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性別考古在西方

在性別考古學產生之前也有女性從事考古工作，而且其中有些作出了重大的貢獻，如多蘿西•加羅德（DorothyGarrod）1939年成為劍橋大學第一位考古女教授，瑪麗•利基（MaryLeakey）1978~1981年在坦桑尼亞東部的雷托里找到了三百六十萬年前的早期人類的足跡。20世紀70年代以后，美國和西歐參加考古工作的女性越來越多，這是由于女權主義運動促使政府通過了禁止性別歧視的法案，但是此時女考古學家得到的研究基金依舊很少。直到1980年，性別考古學引起了人們的注意，女性考古學家對“狩獵男人”主宰史前史的觀點提出挑戰，認為許多出土物都與女性的活動有關。還有一些女性考古學家對尋找女性神像和考察婦女史表現出極大的興趣。雖然一些學者以往的考古研究涉及到女性，但是性別考古學誕生后則是開始系統地、有意識地研究考古材料中所體現的女性及其作用。但是總體觀之，相對于其他學科來說，女權主義對考古的影響具有相當的滯后性。若從此算起，性別考古已走過三十多年的歷程，關于美國性別考古學發展史，林嘉琳和孫巖在其主編的《性別研究與中國考古學》一書的前言中已有簡單的回顧。美國性別考古學的發展正如女性主義的發展一樣，也經歷了早期由簡單地質疑歷史上及當今考古學界中男性的本位中心主義（androcentrism），要求糾正偏見，從而以尋找女性在人類歷史中的角色、活動和地位為主要目標，發展到今天已成為對古代社會男女兩性在社會、政治、經濟和意識形態領域中關系的探索，討論的議題變得更加深入和廣泛。

而通過隨葬品尋找性別信息，進而提煉出“性別代碼”亦成為當今學者努力探索的重要議題。具體來說，西方性別考古學的發展目前大致經歷了三個階段，李寧利在其《史前考古遺存的性別代碼———歐美性別考古學研究進展》中已做了具體的詳述。而陳淳的《美國性別考古的研究及啟示》對美國的性別考古學進行了回顧及內容介紹，這兩篇文章是我們比較直接、方便了解歐美性別考古學的材料。

二、性別研究在中國

據地下出土材料對古代社會進行研究，進而涉及性別研究的先驅要數郭沫若先生，其于1930年發表《中國古代社會研究》，其中第三篇《卜辭中的古代社會》的第二章《上層建筑的社會組織》，通過甲骨刻辭中關于對娥皇、女英、多母、多父的記載，來印證商代的婚姻制度為彭那魯亞家族的亞血族群婚制；同時又根據卜辭中所反映的殷之先妣皆特祭、帝王稱“毓”（“后”）、王位繼承的兄終弟及制等三方面，認為殷代依舊保存頗多的母權中心的痕跡③。雖然這些觀點在今天看來已經過時且非并正確，但畢竟開創了從地下出土材料來探討古代男女兩性婚姻關系和社會發展階段的新途徑。其后，多有學者從此途徑研究中國古代社會，進而涉及兩性關系研究，尤其是婚姻制度。比較重要的著作有胡厚宣先生于1944年出版的《甲骨學商史論叢》，第一篇從卜辭內容討論商代封建制度，其中一節專論婦女的分封；而第二篇從卜辭專論殷代婚姻家族宗法生育制度，認為商代并非亞血族群婚制④或對偶婚制⑤，而是一夫一妻或一夫多妻制，由多妻生多子，進而需要確立宗法制度、嫡庶制度，并認為宗法和嫡庶制度不是周人的首創，在商代就已經產生了。胡厚宣先生的論證雖然仍沒跳出通過卜辭探討古代的婚姻制度，進而上升到社會性質的討論的模式，但是其研究結論相對于郭沫若、曾謇、董書方等人更為正確。建國以后至80年代，中國考古學受蘇聯考古學影響及堅持馬克思主義理論為指導，建立了馬克思主義考古學“，重視馬克思主義的社會發展理論，將研究社會性質看作是考古工作者的主要任務，而研究社會性質又主要是運用考古材料去證明和闡釋馬克思主義者所主張的母權制—父權制—奴隸制—封建制……的直線社會發展模式⑥”。此時涉及女性研究的考古遺存幾乎全是墓葬，通過人骨鑒定性別，根據墓葬中男、女兩性的組合、比例、葬式、隨葬品的多寡和精美程度，之后再根據墓葬布局、墓地位置和民族志研究來推導當時的婚姻制度和家庭狀況，以此來論證是女性在社會中占主導地位還是男性占主導地位，以此來比附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中關于史前婚姻制度的論述，并推斷此時所處的社會發展階段屬于馬克思主義者所主張的直線社會發展模式的哪一個環節。由于這一時期考古工作者熱衷于討論社會形態與社會性質，因此諸多的學術論文和著作運用考古材料對諸如婦女在史前社會中的社會政治及經濟地位、家庭結構變化、性別觀念及其在宗教活動中的體現等進行了熱烈的討論和充分的重視⑦。

