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生長的時代，也是羌族人第二次從西北大遷徒到岷江流域的時期。因此，李白先祖客居之地，到最后定居在四川岷山“氐羌之地”［1］，都經(jīng)歷過濃厚的羌族文化發(fā)展時期，也才有李白在自己的文學創(chuàng)作中，留下很多以描寫羌族文化而抒情的文學作品。

一、從李氏的起源到隴西走廊上繁衍，李白出生與成長地的羌文化因素

李白在《與韓荊州書》中說:“白隴西布衣，流落楚、漢。”又在《上安州裴長史書》中說:“白本家金陵，世為右姓。遭沮渠蒙遜難，奔流咸秦。”清•王琦注曰:“太白本蜀人，稱隴西者，本先世族望而言也。”又說，“金陵”疑為“金城(即蘭州)”之誤［2］。觀《李太白全集》，通篇多處提到李白乃“隴西成紀人”，神龍(唐中宗李顯年號，公元705－706年)之始逃歸于蜀，指李樹而姓。后有李白之父名李客者。客者，外來人也，非本地之主矣。因此，隴西是李白祖居之地，這至少說明李白先祖在隴西有不平凡的經(jīng)歷。隴西即甘肅隴山以西的地方，又稱隴右，秦穆公時納入秦國版圖。公元前280年設(shè)隴西郡，是秦三十六郡之一。西晉曾設(shè)過隴西國，秦漢時隴西郡治在狄道(今甘肅臨洮)。隴西地處黃河最大支流渭河上游，這里有距今四千多年的馬家窯文化，約三千多年前的齊家文化和辛店文化，它是華夏民族遠古文化的發(fā)祥地之一，和羌文化有關(guān)［3］，也是秦文化、唐文化的發(fā)源地。從《唐書》等許多文獻記載表明，唐朝統(tǒng)治者李氏家族起源于隴西，并且其祖上為望族，出自贏姓。“嬴”姓之出處可上推至三皇五帝時期。清人張澍在《姓氏尋源》中考其起源曰:“《說文》嬴，帝少昊之姓。”又說:“《史記》云:女修生大業(yè)，大業(yè)取少典之子曰女花，生大費，是為柏翳。舜賜姓嬴氏，至始皇帝改姓。”《新唐書•宗室世系表》中記載，李氏出自嬴姓，帝顓頊高陽氏之后，歷虞、夏、商，世為大理，以官命族為理氏。商紂時，理徵獲罪而死，其妻攜子逃到伊侯之墟，食木子得全，遂改“理”為“李氏”。

考唐李氏來源，《新唐書》記載說，顓頊高陽氏之后有大業(yè)、女華、皋陶，皋陶即柏翳，字庭堅，舜賜姓氏嬴。歷虞、夏、商，世為大理，即掌管司法的官吏，以官命族為理氏，如理徵，其后理利貞改李利貞，開始有李氏之姓;其后李昌祖，陳大夫，居苦縣，即春秋楚縣，今河南鹿邑東，東晉改為谷縣，傳老子誕生于此;至李彤德，李碩宗(李彤德之曾孫)，李乾(李碩宗之五世孫)，李耳(字伯陽，又稱聃，即春秋思想家、道家創(chuàng)始人老子)，李宗，李同，李兌，李躋，李恪，李洪，李興族(秦將軍)，李曇(趙柏人侯，秦御史大夫)，李崇(隴西守、南鄭公)，李瑤(南鄭守、狄道侯)，李信(大將軍、隴西侯)，李超，李仲翔(河?xùn)|太守、征西將軍，討叛羌于素昌即今甘肅臨洮，戰(zhàn)沒，贈太尉，葬隴西狄道東川，因家焉)，李伯考(隴西、河?xùn)|二郡太守)，李尚(范陽房始祖)，李廣(西漢大將軍)，李敢，李禹，李丞公，李先(蜀郡、北平太守)，李宗，李君況，李本，李次公，李軌，李隆，李艾，李雍，李柔，李?m(前涼張駿天水太守、武衛(wèi)將軍、安西亭侯)，李昶，李皓(西涼武昭王、興圣皇帝，李白自認的先祖)，李歆(西涼后主)，李重耳(汝南太守)，李熙(唐獻祖宣皇帝、后魏金門鎮(zhèn)將)，李天賜(唐懿祖光皇帝)，李虎(唐太祖)，李?m(唐世祖)，李淵(唐高祖)［4］。李氏一脈祖上來源清楚，都是顯赫家族、官宦人家，為五帝之后，先祖中有道家創(chuàng)始人老子，有西漢大將軍李廣等。先祖之一的李仲翔曾在今甘肅臨洮被羌人所殺，葬于隴西，其后擇其地定居，從此開創(chuàng)隴西李氏家業(yè)，也成就了后來的李唐文化。而甘肅臨洮歷史悠久，遠古時期為戎、狄、羌之地。《新唐書》等史書就記載李仲翔討叛羌于狄道，因寡不敵眾，臨陣戰(zhàn)歿。其子李伯考奔父喪，將仲翔葬于狄道東川，又把子孫安置在狄道東川槐里，也就是現(xiàn)在臨洮龍門鎮(zhèn)槐樹里莊。《元和郡縣圖志》卷第三十九之《隴右道》上記載:時之《渭州》(隴西)、《武州》(武都)、《蘭州》(金城)、《河州》(安樂)、《廓州》(寧塞)、《岷州》(和政)、《洮州》(臨洮)、《疊州》(合川)、《芳州》(甘松防)、《宕州》(懷道)等，皆“古西羌地也”［5］。李氏家族一直生活在羌文化濃厚的地方，和羌族文化的關(guān)系從李仲翔一代就開始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即使到了唐朝時期，古羌遺裔之一支的黨項羌，仍活躍在甘肅、寧夏、陜西、四川交界地區(qū)。同時在四川岷江上游也基本形成羌人定居之地，所以唐時對羌人居住區(qū)有了“西山八國”之稱。李白在《書懷重寄張相公》一詩中記:“本家隴西人，先為漢邊將，功略蓋天地，名飛青云上。”李白叔父李陽冰在《草堂集序》中記:“李白，字太白，隴西成紀人，涼武昭王皓九世孫。”［2］

