)的實驗五基礎上進行了一定修改,分為高自我相關與低自我相關兩個材料,兩個材料的差別僅僅在主人公的人稱上(高自我相關組主人公為“你最好的朋友小明”;低自我相關組主人公為“一位年輕人小明”)。“假設一位年輕人小明(好朋)在尋找一處住所,他在經濟情況只能承擔起政府提供廉租房。目前,由于我廉租房資源有限,采排序輪制度,依申請先次序排隊獲住房。如常排,小明大約需要等待三年時間。但是,他可以通過一些非常道“插”立刻租到住房。”

在這個材料當中,如果以基于規則的視角來看,顯然小明“插隊”的行為是錯的,他不符合既定的社會規則與制度。但如果以基于結果的視角來看,也許小明的行為又是對的,因為如果他不這樣做,便沒有地方住,他將無法正常的生活。被試對于小明行為道德性的評定,可以反映出被試所采取的道德思維方式。

材料后的道德評定問題反映被試對于故事主人公行為的道德評定,包括可接受/不可接受、不可避免/可避免。所有問題都采用七級評分,比如可接受/不可接受一項,1代表完全可以接受、7代表完全不可以接受。最后兩個版本的啟動材料和兩個道德判斷測試材料兩兩組合,構成四個版本的正式實驗材料。

（2）被試

108名大學本科生參加實驗。被試隨機分成四個等組,每組做一個版本的材料,分別是高權力高自我相關組、高權力低自我相關組、低權力高自我相關組、低權力低自我相關組。

（3）設計與程序

采用2×2被試間設計。自變量有兩個,一個是權力感,分為高權力和低權力兩個水平,通過無序句子任務啟動來控制,另一個是自我相關,分為高自我相關和低自我相關,通過道德思維測試材料中主人公人稱的變化來控制。

實驗采用紙筆測試,被試首先完成與道德判斷測試材料無關的無序句子任務,在呈現的每一組5個詞匯中選擇4個進行組句,以此啟動被試的高低權力感。然后要求被試閱讀道德判斷測試材料,評定他們認為主人公的行為的程度。

3.結果

被試對主人公道德行為可接受與否和可避免與否的評定是可靠的(α=0.75),因而可以將這兩個問題合并形成一個反映道德判斷行為的因變量,采用兩個問題得分的平均數作為此變量的值,數字越小代表被試認為主人公的行為越可以接受。

采用兩因素方差分析對被試關于主人公的道德判斷行為進行統計,結果發現,權力感的主效應不顯著,F(1,107)=0.07,p=0.79,自我相關的主效應不顯著,F(1,107)=0.38,p=0.54,兩變量的交互作用也不顯著,F(1,107)=2.27,p=0.14。無論是高自我相關還是低自我相關,高權力組與低權力組的道德判斷行為都沒有差異(見表1),被試的選擇都偏向中立,M=3.77,SD=1.54,t(107)=1.56,p=0.12。

4.小結

實驗一的結果表明,在進行道德兩難判斷時,所有的被試在道德判斷行為上都偏向中立。這與Lammers和Stapel(2009)的研究有所不同,Lammers和Stapel人發現,當主人公與自我相關遠時,所有被試都偏向基于規則,即不接受;近時雖然兩者都偏向于接受,但高權力者又比低權力者更加偏向于接受,而本研究的被試在自我相關近時卻都表現出中立性。

為什么會有不同的研究結果？我們認為這種假設的情境參與并不穩定,就像之前的相關研究(Denton&Krebs,1990),被試當前的生活經歷如果沒有相關的體驗,就不容易和呈現的道德情境建立連接,或者沒有發生“情境卷入”。情境卷入是指呈現的道德情境必須是被試當前正經歷的生活事件(如詢問正在酒吧喝酒的被試,是否同意酒后駕車？)。被試在進行道德兩難判斷時,只要有情境卷入,不管事件中主人公和自己是否相關,道德事件本身就可以激活被試評估該事件和自己的聯系,并做出相應的道德判斷。