以墓葬中男女性別為基礎，綜合其他因素來推論婚姻制度和社會發展階段，這一推論模式主要運用于史前和青銅時代的考古學研究中。史前和青銅時代考古也正是關注社會發展形態問題，而墓葬所反映的兩性關系是所有缺乏文字記載或文獻不足證時，用來推導這一問題的最佳材料，所以這一時期的史前和青銅時代的有關墓葬的考古報告中一般都會刊布人骨性別鑒定的結果。而青銅時代之后的考古報告中卻較少地刊布墓葬中的性別鑒定結果⑧，如著名的《洛陽燒溝漢墓》和《洛陽中州路（西工段）》⑨，因此更談不上據此來做進一步的研究。然而與純考古學研究不同，沈從文先生從考古出土文物開辟了一條窺探中國古代日常真實生活的新途徑，從而涉及男女兩性關系研究，其《中國古代服飾研究》即是此方面的佳作。但總體來說，青銅時代之后的考古涉及女性和兩性關系的研究較少。對此現象，我們認為還是與不同時段考古學所要關注和解決的核心問題及特點相關。史前和青銅時代，尤其是史前考古這一時期比較關注社會形態，而此之后社會形態比較明確，因此關心的主要是依據考古遺存獲得文化分期。另一方面，亦是由于當時考古工作者還沒意識到性別會對各類考古遺存的布局、形態及其包含物產生影響，因而自覺地認為如墓葬所反映的器物組合差異是其他因素所造成的，而非性別。此外，存在于人們意識中的男性中心主義，“男性長期處于主導地位，因而考古工作者在自己的研究實踐中，無形中對作為主人、掌權者男性關注過多，而忽略了對人類的另一半女性的社會地位、社會角色、思想觀念、審美意識及其在社會發展中所起作用的獨立探討”⑩。

