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法國學派的“歐洲文化中心的歷時性范式”

比較文學在自然科學的影響下得到命名,進而在進化論與科學實證主義的指導下不斷將比較文學學科規范化精確化。學科理論與方法得到奠定后,法國學派將比較文學的研究范圍圈定在了歐洲文化中心之內。然而在成熟的“歐洲文化中心的歷時性范式”內存在著大量的異常現象,由此導致了美國學派所聲稱的“比較文學的危機”。正如巴登斯貝格所言,“生物學方面的‘比較’科學,在十九世界前三分之一時期內形成了專門的學科,文學史自然會效法它的方法。”后來韋勒克在考證“比較文學”這一名稱的時候也談到這一問題:“這個詞的產生顯然受到了居維葉(Cuvier)的名著《比較解剖學》(1800)或德熱朗多(Degerando)的《哲學體系的比較史》的啟發。”自然科學的影響不僅僅是一個名稱的借用問題,而是一種范式的借鑒。因此韋勒克先生才說:“浪漫主義思想喪失了信譽,從自然科學引進的思想大獲全勝,連在文學史上的撰寫工作中也是如此。”其實事實遠不像韋勒克想象的那樣簡單,科學作為一種進步的神話,也作為一種范式的霸權幾乎支配了當時乃至現在的所有人文學科。正如伽達默爾所言:“科學的方法論精神滲透到一切領域。”然而當時的文學研究不僅沒有做出任何反叛科學范式的姿態,反倒主動迎合自然科學的理論與方法。其中影響最大的除了進化論之外就是實證主義哲學。

進化論的觀念讓當時的研究者將文學史看作不斷進化的歷史。比如法國學者布呂納介耶就非常熟練地運用了這種理論分析法國的文學史。后來比較文學第一本教材波斯奈特的《比較文學論》便是具體運用進化論的觀念將整個文學史的演繹分成了氏族、城邦與國家三個階段。這些文學史研究者基本上按照進化論的觀念奠定起了文學史研究的歷時性范式,打開了文學研究的國際視野,也為法國學派的比較文學研究奠定了基本方向。另一方面更為重要的是法國學派在科學實證主義的指導下確定了相應的領域,即歐洲范圍內的文學交往歷史事實。這在梵•第根的規定中得到了完美的體現。“比較文學的對象是本質地研究各國文學作品的相互關系。在那么廣泛的定義之下,如果只就歐洲而論,它便包含希臘、羅馬文學之間的關系,以及從中世紀以來近代文學對于古代文學所負的債,最后是近代各國文學之間的關系。”后來的伽列與基亞都在力圖圈定比較文學研究的領域。無論是伽列為比較文學所作的定義所包含的研究領域,還是基亞在《比較文學》教科書中指定的研究書目,他們都明確地將“國際文學關系史”定格在了歐洲。由此法國學派在“歐洲文化中心的歷時性”范式之內確定了比較文學的基本理論、研究模式、基本方法及研究領域,比較文學的發展似乎步入了一個常規時期。然而“常規科學不會產生目標之外的任何新現象,事實上這些與盒子不合的現象根本就不會被發現。”這些與盒子不合的,范式之外的現象便是庫恩先生所說的“反常”(Anomaly)。所謂“反常”就是現象與范式的預期不相符合。比較文學也是如此。在法國學派的范式之內,大致出現了這樣幾種反常現象,這是他們無法在范式內解決的,也是引起美國學派詬病的地方。即文學歷時性之外的共時性問題,即沒有事實聯系的相似性問題;科學實證主義之外的美學價值問題,即以文本為中心的文學性問題;歐洲文化范圍外的文學現象問題,即西方國家之間的平行文學現象問題。

二、美國學派的“西方文化中心的共時性范式”

美國學派的出場首先是在危機的吶喊聲中掀開比較文學新范式的序幕的。最先發出洪鐘般吶喊的是捷克裔學者韋勒克。他在《比較文學的危機》一文中首先便挑明了比較文學所面臨的危機狀態:“我們學科的處境岌岌可危,其嚴重標志是,未能確定明確的研究內容和專門的方法論。”接著在后文中以嚴密的邏輯性與火藥味十足的論戰歷數了法國學派的各種罪狀,諸如事實主義、唯科學主義、歷史相對主義、文化貿易主義與沙文主義等等。這場論戰雖已過去六十多年,理智地客觀地運用范式理論的分析我們發現,法國學派的這些“罪狀”其實是他們在建構比較文學學科的初始階段不可避免的,也是其范式必然導致的問題。祛除美國學派的意識形態背景,我們關注的是比較文學到了美國學派的手中會走向何方?這便是我們要論述的以美國學派為代表的“西方文化中心的共時性范式”。通過前面的分析,法國學派從科學實證主義范式視域將比較文學定性為“國際性的文學關系史”,其實就是從時間性維度來分析文學現象。也正因為如此,法國拒絕或放棄了對文學本身的美學價值分析。而共時性范式則主要從橫向對比分析出文學之所以為文學的要素,也即是俄國形式主義所提出的“文學性”。文學性問題成為自新批評以來整個西方文藝理論所關注的焦點,它將文學研究導致了關注文本的“內部問題”,著重從文學本身的形式要素去研究文學的本質性問題。(具體請參見朱立元在《當代西方文藝理論》的前言)美國學派的第一背景是新批評。正是以韋勒克為代表的新批評理論家首先強調文學的文學性問題,然后以此為契機在雷馬克、韋斯坦因等人的共同努力下才建構起了一個共同的美國學派。