雖然李白祖上有“中葉非罪，謫居條支，易姓與名”，“神龍之始，逃歸于蜀，復(fù)指李樹而生伯陽。”李白為興圣皇帝九世孫，以李廣為祖，算起來，應(yīng)該是李淵之孫輩，與唐高宗李治同輩，輩份比唐玄宗李隆基還高。李白祖上“遭沮渠蒙遜難”，其“難”為何，不可考。李白祖宗是否就是李氏一脈，也沒有更充分的資料加以論證，然在“神龍”初“逃歸于蜀”，這一點許多歷史資料有明證。這個“蜀”就是今天的江油市青蓮鄉(xiāng)。李白家族因有李唐這棵大樹而在蜀安居下來，或者說因有了“國姓”和“顯赫的先祖宗系”而安居樂業(yè)以避難。自古陰平蜀道過江油關(guān)，翻青泥嶺到隴西是一條大道，李白就曾“常往返隴蜀間”，這是氐羌之地。《元和郡縣圖志》卷第三十三，劍南道下:綿州，西南至漢州，東南至梓州，西至茂州，北至龍州。屬縣有昌明，本漢漢昌縣，“后魏廢帝改漢昌為昌隆縣，先天元年(唐玄宗年號，公元712年)改為昌明縣。”古為梁州之域，周為羌蜀地，屬雍州。五代后改為彰明，其后多次并合，1958年與江油合并。然“江油”屬“龍州”，《禹貢》記“梁州之域”，周、秦屬氐羌之地，漢為廣漢郡剛氐道。唐設(shè)江油郡，明設(shè)縣，清歸屬川西松茂道和成綿龍茂道。1958年江油與彰明兩縣合并為江彰縣，后復(fù)名江油縣［1］。江油、昌明在古史中記載為氐羌之地，劃屬少數(shù)民族最多的羈縻州管轄范圍，至明清時期，氐羌民族在此活動頻繁。《四川通志》和《龍安府志》均記載，明宣德年間，氐羌民族攻破江油城，將知縣夫婦殺死;而《三鳳堂薛氏宗譜》記載，明成化11年(公元1475年)，氐羌民族燒毀江油縣城。可見當時當?shù)氐呢登济褡迦藬?shù)不少，力量強大［6］。因此，從有史記載的夏商周開始，到隋唐時期，隴西至蜀地江油一帶，都是氐羌人的活動地域，具有濃厚的羌文化氛圍。而從李氏先祖起源到隋唐鼎盛時期，李氏一脈都生活在羌人活動區(qū)域，和羌人有密切關(guān)系。李白是在羌文化濃厚的環(huán)境中成長起來的，也算得上半個羌人了。