根據對情境卷入概念的思考,在實驗一中,單純變化故事主人公的人稱來考察道德判斷的差異可能是無效的。因為不論主人公人稱的遠近,被試均有可能受道德事件驅動思考該事件與自身經歷的相關性。即使主人公人稱與自己相關很小,但事件與自身體驗相關性大,被試依然可以發生情境卷入式的道德判斷;即使主人公人稱與自己相關很大,如果被試未經歷過同類事件,依然不會發生道德判斷的情境卷入。

情境卷入同樣可以解釋為什么實驗一沒有發現權力高低對道德判斷行為的影響,因為情境卷入強調相關經歷,對于權力感來說,就如同你有沒有擁有事實上的權力。采用無序句子任務并不能真正啟動權力感,因為這樣的任務啟動不了對被試來說過于抽象的權力感。

根據以上分析,實驗二將考察：1)通過使用更加切身的情境模擬來啟動被試的高低權力感,看看能不能造成真實的權力擁有體驗,進而影響其道德判斷行為,2)不改變道德兩難材料的主人公人稱,只改變道德事件來控制情境卷入的程度,研究權力對道德判斷行為的影響是否會受情境卷入的左右。

二、實驗二:相同情境卷入對權力影響道德判斷的消解作用

1.實驗目的

通過采用情境模擬啟動的方式來啟動權力感,考察這種權力感的操縱方式能否造成被試道德判斷行為的差異,同時驗證相同情境卷入是否能夠消除這種差異。

2.實驗方法

（1）實驗材料

實驗二共有兩個道德判斷測試材料,第一個故事講述了某政府機構工作人員用公車送孩子上學的故事。具體如下：小林是某府機構工作人員,單位一輛公車由他駛每天去辦理一些單位公事。一天早上,他孩上學要遲到了,而他要去辦事地方好順路送孩上學。于是他用公車送孩到了學校。由于被試皆為大學本科生,材料所描述的道德事件距離被試的生活較遠,被試難以獲得類似經歷,按照假設,被試在這個事件中的情境卷入程度低,事后經過匿名調查,“目前在你自己的生活中會碰到這樣的事嗎？”,以5點量表計分,1為不會,2為可能不會,3為不確定,4為可能會,5為會,36名大學生的報告結果為M=1.30,SD=0.62,23名高校教師的報告結果為M=1.85,SD=0.80,22名政府普通工作者的報告結果為M=2.30,SD=0.63,表明情境卷入程度低,20名政府領導者的報告結果為M=4.05,SD=0.80,表明情境卷入程度高。

在這個材料當中,如果以基于規則的視角來看,小林用公車送孩子上學的行為顯然不符合規定與規則。但如果以基于結果的視角來看,小林的行為避免了孩子遲到的不良后果。被試對于小明行為道德性的評定,可以反映出被試所采取的道德判斷方式。第二個材料則講述了大學生大剛為避免好朋友延期畢業而幫助其作弊的故事。具體如下：假設小明和大剛是同班同學,同時小明也是大剛好朋,他們在大學四年級。小明在一門課學習上困。按照學校規定,小明須修完這門課才可以畢業,如小明在這門課考試中沒及格,那么他將延期一年畢業。而他已經找到了一份很好工作,如延期畢業,他將失去這份工作。臨近考試,小明希望大剛能夠在考試時用手機短幫助他作以獲這門課學分。大剛很猶豫,但終還是同意了小明請求。

此材料講述了大學中常常遇到的考試作弊事件,由于主人公并非是自己要作弊,而是好朋友要求他幫忙作弊,這是每個大學生都可能碰到的道德兩難困境。另一方面,實驗二的被試均為大學本科生,材料所描述的道德事件距離被試的生活很近,按照假設,被試在這個事件中的情境卷入高,事后經過相關性調查,“目前在你自己的考試中會碰到幫他人作弊嗎？”,以5點量表計分,1為不會,2為可能不會,3為不確定,4為可能會,5為會,46名大學生平均報告結果為M=4.29,SD=0.55,23名大學教師平均報告結果為M=1.14,SD=0.60,表明大學生經常面臨考試中作弊的情境,而教師不太會面對這樣的情境。

