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國外比較文學是一種真“外部”、偽“內部”的文學研究

文學研究的內外問題已經不是一個新鮮的話題。在比較文學發展史上，所謂的美國學派與法國學派之爭的一個重要議題就是內部關系和外部關系之爭。在法國學派的比較文學理念中，基本原則就是去尋找和實證確實存在過的“事實聯系”，能夠實證的事實聯系是法國比較文學的基石。如卡雷對比較文學下的定義為:“比較文學是文學史的一支;它研究國際間的精神關系，研究拜倫和普希金、歌德和卡萊爾、司各特和維尼之間的事實聯系，研究不同文學的作家之間的作品、靈感甚至生平方面的事實聯系。”卡雷的定義對法國學派影響深遠，他基本奠定了法國比較文學注重文學外部關系的基調。其后梵•第根的定義更突出了法國學派注重外部研究的特點。梵•第根指出:“比較文學的目的實質上是研究不同文學相互間的關系。”顯然，“國際間”“不同文學的作家之間的作品、靈感甚至生平”“不同文學”“事實聯系”這些字眼，充分表明法國學派注重的是文學外部因素的研究，注重的是事實關系，探討的是不同文學現象間的影響與傳承。或者說，體現在量上，法國學派研究的是兩個或兩個以上不同文學現象之間的事實關系。

美國學派針對法國學派的外部研究提出了自己的解決方案。他們反對法國學派重視外部聯系，忽略文學內部關系的做法。但美國比較文學并不僅僅就是后來的美國學派，在美國學派嶄露頭角之前，美國已經有不少學者從事相關研究。真正把美國比較文學推到世界學術前臺的是韋勒克。他在《比較文學的概念》中對法國學派提出批評，認為“他們過于重視‘事實關系’，對比較文學定義的解釋比較狹隘，忽略了對藝術作品的美學分析”。在此基礎上，美國學者著力于平行研究，即研究沒有事實關系的兩種或兩種文學現象以及進行平行的跨學科研究。從此，美國學派開始發出自己的最強音，這其中起到關鍵作用的人物正是韋勒克。而韋勒克作為“新批評派后期的核心人物，也是西方學術界公認的二十世紀最博學的文藝批評家之一”，“是一個執著于對文學進行內部研究的批評史家”。他的重要貢獻是把文學研究劃分為“內部批評”和“外部批評”，并更鐘情于文學“內部研究”。但這里的問題是，不能因為韋勒克的“內部研究傾向”，而想當然地認為美國學派倡導的比較文學本質上是一種內部研究的比較文學。“實際上，他雖然身為該學派的元老及平行研究法的主將，但卻未曾盲目地局限于這種方法，而是在繼承的基礎上有所超越。”而且美國學派的其他領軍人物并不完全贊同韋勒克的主張。我們考察美國學派對比較文學的定義也不難發現，美國學派的比較研究并沒有分清楚韋勒克式的“內部研究和外部研究”。

在韋勒克那里，內外之分不僅僅指的是文學要同社會歷史批評脫鉤，不僅僅指的是文學要脫離政治、脫離歷史賦予的“因果性”聯想，還指的是文學研究要“區分文學作品的‘本體存在’與‘經驗存在’，并由此確立這樣一個理論論點:文學研究的對象是文學作品的‘本體存在’，即一種‘符號與意義的多層結構’”。韋勒克認為，文學作品建立在語言基礎之上，但又不局限于語言，可以分為三個層次，即“聲音層面、意義單元和世界層面”，是一個“符號與意義的多層結構”。“內部研究”就是對這一現象學意義上的“本體結構”的研究。而“外部研究”則主要涉及文學作品的“經驗存在”，諸如它產生的社會歷史背景、作家的心理情感狀態以及讀者的接受印象，等等。由此可見，韋勒克“內部研究與外部研究”的二元區分最主要的話語功能就是要突顯文學作品這一超越一切經驗現實的“本體存在”由語言構成的“符號結構”，并進而對其進行審美的分析。因而，所謂的內部研究就是指對文學本體結構的研究，關注的是文學語言的符號性，而外部研究則指的是對文學經驗層面的研究，包括我們想當然地認為會影響到文學的種種外部因素，如社會歷史背景、作家創作心理、讀者接受情況等。再來看美國學者對比較文學的界定，以雷馬克為例，他指出:“比較文學是超出一國范圍之外的文學研究，并且研究文學與其他知識及信仰領域的關系，包括藝術:如繪畫、雕刻、建筑、音樂)、哲學、歷史、社會科學(如政治、經濟、社會學)、自然科學、宗教等等。簡言之，比較文學是一國文學與另一國或多國文學的比較，是文學與人類其他表現領域的比較。”