20世紀八九十年代以來，由于中國各地考古學文化譜系基本建立，加之與西方學界的接觸和交流增多，西方流行的各種考古學方法與理論西學東漸，中國考古學也發生了悄然的變化。中國考古學的發展進入了一個充滿反思精神和理論多元化的新時期，在經過將近半個世紀的與世隔絕之后，中國考古學開始真正有條件探索一些具有發生學特征和重大理論意義的學術課題，如人類起源、農業起源、文明起源、早期國家發展等；考古發掘成為多學科合作的交叉點和新的突破點；資料分析與整合中的聚落考古學逐漸成熟，考古課題更加注重古代人類的行為模式、社會組織結構、文化傳統等深層次的文化表現，更加注重考古遺存的功能分析。因而，進入90年代之后，有關兩性的研究不如上一階段如火如荼，但開辟出了新的天地。這一時期涉及的兩性研究，史前和青銅時代考古主要集中在史前和原始時期的人口性別構成???，從甲骨文和金文探討女性稱謂、古代姓氏及制度、女性角色與地位、婚姻制度和女權問題等；在秦漢時代之后的考古學研究中，由于大量簡牘和新考古材料的發現，利用簡牘和墓葬中出土的有關服飾的考古遺存，來探討古代的性別關系和女性服飾面貌。需要指出的是這些研究多不是考古學家，而是歷史學者與文學研究者。如王子今先生的《古史性別研究叢稿》，此書專辟“簡牘性別史料研究”內容，通過考古發現的秦漢及三國時期的簡牘進行女子姓名、多妻稱謂及現象、婚娶事宜等方面的研究，除此之外在討論性別視角的古代神秘主義文化還利用了畫像石、空心磚、銅鏡等考古材料。揚之水女士的“名物新證”系列書籍，從一個女性及文學研究者兩個視角，從傳世及考古發掘出土的文物來“發現、尋找‘物’里邊的故事”，試圖重現古代更多的日常生活細節。因此，她的研究中有相當部分是關于女性服飾與裝飾的研究。以上這些方面的研究在上一階段已有所涉及，屬于傳統的兩性或女性研究。

此外，進入21世紀后，中國考古學有關性別或兩性的研究出現了新的特點。除了以上所述的兩方面研究，出現了從西漸而來的性別考古理論視角重新審視中國古代的兩性關系及女性在歷史中真實的角色和作用，為中國古代性別研究開辟了新的天地。“性別考古學”一詞在中國最早出現于王蘇琦翻譯的英國杜倫大學考古學教授馬修•約翰遜（MatthewJohnson）的《考古學理論：導言》一書的第八章“考古學與性別”，2004年發表于《江漢考古》第1期，這是第一篇介紹西方性別考古學理論的文章。同年復旦大學考古與博物館學系陳淳與孔德貞在《中國文物報》發表《玉璜與性別考古學》一文，這是首篇由供職于中國大陸的中國學者從性別考古學視角所做的考古學研究。自此之后，有關從性別考古學角度來進行考古學研究的文章漸多。2006年《性別研究與中國考古學》一書被譯為中文并出版，此書一經問世就被眾多學者奉為中國性別考古學的開山之作。本書12篇文章，除第一篇是從學術史和理論層面評論新中國學術界性別研究的文章外，其余11篇文章的材料皆來自墓葬，研究內容“涵蓋了新石器時代至漢代兩性問題的各個方面，包括男女的社會角色、社會地位、勞動分工、財富來源、權力關系等，涉及到從黃河中游中原地區，至西北甘青地區、長城地帶以及西南的云南等不同地區的考古學文化”。這是第一次有規模的從后現代主義出發，把性別學運用至考古材料的后現代視角研究，明顯地區別于依附于其他社會理論和分析手段的舊有的兩性問題研究模式，真正引起了中國考古學界開始關注考古遺存中的性別問題或曰從性別視角重新審視我們以往習以為常、理所當然的分析和解釋，從此之后越來越多的學者和學生關注性別考古學（表一），要求以這種后現代的性別視角審視考古遺存的呼聲也越來越高。此外，2007年7月16日至22日，在吉林大學邊疆考古研究中心召開了“2007年吉林大學考古（國際）學術論壇———女考古學家的思考與實踐”學術會議。來自美國、日本、中國大陸的近四十位女考古學家匯集一堂，就考古學中區域文化研究、考古學理論和方法、文物保護、古DNA研究等方面的議題展開精彩的演講。根據參會代表的性別特點，討論會議題之一“性別考古學”引起了代表的極大興趣。這是國內舉辦的首次專門面向女考古學家的國際學術會議。2010年8月13日至15日南京大學歷史系、文化與自然遺產研究所舉辦了首屆“女性考古與女性遺產學術研討會”，這是首次專門以性別考古作為主題的學術會議。之后出版了會議論文集———《女性考古與女性遺產》，內容主要包括女性考古、女神信仰、杰出女性、女性遺產（非物質文化遺產）四大部分，雖然其中大部分論文沒有突破已有此類文章的研究深度，但是卻大大拓展了性別研究的內容，突破了僅從考古資料中取材，把女考古學家本身和女性非物質文化遺產也納入其中。這是此次會議較有貢獻的一個方面。