與材料一類似,在材料二當中,如果以基于規則的視角來看,大剛顯然不應幫助小明作弊。但如果以結果來看,大剛幫助小明作弊可避免小明延期畢業的不好后果。

（2）被試：60名大學本科生參加本實驗。被試被隨機分配到高權力組和低權力組,每組30名。完成實驗后,被試會獲得價值5元左右的小禮品。

（3）設計與程序

采用單因素被試間設計,自變量為權力感,分為高、低兩個水平。被試進入實驗室后,由主試告知被試實驗將進行一個模擬面試的情境,一個被試將扮演面試考官,另一名被試將扮演應聘者。被試先完成一份領導能力測試,并告知被試模擬面試中的角色是由這份測試的得分決定的,得分高者將擔任面試考官(Anderson&Berdahl,2002)。實際上,被試被隨機分配到面試考官和應聘者的角色中。

在知曉自己被分配的角色后,被試分別閱讀關于自己角色的注意事項與要求。面試考官擁有自主提出問題、控制面試時間的權力;應聘者進門后要向面試考官問好,面試結束時,要說“謝謝”;兩組被試讀到道德注意事項均寫有“考官給出的應聘者是否得到錄用的意見與應聘者是否在實驗結束后可以拿到小禮品有關。如果考官認為應聘者不能夠被錄取,應聘者將不能夠拿到小禮品(事實上,每位被試都能夠得到小禮品)。”在空間的布置上,中間有長形會議桌,面試考官居于一邊,應聘者居于另一邊;面試考官所坐的是一張帶扶手高靠背的老板椅,且只有一張椅子,空間較為寬敞空曠;而應聘者則坐一張沒有扶手,靠背較低的椅子,且所坐的一邊擺放了一排(共五張)相同的椅子,較為擁擠。

在被試閱讀注意事項后,開始模擬面試的環節。時間約為10min,考官向應聘者提出4個以上的問題。面試環節結束后,被試填寫一份問卷。首先,檢驗模擬面試環節是否啟動了被試的高(低)權力感,共有三個項目,采用七級評分(α=0.90)。其中的項目有：1)我能夠掌控事情的走向,1代表我完全能夠掌控事情的走向,7代表我完全無法掌控事情的走向;2)我擁有權威,1代表我擁有權威,7代表我完全沒有權威;3)我擁有決定權,1代表我完全擁有決定權,7代表他人完全擁有決定權(Lammers&Stapel,2009)。

接下來閱讀道德判斷問題的材料,在每一篇材料后,都有幾道問題。首先,對故事主人公的行為進行七級評定,1代表完全可以接受,7代表完全不可以接受。

3.結果

采用獨立樣本t檢驗,分析實驗中權力感啟動的效果。相比應聘者(低權力)(M=3.00,SD=1.39),面試考官(高權力)感到更多的掌控力、權威和決定權(M=3.91,SD=1.32),t(58)=2.61,p<0.05。采用獨立樣本t檢驗對被試材料一的測試結果進行分析,高權力被試比低權力被試更傾向于認為主人公的行為不可以接受,t(58)=2.31,p<0.05,在材料的低情境卷入下,高權力被試更傾向于采用基于規則的道德判斷方式,低權力被試更傾向于采用基于結果的道德判斷方式(見表2)。對被試均有高情境卷入的材料二進行分析,高權力被試與低權力被試的選擇則沒有差別,t(58)=0.56,p=0.58。