雷馬克的定義如此粗糙，但奇怪地是，國內學者在寫作比較文學教材時竟然沒有人對這樣一個內涵和外延幾乎都不確定的定義進行責難和質疑，而是想當然地把它作為美國學派的代表性定義接受和吸納。殊不知，美國學者在比較文學上的貢獻要遠遜于他們的法國同事。除了眾聲喧囂地進行所謂的理論變革之外，他們在比較文學上的貢獻可謂少之又少。從雷馬克的定義里，我們除了能感覺到新批評的一大弊端———不負責任地亂聯系之外，幾乎感受不到它的精髓所在，更不用說韋勒克的“內部研究”了。韋勒克的重要貢獻就在于其對文學批評的重新解釋和定位，但是他的“文學性”研究方法，除了在文學批評上卓有成效外，在比較文學領域幾乎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和回響。美國學派號稱進行了比較文學的內部轉向，從事實聯系轉向了對文學審美性研究上，以至于國內學者把平行研究的可比性界定為審美價值關系，但是從美國學派的定義和研究中，很難感受到其價值和審美究竟體現在哪里。

因而，其實可以下這樣一個論斷，美國學派的平行轉向，實際上是把比較文學的外部研究擴大化了，并沒有解決文學審美關系研究這一問題。我們熱衷于翻譯各種各樣美國學者的理論，實際上如果我們清醒一點就可以發現，即便是在理論建設上，美國學派也是少之又少。除了反叛之外，他們幾乎一無所有。從比較文學研究文學外貿到無所不包的大“跨越”，國外比較文學注定打上了在文學外部關系兜圈子的理論缺憾。

二、中國比較文學的理論尷尬及其越陷越深的理論沼澤

反觀中國學者，我們缺乏對國外學者批判的力度，并沒有意識到國外比較文學研究的真正問題所在。再不客氣一點說，我們是在美國學派大而無當的泥潭里繼續深陷不出。這種情況不是比較文學獨具的特點，整個外國文學研究似乎都存在這一問題。在貌似客觀和真實的學術研究立場上，我們集體性盲從，集體性不敢說“不”。一旦有人對國外理論提出某些質疑，馬上就有相關人士從各種角度進行辯護和還原。這種情況暫時不會改觀，慣性思維的存在促使一批人仍然靠外國理論活著。試看國內學者對比較文學性質的一些界定。學者中最有代表性的當屬劉象愚先生。在《比較文學的不變與變》中，他指出:“比較文學的不變，在于標志它本質特征的那些東西。我想，至少有三點是它必然要堅持的:第一是跨界性。由此出發，比較文學的研究要跨越不同民族文學的界限之類，因而比較學者也需有兩種以上語言、文學與文化的學養;第二是方法論上的比較性。也即自覺的比較意識和有效方法;第三是文學性。由此出發，比較文學的研究，無論跨越了什么樣的界限，總須把文學性也就是文學之所以為文學的那些基本性質置于自己的核心。舍此三者，比較文學則將喪失自我而不復存在。”作為中國比較文學界的代表性人物，劉象愚先生對中國比較文學進行了最精彩的總結。但是這三個方面存在的問題依然是內外不分。我們不是強調文學研究一定要進行內部研究才算高層次，但不可否認的是，如果缺少內部研究，文學研究的價值肯定會大打折扣。從國內比較文學的理論建設和實際研究來看，其關注焦點仍然是外部研究。

首先來看“跨界性”。“跨”意味著越界，一旦越界就必然出現參照物。在比較文學相關論述中，這種參照物往往以“他者”面目出現。按照相關學者的看法，中國文學只有跨出去，在“他者”參照中才能顯示自我的價值和存在意義。因而，相關學者在進行論述時，基本上都會采用或提到“他者”這樣的觀照視角。比如孫景堯教授的《簡明比較文學———“自我”和“他者”的認知之道》(屬于較早的比較文學教程)明顯地具有這種傾向。但“他者”盡管可以彰顯“我”的特異性存在，從而可以更清晰地確定“我”的特點和意義，但假若“我”本身的特點和內涵并不明晰，或者說，“我”缺乏足夠的力量與“他者”進行對比時，“他者”很可能越位取代“我”的存在。