縱觀中國考古學中性別研究的發展歷程，大致可以劃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為中國考古學誕生至新中國成立，這一階段主要是運用地下出土文字材料討論商代的婚姻制度和母權問題。第二階段為新中國成立至八十年代，進入全面利用考古材料檢視女性的社會地位、社會角色、婚姻制度、家庭結構、勞動分工、服飾穿著，并涉及到人口性別比構成等，但是這些分析多是附會于社會形態和性質分析。第三階段為九十年代至今，傳統性別研究方式衰落，但是依舊存在，且從文字材料角度探討女性社會地位、婚姻制度的研究成果相對增多；另一個方面，是以后現代主義視角的性別考古學在中國考古學界誕生，雖然有一部分學者和學生認識到了其對于考古學研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但是目前仍未引起整個學界的重視，許多人對性別考古學的理解還非常片面。

三、中國后現代性別考古學研究的局限與反思

由于后現代性別考古學在中國考古學界產生的時間較晚、發展不充分，研究中不可避免地會出現一些局限。

首先，研究時段主要集中在史前和青銅時代，此后時期的性別考古學研究相對較少。除了《性別研究與中國考古學》和《女性考古與女性遺產》兩本論文集中有少量青銅時代之后的性別考古學文章，單獨發表或未發表的論文除了幾篇是評介和理論介紹的外，都是史前和青銅時代的性別考古學研究。雖然非考古學者的研究利用到了青銅時代之后的考古材料，然而他們的研究依然是歷史學或摻有文學色彩的敘述方式，但是他們關注的視角和探討思路則可以給我們以性別考古學研究的啟示。其次，在大陸任何一所高校還沒有開設關于性別考古學的教學課程，而臺灣大學則在1997年就開設了這一課程。其三，研究基本停留在西方性別考古研究的第二階段，如性別差異、社會分工、女性形象和角色地位分析，極少涉獵“性別代碼”和史前性別模糊化等問題。其四，研究材料較為單一，主要集中于墓葬，連吉迪也驚呼“中國的性別考古學幾乎是喪葬分析的同義詞”，沒有對諸如居址、生產工具、生活用具、巖畫等考古材料所反映的性別信息給予足夠的重視。此外，研究方法單一，大多數文章數量統計分析占了主導地位，很少從前文所提到的其他方法進行分析和解釋。

中國性別考古學研究材料主要是墓葬資料，但是在墓葬的性別研究中還存在一些不足和需要注意的方面?，F在墓葬性別研究的一個局限是，將墓葬習俗中所反映的男、女兩性的態度和觀念直接等同于其生前的態度和觀念。眾所周知，墓葬畢竟不是死者生前生活的“實錄”，“墓葬習俗實際上是由生者來操縱的，它最終反映的是生者的態度和觀念，而不一定是死者生前社會角色和地位的真實反映”。我們如要通過男女的埋葬方式去重建他們生前的社會關系和角色，需要分為兩個不同的層次、兩個不同的步驟進行。林嘉琳及王迎在對安陽殷墟女性墓葬進行研究時，直接將墓葬形制及隨葬品所體現的女性社會地位等同于死者生前實際的社會地位，而沒有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分兩步走。因此，其所得武丁二后婦?n的社會地位高于婦好的社會地位的結論也就未必正確。其實，這不只是這兩位學者所疏忽，大多數學者也持有同樣的觀點。一方面，墓葬雖然是我們對古代社會男女兩性及同性之間社會地位進行分析的最佳材料，但是墓葬并不能直接且完全反應死者生前實際社會地位和角色，我們在進行分析時必須還要參考其他可資借鑒的資料，原史時期和歷史時期的墓葬性別考古應該做到如此，而史前的性別考古由于沒有文獻和文字資料可資借鑒，但是在用墓葬材料對死者生前社會地位和角色進行分析和判斷時也應持謹慎態度，切不可直接簡單對應。另一方面，社會地位和角色是一個變量，大至一個時期小至個人一生，社會地位和角色都在逐漸發生或小或大的變化，而墓葬材料所反映的死者社會地位和角色也只是一個固定時間之內的、是靜態的。因此，根據墓葬材料進行性別研究時應注意這一問題。而我們根據墓葬材料及結合文獻、文字資料和已有商代周祭制度研究成果，認為婦好的社會地位應是高于婦?n的。