4.小結

實驗二的結果顯示,采用情境模擬方式操縱權力感,可以讓被試真切地感受到自己擁有權力,而且,在被試并沒有情境卷入的材料一,權力對于道德判斷方式的影響與Lammers和Stapel(2009)得出的結果一致,高權力者傾向于用基于規則的方式進行道德判斷,低權力者則傾向于用基于結果的方式進行道德判斷。但是,在高低權力被試均有情境卷入的材料二,高低權力的選擇便沒有差異了,權力對于道德判斷行為影響的效應消失了。

實驗二初步證實情境卷入的假設,即被試在進行道德兩難思維時,不管事件中主人公和自己是否相關,道德事件本身就可以直接讓被試思考他卷入該事件的程度,相同的高情境卷入可以消解權力對道德判斷行為的影響差異,使人們因為利益的一致而對道德判斷產生趨同。當然,如果情境卷入強調已有經歷和道德事件的相關,那么即使沒有先前的情境模擬啟動,道德事件本身也會自動激活被試的情境卷入感,從而改變他們的道德判斷行為。

三、實驗三:不同情境卷入對權力影響道德判斷的分化作用

1.實驗目的

在現實社會既定的權力分配下,研究權力如何影響道德判斷行為,探討不同情境卷入對權力影響道德判斷行為的改變作用。

2.實驗方法

（1）實驗材料

實驗三共有兩個道德判斷測試材料,與實驗二使用的材料完全相同。第一個故事講述了某政府機構工作人員用公車送孩子上學的故事。這個故事無論對于大學生被試還是高校教師,被試在這個事件中均沒有情境卷入(見實驗二調查結果)。第二個材料則講述了大學生大剛為避免好朋友延期畢業而幫助其作弊的故事。此材料講述了大學中常常遇到的考試作弊事件,所以大學生被試在這個事件中有很大程度的情境卷入,而對于老師來說,他們自身并未卷入事件當中(見實驗二調查結果)。其中老師相對學生被認為是高權力者,學生是低權力者。

（2）被試

32名高校教師和39名大學本科生。經不參加正式實驗的10名被試進行七級評定,重復樣本t檢驗結果顯示,教師(M=4.50,SD=0.71)與學生(M=3.40,SD=0.84)社會地位的權力感存在顯著差異,t(9)=3.50,p<0.05。4.2.3設計與程序被試閱讀相同的兩篇材料。在每一篇材料后,都有幾道問題。首先,對故事主人公行為進行七級評定,1代表完全可以接受,7代表完全不可以接受。

（3）結果

采用獨立樣本t檢驗發現,在被試均無情境卷入的材料一中,高權力者(老師)比低權力者(學生)認為主人公的行為不可接受,t(69)=2.09,p<0.05。在材料二中,只有學生有情境卷入,老師沒有情境卷入的,高權力被試(老師)比低權力被試(學生)認為主人公的行為更不可接受,t(69)=6.66,p<0.001。當然,這種差異結果還不能充分說明是情境卷入的不同分化了權力對道德判斷行為的影響,也有可能是權力高低的問題。為此,我們進一步把實驗二和實驗三進行對比分析。

針對兩個實驗中材料一的數據分析(政府工作人員小林用公車接送孩子的故事,被試都沒有情境卷入),實驗二高權力組(M=2.87,SD=1.20)與實驗三高權力組(M=3.00,SD=1.72)的選擇沒有顯著差異,t(60)=0.35,p=0.73,實驗二低權力組(M=2.17,SD=1.15)與實驗三低權力組(M=2.21,SD=1.44)的選擇也沒有差異,t(67)=0.14,p=0.89,結果符合Lammers和Stapel(2009)的研究,高權力者傾向于用基于規則的方式進行道德判斷,低權力者則傾向于用基于結果的方式進行道德判斷。