二、李白生活時代的羌族歷史與文化背景

李白生活在唐朝鼎盛時期，其時，作為“根的民族”的羌人，在經(jīng)過兩漢時期頻繁戰(zhàn)爭，其力量已經(jīng)削弱，人口與部落大大減少，雖對唐朝政權(quán)不構(gòu)成威脅，但其活動范圍仍然很廣。羌族人性格豪放，不拘小節(jié)，與人和善。日常生活中“對酒當歌”，“歌中起舞”。這種特性在李白的性格中多有體現(xiàn)。李白生長的綿州昌明地區(qū)，即整個岷江上游羌族活動區(qū)域有“西山八國”之稱。據(jù)兩《唐書》記載，唐朝時期，茂州都督府下屬有維、涂、炎、徹、向、冉、穹、笮等羌族州;松州都督府下設(shè)有羈縻州104個，皆為生羌等所居之地。可以說，其時在整個岷江上游地區(qū)，都是羌族人生存、活動、繁衍區(qū)域，都是羌族文化氛圍濃厚之地。《唐書》卷四十二《地理志•劍南道•維州維川郡》載:“(唐)武德七年(公元624年)以白狗羌戶于姜維故城置，并置金川定廉二縣。貞觀元年(公元627年)以羌叛州廢，縣亦省，二年復(fù)置。麟德二年(公元664年)自羈縻州為正州，儀鳳二年(公元677年)以羌叛復(fù)降為羈縻州，垂拱三年(公元687年)復(fù)正州。廣德元年(公元763年)沒吐蕃，太和五年(公元831年)收復(fù)，尋棄其地，大中三年(公元849年)首領(lǐng)以州內(nèi)附。”《當州江源郡》中記載:“貞觀二十一年以羌首領(lǐng)董和那蓬固守松州功，析松州之通軌縣置。”《悉州歸城郡》中記載:“顯慶元年以當州之左封置。咸亨元年(公元670年)徙治左封。儀鳳二年羌叛，僑治當州，俄徙治左封。”《綿州巴西郡》中記載:“本金山郡，天寶元年(公元742年)更名。縣八，巴西、昌明、龍安……”《龍州應(yīng)靈郡》中記載:“本平武郡西龍州，(隋)義寧二年(公元618年)曰龍門郡，又曰西龍門郡。貞觀元年曰龍門州，初為羈縻，屬茂州，垂拱中為正州，天寶元年曰江油郡。縣二，江油，清川。”［4］《舊唐書》卷四十一《地理志•劍南道》載，茂州(管汶山、汶川、石泉、通化等九縣)、翼州、維州、涂州、炎州、徹州、向州、冉州、穹州、笮州、松州、文州、扶州、當州、悉州、保州、霸州、序州等，都是羌人之地［7］。

此外，在甘肅、寧夏、青海、陜西、四川等地，還活躍著一支非常強大的羌人部落———黨項羌，后在宋朝時建立西夏政權(quán)。所以，唐朝時期的羌人活動非常頻繁，其文化非常繁盛，且《新唐書》、《舊唐書》、《元和郡縣圖志》等都對其作了大量的記載。李白生活在這種濃厚的羌民族文化氛圍中，必定深受其影響。李白在自己的詩、傳、序、文中，只說自己乃隴西人，并無具體出生地的記述。生于公元701年，卒于公元762年，這是眾多學者比較認同的。然而，李白是生于隴西，還是江油，史學界眾說紛紜。雖然生于武后長安元年已成定論，但“神龍之始，逃歸于蜀，復(fù)指李樹而生伯陽”又無法解釋，前后相差四年。按理說，李白叔父李陽冰的記述是準確無誤的，這樣，李白應(yīng)當出生在神龍(公元705年)之后，其壽為57歲減。清•李元《蜀水經(jīng)》卷之十五《涪江》———《辨李太白生處》載:“漫坡渡即蠻婆渡，在清廉鄉(xiāng)，亦名青蓮壩，蜜溪入涪之口。俗稱蜜溪為廉水，以此也。世傳唐李太白生處。考太白生武后長安元年(公元701年)，卒于肅宗寶應(yīng)元年十一月(公元762年)，壽六十二。神龍初(唐中宗李顯年號，公元705年)，太白父客自西域潛還廣漢，則太白之生五歲矣。青蓮鄉(xiāng)是其故居，非生處也。”“石泉縣故廣柔地也，晉廢于堯，后周置北部郡北川縣，隋廢郡以縣屬茂州。”［8］李元之述，歷代學者也有如此說法。清代學者王琦在注釋《李太白全集》時，對此問題作了解釋，他認為，“神龍”當為“神功”之誤。這樣，李家逃歸于蜀的時間是神功初(公元697年)，4年之后(公元701元)李白出生。這也符合李陽冰“逃歸于蜀，復(fù)指李樹而生伯陽”之說。不管李白出生于何地，李白先祖是何姓氏，但他在綿州昌明生活了20多年，自稱本家隴西成紀或金城，是否靠隴西李氏貴族而姓，以李唐大樹而氏，也是有可能的。隴西是羌人生活區(qū)域之一，李家也因羌人而在隴西定根而居。隴西有濃厚的羌文化因素，這是不爭的事實。同時代詩人王之渙(688—742)曾有《涼州詞》曰:“黃河遠上白云間，一片孤城萬仞山。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guān)”之千古名句傳世，反映了當時羌族文化的繁榮，而以李白的狂傲浪漫性格，不可能不受此影響。后來，李白生活的綿州昌明青蓮地區(qū)，也是羌人生活的地方，而李白曾往返于青蓮與隴西之間游學，在這些地區(qū)接觸的也大多是羌人。也就是說，李白從出生到25歲出川之間，都是生活在羌族地區(qū)，接觸的也是羌人，感受的也是羌文化。就是在現(xiàn)代，江油之側(cè)的平武、北川、茂汶、松潘、青川、寧強(陜西)等地，仍然是羌族人生活的區(qū)域。李白生活在羌人中間，耳聞目睹、耳濡目染，就是半個羌人了，他吸收到的羌文化因素，對其一生產(chǎn)生了極大的影響，也才有其文學作品中自然表現(xiàn)出濃厚的羌文化因素。