另外，性別是個異常復雜的問題，不同地區、不同文化、不同民族、不同年齡，甚至同一民族、同一文化的人對性別的認識及自我意識可能就會不同。尤其是一些后現代主義的有關性別理論徹底顛覆了傳統的性別觀和性觀念，如酷兒理論。它批評靜態的身份觀念，提出一種流動和變化的觀念，不存在絕對的傳統意義上的男人或女人，只存在著一個個具體的、活生生的人，而人在性行為與性傾向上均具有多元的可能。現在的性別理論和認識能夠多大程度上反映或者重合古代的性別意識和認識，確實是一個需要探討和質疑的問題，但是它至少提醒我們在對古代的性別進行研究時，不能操之簡單，需要認真、具體地分析，為我們進行解釋時提供一個可資借鑒的視角。最后，后現代的性別考古研究不能只局限于考古學本身，我們要借鑒和利用社會學、人類學、性別學、民族學和歷史學研究的一些理論、方法與成果，或與這些學科能有機融合。而這些學科有關性別已有一些比較成熟的研究，就以歷史學為例來說，自上世紀80年代中期，已開始出版“婦女研究叢書”（1987~1992年，15種，河南人民出版社），至今已經出版多套性別研究叢書。“20年過去，從荒原中的第一聲呼喊到今天的苗木成林，從不登大雅之堂到今天的‘顯學’態勢，從單一性別方向上的‘婦女研究’開始，逐步走向各學科領域中的‘性別研究’”，而且男性主流學者參與其中，可以說歷史學中的性別研究已經解蔽脫殼、漸趨成熟。而考古學研究與歷史學研究密不可分，尤其是歷史時期的考古學，因此，我們應借鑒多學科有關性別研究理論，多源汲取研究經驗和成果，多元化研究的手段與方法，擴大研究視角和材料，豐富自身的研究思路，加強長時段、大范圍的性別考古對比研究。

四、結語

21世紀的中國考古學朝著理論多元的方向發展，而性別考古學是一個新的研究領域，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研究課題，我們需要重視這一研究，并切實做出更多的實踐。其實，不止是在研究中需要帶著性別意識，在考古發掘中也需加強對這一問題的關注。美國的性別考古學已經成功地修正了一部分男性中心主義，提高了女考古學家的待遇和地位，最好的例子無疑是美國考古學界已用“humankind”取代“mankind”來指代“人類”，與美國的性別考古學相比較，我們的研究還處于初始階段，在此方面我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前輩學者已經盡職盡責發掘和記錄了大量的考古材料，正有待我們用現代視角和研究方法進行清理、重新整合，在“性別”的透視下，應該會有更多新的發現。更重要的是希冀性別考古學能夠引起更多學者和學生的關注，消除誤解，真正認識到性別考古學的意義所在，希望性別考古學從荒原中的稀松零散走向將來的苗木成林。

本文作者：曹芳芳 單位：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