但是,比較兩個實驗中的材料二(大學生大剛為避免好友延期畢業而幫助其作弊的故事),盡管都是高權力,可不同的情境卷入分化了權力對道德判斷行為的一致性影響,相比實驗三的高權力組(老師)(M=6.13,SD=1.45),實驗二的高權力組(M=4.27,SD=1.93)更傾向于認為大剛幫助好朋友作弊的行為是可以接受的,實驗三高權力組(老師)則認為不可接受,t(60)=4.30,p<0.001;另一方面,同樣是低權力,實驗二的低權力組(M=4.00,SD=1.78)和實驗三的低權力組(M=3.74,SD=1.53)則沒有差異,t(67)=0.64,p<0.52,被試都傾向于選擇可以接受,他們都是高情境卷入。

（4）小結

在實驗三的材料二(考試作弊)中,盡管發現老師沒有情境卷入,而學生有情境卷入時,高權力者比低權力者對主人公的行為更不可接受,但這種結果還不足以說明就是情境卷入不同造成的,因為也可能是權力本身的高低問題。為了排除這種可能,合并分析實驗二和實驗三中的材料一(公車接送),也就是說在都沒有情境卷入的情況下,權力對道德判斷行為的影響,結果和實驗一以及Lammers和Stapel(2009)的研究一致,高權力者傾向于用基于規則的方式進行道德判斷,低權力者則傾向于用基于結果的方式進行道德判斷。但是比較兩個實驗中的材料二,盡管都是高權力(由情境模擬啟動的高權力學生組和教師組),可道德判斷行為卻不一樣,不同的情境卷入分化了權力對道德判斷行為的影響。

當然,實驗二的高權力學生組是由實驗操作模擬出高權力感,實驗三的高權力教師組則是自然狀態下的權力感,通過比較兩個實驗的材料二,發現同樣是高權力但道德判斷行為卻不同。這種結果可以用材料中道德事件引起的不同情境卷入來解釋,但也有可能是一個屬于情境模擬造成的高權力感,另一個屬于自然狀態下的高權力感。為了排除這種猜測,實驗四全部采用自然狀態下的不同權力組被試,看看同一種權力水平的被試在面對不同程度的情境卷入時,其道德判斷行為是否會發生改變。

四、實驗四:不同情境卷入對權力影響道德判斷的反轉作用

1.實驗目的

驗證在同樣高的自然權力下,當情境卷入程度變化時,由權力導致的道德判斷行為會不會改變。

2.實驗方法

（1）實驗材料

實驗四共有兩個道德判斷測試材料,第一個實驗材料與實驗三使用的材料一相同。故事講述了某政府機構工作人員用公車送孩子上學的故事。這個故事講述的是政府部門發生的事件,但在政府部門中只有領導擁有公車,因此領導在這個事件中有很大程度的情境卷入,下屬則沒有情境卷入(見實驗二調查結果)。

第二個材料講述了一個警察為解救被綁架兒童而對犯罪分子暴力審訊的故事。具體如下：一十一歲孩在放學回家路上遭到綁。三天,警察抓獲了嫌疑人,嫌疑人承認了己綁孩行,但他絕告訴警察藏孩地點。這讓警察擔孩被關在一個沒和食物地方,如不迅速營救孩,孩將生危。于是警察定嫌疑人采用暴力審訊方式,并不讓嫌疑人吃和。在這之,嫌疑人很快帶領警察去往藏孩地點。但遺憾是,當警察到達時孩已經餓死了。事后經過匿名調查,“目前在你自己的生活中會面對這樣的審訊方式嗎？”,以5點量表計分,1為不會,2為可能不會,3為不確定,4為可能會,5為會,22名政府普通工作者的報告結果為M=1.21,SD=0.67,20名政府領導者的報告結果為M=1.31,SD=0.63,表明情境卷入程度低。

（2）被試

某政府機構31名領導干部和71名普通工作人員(非警察部門人員),無論領導還是下屬都沒有情境卷入。經不參加正式實驗的10名被試進行七級評定,重復樣本t檢驗結果顯示,“領導”(M=5.70,SD=0.82)與“下屬”(M=2.90,SD=1.10)社會角色的權力感存在顯著差異,t(9)=5.25,p=0.001。