三、李白詩詞中的羌族文化

在唐詩中領(lǐng)略羌族文化，首先想到的是王之渙的《涼州詞》，這首詩描寫了邊塞涼州雄偉壯闊又荒涼寂寞的景象。詩中“羌笛何須怨楊柳”是說戍邊士卒聽到羌笛吹奏著悲涼的《折楊柳》曲調(diào)而產(chǎn)生離愁別恨。為什么兵卒要吹奏羌笛曲《折楊柳》，而不是《塞上春》、《春江花月夜》以抒發(fā)個人情懷，這說明當時羌族文化的濃郁和影響太廣泛深入了。我們在研究《李太白全集》時，不難看出李白已經(jīng)在多篇文章中提到自己二十五歲之前都生活在羌族地區(qū)，或者說是羌族文化濃郁的地方。從李白生長地歷史沿革記載，古今都是羌人生存的地方，已經(jīng)形成濃厚的羌文化。曾維益先生在《李白蜀道難新探》一書中，經(jīng)過大量的考證后說，李白自稱是隴西成紀人，隴西是氐羌之地，成紀更是氐羌分布與生存的核心地區(qū)，李白在氐羌之地生活了二十五年之久，他對氐羌民族及文化是非常了解的［6］。在此情況下，面對涪江、岷江優(yōu)美的自然和人文環(huán)境，詩中自然蘊含羌族文化。李白在家鄉(xiāng)作過小吏，但這不是他的最終理想。他希望以自己的才華在官場上有不凡的表現(xiàn)，對自己的期望值很高。但他在現(xiàn)實生活中，以才自傲，不能“摧眉折腰事權(quán)貴”，以“脫靴磨墨”點到別人死穴，也斷送自己前途。當其仕途受挫后，從而寄情于詩、酒、舞、樂、仙，開始“且放白鹿青崖間，須行即騎訪名山”的隱士生活。我們從李白詩中可以看到朦朧的蓬萊仙景，悠邃的樂曲，夢幻的舞蹈，美麗的大千世界，其詩中有一種狂放的醉意。而在這種追求一種仙人般生活中，都是以羌族文化為背景進行抒懷而表達出來的。