國際性的文學現象是法美學派的一致的研究領域。然而之所以有論戰,主要在于他們持有不同的范式視域。法國學派秉承的是歷時性范式,以科學實證主義眼光將比較文學的國際性文學交流事實進行了追根溯源式的匯總,以達到一種“文化的清算”。而到了美國學派認為“必須正視‘文學性’這個問題,它是美學的中心問題,是文學藝術的本質。根據這樣的文學學術觀,文學藝術作品本身便成了必要的研究中心。”在韋勒克開創的共時性范式下,雷馬克及韋斯坦因等美國學派學者建構起了一整套平行研究體系,主要來講包括了這兩大研究體系:本學科研究與跨學科研究。在本學科研究體系中包括了比較詩學、主題學、文類學與類型學;在跨學科體系中主要包括了文學與藝術,文學與宗教、歷史、哲學,文學與社會科學,文學與自然科學。與法國學派一樣,確定了學科理論與方法也開始圈定研究范圍,繼而形成西方文化中心范式。韋勒克聲稱:“關于贊成提‘比較文學’,還是‘總體文學’……至少西方文學是統一的,它形成一個整體。……我們必須承認一個包括整個歐洲、俄國、美國以及拉丁美洲文學的緊密整體。”科修斯也認為:“文學運動和文學評論也證實了西方文學這個基本的統一體。比較文學建立在對西方文學的這一看法上。”當然,韋斯坦因也不例外,他在肯定比較文學研究西方文學的同時否定了東方研究比較文學的可能性,固執地將比較文學研究領域圈定在西方文化版圖。通過歸化吸納或排斥拒絕,美國學派的“西方文化中心的共時性范式”最終確立起來。然而范式的確立最終讓美國學派與法國學派一樣陷入了不可掙脫的范式悖論之網。在美國學派所持的范式內同樣出現了這樣幾類反常現象:比較文學與文藝理論、與文化研究的問題;西方文化中心之外的東方文學問題。其實美國學派將比較文學從歷時性的追求國際文學關系史拉回到文學本身這是一個很大的進步。然而在規定比較文學的定義時則完全不同于前者,前者是人為收縮而后者則無限放大,導致后來比較文學研究大有被文藝理論大潮、文化大潮吞噬的危險,由此導致了比較文學的另一次危機。因此才有了蘇珊巴斯奈特的“死亡論”:“比較文學在某種意義上已經走向死亡”,“比較文學作為一門學科已經過時。”為什么會如此呢?共時性的研究范式一方面要求打破時間界限,從橫向研究跨越性的國際文學現象,另一方面也混淆了比較文學與文藝理論、文化研究的界限。雷馬克的定義所涵蓋的內容大概只有“文化”一詞才能包含。從1994年加拿大埃德蒙頓召開的國際比較文學協會第14次大會到后來伯恩海默的《跨世紀的比較文學》學科現狀報告,比較文學還是比較文化成為學術界爭論的焦點。比較文學的學術身份到底是什么?比較文學學科還有沒有存在的必要?即使存在又該怎么處理這種文學與文化的問題?很多學者都表示出了焦急的心態,甚至自愿放棄。美國著名學者喬納森卡勒認為,如果將比較文學擴大為全球文化研究,比較文學學術身份必然走向消失,因為“照此發展下去,比較文學的學科范圍將會大得無所不包。”卡勒還只是有點焦心而已,而勃洛克面對這種紛然雜陳危機四伏的比較文學干脆表示放棄:“如果我們想給比較文學下一個嚴密的定義,或者把它歸納在一種科學或一種文學研究體系里面,我們必然得不償失。”最后他決定將比較文學學科取消!

不僅如此,當美國學派的共時性范式遭遇學科身份泯滅的危機之時,由西方文化中心范式所帶來的反常現象也困擾著美國比較文學文學學者。當韋勒克、雷馬克與韋斯坦因將比較文學研究局限在西方同一性文化中心的時候,各種文化研究的熱潮打破了這一范式,使其完全不能處理由于文明所帶來的異質性與變異性現象。因此伯恩海默才在報告中審慎地提出了“放棄歐洲中心論,將目光轉向全球”的號召。即便如此,舊范式已經失衡,新范式尚未出世,全球化的比較文學研究也顯得有些蒼白無力,伯恩海默只是在范式內看到了反常現象而已,因其無法打破原有的“西方文化中心的共時性范式”,全球化的號召最終就蛻變成一種口號!