（3）設計與程序:請兩組被試分別閱讀相同的道德判斷測試材料。在每一篇材料后,都有幾道問題。首先,對故事主人公行為進行五級評定,1代表完全可以接受,5代表完全不可以接受。

3.結果

獨立樣本t檢驗發現,在領導有情境卷入,下屬未卷入的材料一中,高權力被試(領導)(M=2.03,SD=0.88)比低權力被試(下屬)(M=2.54,SD=1.09)更傾向認為公車接送行為可以接受,t(100)=2.26,p<0.05。材料二中高權力被試(領導)(M=4.26,SD=1.21)比低權力被試(下屬)(M=3.54,SD=1.45)更傾向認為警察的行為不可接受,t(100)=2.43,p<0.001。

對比分析實驗三和實驗四的材料一(公車接送)實驗數據,因為兩個材料的計分標準一個是7點計分,一個是5點計分,首先按教師和學生、領導和下屬兩個群體參照把相關數據轉化為Z分數(見表4),然后考察教師和領導、學生和領導、學生和下屬、教師和下屬的得分差異。結果發現,實驗四的高權力組(領導)比實驗三的高權力組(教師)更傾向于認為小林用公車接送孩子的行為可以接受,t(61)=2.47,p<0.05,實驗四的高權力組(領導)與實驗三的低權力組(學生)在此問題的選擇上沒有差異,t(67)=0.51,p=0.61,都偏向于可以接受。這說明,同樣的權力水平,高情境卷入會讓高權力者從不可接受轉向可以接受,情境卷入使權力對道德判斷行為影響發生了改變。

另外,實驗四的低權力組(下屬)比實驗三的低權力組(學生)更傾向于認為小林的行為是不可接受的,t(107)=1.86,p=0.07;而實驗四的低權力組(下屬)與實驗三的高權力組(老師)在此問題上沒有差異,t(101)=0.54,p=0.59。這符合在無情境卷入情況下,權力對道德判斷行為的影響特點。

4.小結

實驗四的研究進一步證實了我們的假設,當情境卷入程度高時,高權力者會轉向低權力者的表現,這和原有的高權力者偏向基于規則的選擇相比發生了反轉。當材料情境涉及親身經歷時,高低權力者都偏向選擇基于結果的道德判斷方式。

五、總討論

在回答人們面對道德兩難事件為什么會做出基于規則或基于結果的不同判斷時,我們把目光轉向了柯爾伯格的道德發展階段論和Krebs的道德進化論。與道德發展階段論不同,道德進化論認為,基于規則和基于結果的道德判斷都是生物學意義上的個體為了適應環境,滿足自身利益需求而采取的交往策略(Krebs,2005)。為了證實這種理論的合理性,我們必須在兩個方面做出驗證,一是道德判斷的利己主義目的,二是道德判斷的情境依賴性。這也是柯爾伯格在他的道德發展高級階段所否定的兩個觀點(Kohlberg,1969)。

鑒于權力和利益的密切關系,研究者首先把權力對道德判斷的影響作為論證的突破口。如果道德判斷的差異是因為利益的話,那么在權力水平上就可以找到這種差異。Lammers和Stapel(2009)的研究給出了這樣的答案,當高權力者代表的利益沒有受到威脅時,他們會使用基于規則的道德判斷來維持現狀,當他們感到自己所處的利益格局發生改變,如果再堅持基于規則的道德判斷就會威脅自身利益時,他們馬上轉向了基于結果的道德判斷。至于什么樣的道德情境促使不同權力類型被試重新定位自己的利益,Lammers和Stapel(2009)的研究并沒有給出詳實的回答,但有一樣可以否定,那就是在本實驗一中所采用的假設的情境參與,由于被試沒有該情境所描述的實際經歷,我們沒有發現這種假設的情境參與所造成的高低權力者在道德判斷上的差異,甚至是雙方都選擇了中立。