《登峨眉山》:“倘逢騎羊子，攜手凌白日”，意為假如得遇騎羊子葛由，亦當與之攜手仙去。《列仙傳》、《搜神記》均記載:葛由者，羌人也，周成王時，好刻木羊賣之，一旦騎羊而入西蜀，蜀中王侯貴人追之上綏山，綏山在峨嵋山西南，高無極也，隨之者不復(fù)還，皆得仙道［9］。《搜神記》亦有相同記載。傳說李白能夠面見玄宗，被封為翰林學士，除了玉真公主的介紹外，也得力于吳筠的推薦。關(guān)于吳筠大力推薦李白入仕朝政之說已經(jīng)為史學界否認，但吳筠是盛唐時著名的道教高人。“唐朝是我國歷史上道教盛行的時代，因為道家始祖是老子，老子姓李名耳。于是，李唐一族就自認為是老子的后代，毫不客氣地將道教算做‘本朝家教’，大大地提升了道家和道教的地位。貞觀十一年(637年)，唐太宗頒《道士女冠在僧尼之上詔》:‘自今以后，齋供行立，至於稱謂，其道士女冠，可在僧尼之前。’明確規(guī)定了男女道士們的地位高于僧尼。開元二十一年(733年)，玄宗親注《道德真經(jīng)》，并把《老子》列入科舉中的必考書目。所以，唐代出了不少道教高人，除吳筠外，還有孫思邈、呂洞賓、張果老、何仙姑、韓湘子、藍采和、譚峭、杜光庭等人。”［10］在此環(huán)境下，任何一位道教高人都比葛由著名，而李白卻選中葛由進行崇拜，可見他對羌文化的崇尚。在《留別曹南群官之江南》:“卻戀峨眉去，弄景偶騎羊”。《送蕭三十一之魯中，兼問稚子伯禽》:“君行既識伯禽子，應(yīng)駕小車騎白羊”。葛由是羌人，羌人以羊為圖騰，崇尚白色。李白名白，雖無從考究是否與羌人尚白有關(guān)系，或者有紀念和崇敬意義，但在其詩中卻處處以“喜白”而抒情。除白羊外，還有白馬、白雞、白石、白云、白雪、白玉、白衣、白龍、白黿、白龜、白虎、白猿、白鹿、白鷴、白鵲、白鶴等，如果不從羌族文化因素和羌人尚白上聯(lián)系起來，其詩的意境是很難解釋通的。

李白好音樂歌舞，酒興一起，“我歌月徘徊，我舞形凌亂”，一種醉態(tài)豪放的狂歡。“橫笛弄秋月，琵琶彈《陌桑》”，“羌笛《梅花引》，吳溪隴水情”，“羌笛橫吹《阿??回》，向月樓中吹《落梅》”，“笛中聞《折柳》，春色未曾看”，“笛奏《梅花曲》，刀開明月環(huán)”，“愛子臨風吹玉笛，美人向月舞羅衣”。《文獻通考》、《樂府雜錄》、《風俗通》、《白帖》等皆記載《梅花引》、《阿??回》、《落梅花》、《折楊柳》、《梅花曲》為羌笛曲。李白在其詩中表述最多的是羌笛曲，描述最豐富的樂器，或者從其詩中感受他最喜愛的樂器為羌笛，這就深刻表明李白和羌文化的關(guān)系是密切的，羌文化對其影響是深遠的。李白好酒，酒興一起，歌、曲之時還伴之以舞蹈。他在《東山吟》中寫道:“酣來自作青海舞，秋風吹落紫綺冠”。《一統(tǒng)志》:“西海，在陜西西寧(現(xiàn)為青海省省會所在地)衛(wèi)城西三百余里，海方數(shù)百里，一名卑禾羌海，俗稱青海。”青海古為羌地，青海湖一帶早先屬于卑禾羌的牧地，所以又叫“卑禾羌海”，漢代也有人稱它為“仙海”，從北魏起才更名為“青海”。青海大榆谷、小榆谷還有“迷唐羌”、“鐘存羌”、“燒當羌”等。“青海舞”即羌人的舞蹈。而在《獨酌》中:“手舞石上月，膝橫花間琴。”《醉后贈王歷陽》:“筆蹤起龍虎，舞袖拂云霄。”《南陵別兒童入京》:“高歌取醉欲自慰，起舞落日爭光輝。”《宴鄭參卿山池》:“歌聲送落日，舞影回清池。”《月下獨酌》:“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亂。”《對酒醉題屈突明府廳》:“山翁今已醉，舞袖為君開。”這些都是酒酣時之舞，也是他最熟悉、最喜歡的舞蹈，可見他對舞蹈的喜好，或者說對羌人舞蹈的喜愛程度。李白在青少年成長環(huán)境中就深受羌文化影響，這成為烙在他靈魂深處的印痕。即使他走出家鄉(xiāng)求學求仕，在其眾多的抒懷作品中，也自然和羌文化緊密聯(lián)系在一起，說明羌文化和李白的密切關(guān)系。

本文作者：陳春勤 單位：阿壩師范高等專科學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