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桃花源式的農村生活

在不少東北農村劇中，村落青山環抱、綠水環繞，農民的居所青磚紅瓦，寬敞、干凈、漂亮、舒適。在這樣的環境中，伴著從始至終若有若無的背景曲調，農民們的生活充滿了幻想意味與浪漫情調，他們想種花就種花（《玫瑰園里的老少爺們兒》），想想編織就編織，想養豬就養豬（《女人的村莊》），想做豆腐就做豆腐，想搞養殖就搞養殖（《鄉村愛情》）。與土地有著不可分割聯系的農民們醉心于形形色色的農副產業，電視劇很少表現他們田間耕作的場景，即使偶有鏡頭出現，也很難使人聯想到農民們“面朝黃土背朝天”辛勤耕耘的艱辛，倒像是生活中頗有閑情的短暫間歇。農民們在致富路上大體上一帆風順，即使偶有波折，也會很快得到解決，農民們的致富項目從來不會經歷“水土不服”的坎坷境遇，而是迅速地發展壯大，比如王小蒙的豆腐坊發展到合作聯營（《鄉村愛情》）、劉老根在農村發展生態旅游（《劉老跟》）、農民們養寵物豬、給豬洗澡（《別拿豆包不當干糧》）。這一切都顯得過于理想化，脫離了農村生活實際。

二、類型化的農民形象

藝術人物塑造遵循著由具體到普遍再到具體的否定之否定之路：最早出現的某一個或多個具體的人物形象成為藝術史中的某一類人物的經典代表，其后的創作者繼續創作出一大批同類的具體的人物形象。比如普希金筆下的葉甫蓋尼?奧涅金成為了文學史中的第一個“多余人”，后繼者又創作出了許多性格各異的“多余人”，如赫爾岑筆下的“別爾托夫”、屠格涅夫的“羅亭”、岡察洛夫的“奧博洛莫夫”以及魯迅筆下的“涓生”、巴金的“覺新”、柔石的“肖澗秋”等，盡管這些人物都屬于“多余人”，但每一個又因其各自的特性而成為獨有的“這一個”。反觀農村題材劇的人物塑造，盡管這些人物形象也形成了不同的類別，但每一類當中的人物之間區別特征并不明顯，是創作者主觀臆想，“抽離了人物豐富的情感維度，拼貼出的一些類型化的‘單向度’人物”，是失去了“具體性”的“普遍人”。比如大公無私的基層干部。在不少農村題材電視劇都存在著這樣一群人物，如張菊香，張二糧，徐大地，老鐘叔（《櫻桃》）他們任勞任怨，毫不利己，一心為公，有時甚至犧牲自我成就他人。但是，這些人物高尚品德的行動缺少人性化的行為依據，如《我的土地我的家》中的張二糧本來十分渴望進城當公務員，但在父親的阻止下無奈留在了農村，由于電視劇并沒有詳細展現他被迫留在農村后的心路歷程與思想轉變，因此他之后主動帶領大家致富的舉動就缺少了動人的藝術力量。這種藝術創作無疑不斷導致基層干部的刻板印象。

三、多角戀愛與愛情速配

與都市情感劇一樣，農村題材劇也出現了“情感泛濫”的創作問題。在電視劇中，農村的青年戀人之間充滿繁復的三角戀與多角戀，故事的主角總是需要經歷一番愛情磨難才能收獲完滿。比如《我的土地我的家》中，趙振和的寶貝女兒梅梅看上了聰明能干的二糧，可二糧喜歡的是隊長振祥的女兒玉杏，三糧卻對梅梅有了好感。技術員金萍對二糧萌生愛意，村里的大學生馬駿又對玉杏窮追不舍。陳思和曾經說過，在農村，民主性的精華總是與封建性的糟粕交雜在一起，構成一種藏污納垢的狀態。事實上，在樸野的、較為遠離政治話語的農村社會中的確存在著許多自由的、奔放的情感狀態，但更多的則是封建的、保守的婚姻情感。大部分農村青年還不能自由戀愛，而一旦經媒妁之言締結的婚姻也很少遭遇解體命運。農村題材電視劇中復雜多變的情感放大了農村社會中那極少的民主性的一面。盡管對自由愛情的渴望是人類共同的美好愿景，中國現代文學中的許多作家批判揭露農村不合理的婚姻事實，其目的亦是為了實現這一理想，農村題材電視劇對自由戀愛的敘寫本無可厚非，但忽視農村社會的情感現實，不加選擇地進行理想化表現，并不顧實際地使農村劇情感多角化、復雜化則有違藝術創作者歷史使命。另外，在農村題材電視劇中，獨身老年人之間也存在著情感糾葛，正如前文所說，在現實農村中，青年人之間的戀愛尚且存在各種阻隔，老年人之間的戀愛更是面臨著各種障礙，但是，到了農村題材電視劇中，老年人集體煥發“第二春”，紛紛尋求新的情感對象，并在主角人物的幫助撮合下成功再婚，而促進老年人的愛情速配似乎亦是主角人物的政績之一。比如，《當家的女人》中張菊香撮合自己的公爹和“情人”趙軍平的三姨結婚，《我的土地我的家》中張老存在子女的鼓勵支持下與荷花嬸結婚，《女人的村莊》中兩對老人紛紛成功領證。電視劇對農村情感的這種表現，在某種程度上是一種“欲望”書寫，是都市情感劇對農村劇的侵蝕與腐化，根本上是為了滿足城市人的窺視快感而已。

在大眾文化盛行的今天，在充滿躁動與不安的時代氛圍中，農村題材劇的創作還存在許多其他弊病，比如創作背景的局限化、作品風格的小品化與舞臺化，因此，農村題材劇的創作若想突出重圍還有許多艱難與險阻，而最重要的則是創作者需要真正的沉潛下來，與農民群眾同呼吸共命運，唯有如此，方能創作出為農民群眾喜聞樂見的優秀作品。

本文作者：黃巧莉、陳志磊 單位：中國傳媒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