三、中國學派的“東西文明對話的異質性道路”

范式作為一種悖論話語,不僅建構著學科也解構著學科。法美學派之所以一次又一次地在拯救中將比較文學推向危機,究其原因在于法美學派都以西方為代表的科學主義“元范式”影響下以追求“同質性”為旨歸。而這一點卻是范式理論本身也無法看到的。因為范式理論本身便建立在科學主義的話語體系之中。因此庫恩先生一方面聲稱所有人文科學根本還未進入一個成熟范式的階段,另一方面在他看來,自然科學成就屬于西方。因為“只有從古希臘時期發展而來的文明才擁有最基礎的科學。”鑒于范式理論本身的唯科學主義傾向,我們根據李凱爾特有關文化科學的異質性理論來進一步描述法美學派范式的局限與中國學派的合理性。德國著名的新康德主義哲學家李凱爾特認為,科學有兩種分類方法即質料的與形式的分類法,由此形成自然科學與文化科學。二者的對立主要源于形式的分類原則即“現實的連續性和異質性原理”。“每一個占有一定空間和一定時間的形成物,都具有這種連續性。我們可以簡要地把這一點稱為關于一切現實之物的連續性原理。”通俗地講,所謂連續性原理就是說自然的萬事萬物都是流動的連續體。然而另一方面“至少任何人都不能說,他在現實中曾經看到某種絕對同質的東西。一切都是互不相同的。我們可以把這一點表達為關于一切現實之物的異質性原理。”連續性與異質性構成了現實的非理性。然而自然科學“只有通過在概念上把差異性和連續性分開,現實才能成為‘理性的’。(科學)我們把每個現實中的異質的連續性,或者改造為同質的連續性,或者改造為異質的間斷性。……數學采用的是頭一種方法,這種方法是從排除異質性開始的。”自然科學的形成是通過對異質性的同質化或排除異質性而達到,而文化科學則直接關注異質性。然而比較文學要實現真正的“世界文學”,要走向新的發展階段,必須擺脫自然科學的同質化范式而強調異質性。從現實而言,東西文明的異質性也是全球化的時代里必須認識到的文化現象。當比較文學在美國學派那里遭遇到各種文藝理論思潮,尤其是自德里達以來的各種帶有解構性理論流派(如解構主義、女權主義、新歷史主義、后殖民主義及族群主義等)之時,就應該發現他們用人文主義反抗科學主義,用邊緣解構中心,實際上是在追求一種“異質性”。因為現實的東西方世界的發展正在面臨這一問題。亨廷頓在《文明與沖突》一書里從學理方面探究了東西方在今后發展中所面臨的文明異質性沖突。雖然帶有強烈的意識形態特征,但他指出現在世界文化發展必須要關注的東西方文明的異質性問題。然而因為法美學派所持有的西方中心的科學同質性范式長期地遮蔽了這種異質性,當然也就解決不了比較文學在面對文化大潮與東方文明的時候所帶來的危機。

當比較文學傳播到中國的時候,因其東西方文明的異質性的強烈沖突,因此中國學派從一開始就有很強烈的自覺意識。然而中國學術長期以來也籠罩在西方的科學同質化范式的陰影下,企求通過“求同”來縮短與西方學術的距離,最終導致中國學界的“失語”。比較文學的研究也是如此,從最初臺港學者提出的中國學派到大陸積極響應,一直都以“求同”心態在進行著理論與方法、研究與實踐的探索,其結果是不僅理論特色與立場缺失,甚至學科學派也常常遭到學界詬病。后來在學界認識到問題的嚴重性之后開始了論爭與探討,以期總結出比較文學中國學派的可持續化發展道路。曹順慶先生率先在總結中國學派的理論與方法體系的基礎上,提出了長期以來在西方的科學同質化范式下所遮蔽的“異質性”問題。根據中國文學實際與東方文明獨特性,結合當今世界政治文化及學術的走向,曹順慶先生具體地論述了“異質性”作為比較文學的可比性問題,并且于2005年在比較文學第八屆年會上正式提出了“文學變異學”理論。正是通過異質性的變革,不僅在跨文明的立場上運用文學變異學的方法理清了法美學派的很多歷史遺留問題,形成了一套比較文學中國模式以互補對話交流溝通為宗旨的理論體系,從而避免了法美學派范式所遭遇的范式悖論性。

由此我們可以看出,正是由于曹順慶先生所倡導的比較文學中國模式充分地關注了李凱爾特所提出的文化科學的異質性原理在現實學術與東西方文明中的呈現,才找到了比較文學第三階段發展的真正動力,才徹底地打破西方自然科學同質性范式的壁壘,比較文學也才能達到真正的“和而不同”,才能最終尋找到世界文學“共同的詩心”!

本文作者：周仁成 單位：長江師范學院文學與新聞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