分析以上實驗,同時結合道德進化論關于道德情境應接近實際生活(real-life-like)的觀點(Krebs,2005),我們提出“情境卷入”的概念。情境卷入使不同權力者與道德兩難事件聯系起來,并做出對他們有利的道德判斷。發生情境卷入需要具備兩個條件：一是呈現道德情境,二是該情境來自被試當前生活正經歷的事件。按照這種假設,本文在后續的實驗中一方面變化道德事件與自身生活的相關性,另一方面提高權力啟動任務的情境性,結果發現,不管道德事件中主人公是否和自己相關,不管有沒有之前的權力啟動任務,道德事件本身就可以讓不同自然權力者想到自己卷入該事件的程度,評估自己的利益得失,左右他們的道德判斷。

根據本研究結果,情境卷入的作用可以總結為：1)情境啟動。情境啟動主要針對實驗中的啟動方式而言。在原有的實驗中,研究者一般采用在正式實驗前讓被試做某種形式的權力啟動作業,以保證被試在心理上引發一種高低權力感。但是本研究講的情境啟動則是所用的道德兩難事件本身就可以啟動被試產生高低權力感,這種啟動方式更為有效,而且是被試真實擁有的。比如教師和學生針對考試作弊,教師會啟動高權力感,學生會啟動低權力感。情境啟動同時還會引起被試體驗到自己卷入該事件的程度,比如教師會體驗到卷入考試作弊的程度低,學生會體驗到的考試作弊的程度高。情境啟動之所以會產生以上兩種效應,它和利益相關性有關;2)消解作用。情境卷入的消解作用是指當被試覺得卷入某個道德事件程度高時,原來那種高低權力造成的道德判斷差異(Lammers&Stapel,2009)就會消失,都趨向選擇可以接受的行為判斷。比如實驗二中,盡管實驗前采用真實的情境操縱權力感,讓被試感受到自己擁有高低權力感,但是作為在校大學生來說,材料二(考試作弊)的道德事件引起了被試的高情境卷入感,這種高情境卷入消解了權力對于道德判斷方式的影響差異;3)分化作用。情境卷入的分化作用是指在高權力條件下,不同情境卷入會導致不一致的道德判斷行為。比如在實驗二和實驗三中,如果沒有情境卷入,高權力者(大學生面試考官、教師)對公車接送事件都傾向于用基于規則的方式進行道德判斷,即不可接受,但是如果引入不同的情境卷入,高權力者(大學生面試考官、教師)對考試作弊事件,大學生傾向選擇接受,教師傾向選擇不可接受,這樣權力對道德判斷行為的影響就被分化了。同樣,在實驗四和實驗三的對比中,實驗四的高權力組(領導)比實驗三的高權力組(教師)更傾向于接受公車接送。同是高權力被試,因為情境卷入程度不同,一個接受公車接送行為,一個不接受。更多證據還體現在實驗四中,作為高權力者(領導),在面對公車接送和暴力審訊兩個道德事件時,卻做出了不同的道德判斷行為。

概括下來,在權力影響道德判斷的差異中,不論是基于規則的判斷,還是基于結果的判斷,最終都決定于利益,而利益的切身性和情境卷入相關,對道德兩難事件的卷入程度越高,越容易做出基于結果的道德判斷。這驗證了道德判斷的利己主義和情境依賴性,與此同時,它也可能引發道德判斷的自私本性和大公無私究竟如何解釋。這不僅是一個學術問題,也是一個社會公正問題。

六、結論

受情境卷入的影響,不同權力者在面對道德兩難事件時都會做出對自己有利的判斷。同樣的情境卷入可以消解高低權力者有關道德判斷的差異,不同的情境卷入可以分化同是高權力者在道德判斷上的一致性。情境卷入程度低時,被試傾向基于規則的道德判斷,情境卷入程度高時,被試傾向基于結果的道德判斷。

本文作者：鄭睦凡 趙俊華 單位：武漢大學哲學學院心理學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