而且，回顧“他者”理論的學術發展史可以發現，最早對“他者”進行過闡釋的黑格爾，是把“我”與“他者”的關系放置在主人與奴隸這一對應性關系中進行思考的。所以，“他者”一開始就打上了奴隸的烙印。在后殖民理論中，“他者”就是邊緣化的弱勢群體。換而言之，按照這種理論，中國實際上是處于“他者”這樣一個范疇里。如果我們忽略“他者”的這種文化劣根性，想當然地變“他者”為“我”，試圖用一個帶有西方學術話語權色彩的詞語構筑我們自己的理論體系，難免會導致策略上的失誤，甚而言之，會中了西方文化的一個圈套。因而，在跨界性中，中國比較文學試圖站在一個客觀的“我”與“他者”立場上去討論問題，去面對世界文學、世界文化，天然地存在一個缺陷，即主體本身的不完善以及“他者”過于強勢。詞語的轉換并沒有太大意義，反而掩蓋了一個“敵強我弱”的事實。在這樣的一個前提下進行研究，很可能由于“我”自身的缺陷，導致間接或者無意地證明了“他者”(主要是歐美文化)的優越性，而由此導致“我”的瓦解和崩潰。

值得注意的是，比較文學學界為什么會一邊倒地在“他者”問題上兜圈子，甚至連一點點微弱質疑的聲音也沒有呢?我認為主要原因就在于國內學者對世界環境的定位過于寬泛。我們相信這是一個全球化的時代，相信西方現代哲學講述的就是真理。換言之，立足于世界大環境，我們相信需要對話、需要交流;立足于現代西方哲學，我們相信哲學已經發展到了“他者”證明“我者”的時代。全球化的背景以及文化相對主義的潮流，在某種程度上抹殺了中國比較文學研究的前提，導致了相關學者的盲目樂觀和理想主義。

究竟該怎么看待這一問題呢?全球化究竟對我們有什么樣的影響呢?一定要參與對話嗎?不對話可以嗎?我們的對話到底有多少說服力?時代對學術的影響是必然的嗎?我們是不是在宏觀地談論世界形勢而缺乏微觀地合理分析呢?一味追趕西方的“流行風”可行嗎?真的是當前最新的研究就是最有價值的參考嗎?“他者”真的就具有絕對的魔力嗎?比較文學在說明自己存在理由時有意無意地制造了一種宏大敘事———空談世界形勢、空談全球化、空談文學交流的日益頻繁化，并宣告“世界文學”的時代快要或已經來臨。在此基礎上，學者們大都相信交流無可避免。交流當然無可避免，即便沒有全球化這個世界依然需要交流。但世界文學時代的來臨究竟有何實際意義，除了在理論上表明民族文學之間交流日益頻繁，在具體的學術研究上它的價值有多大?至少在當前的研究中并沒有體現出來。與此同時，對于比較文學的本土立場上，中國比較文學很少涉及。我們只是空談一些歷史問題，空談一些源流問題，作為中國比較文學真正應該關注的中國現實問題很少涉及。

這樣的學術立場決定了根本無所謂對話不對話。我們的立場跟西方的立場沒有差別，都是對西方生存環境的宏觀回應。唯一區別的是，對他們而言，這個宏觀現實場是真實的，對我們而言，我們只是在想象世界的處境，想象他們的立場，進行迎合性研究。至于對我們自己的推介，則少之又少。在國際學術會議上，我們很少能讓外國人了解我們自己，反而是我們在向他們表明我們到底了解了他們多少。這樣的情況就決定了“他者至上主義”的過分與“我”的徹底失語。所以中國在多大程度上融入了世界大環境是一個需要考慮的問題。我們不能因為我們生活在這個時代，就想當然地認為這個時代就一定會對我們發生巨大作用。對于建立在上述立場上的“跨”，就不能不重新進行審視。我們是不是跨的有點太寫意，跨的有點太脫離中國國情，“跨”得太超越學科發展的速度。同時這種無邊無際地向外跨，很容易就使得文學研究變成一種無法約束和界定的研究。我們經常批判“x+y”式的比較文學研究，但是仔細研究一下相關論文，有幾篇不帶這樣的比附?在這樣的跨上，我們很容易就會把文學研究變成一種“他者”研究，很容易造成比較文學的“向外轉”，從一種本位主義變成一種他者主義。

再看比較文學的“比較性”和“文學性”。比較，顧名思義，面對的至少是兩個或兩個以上對象。結合前面所講的跨，不管這種“跨”是跨語言、跨國家、跨民族，還是跨文化、跨文明、跨學科，一旦比較與這些“跨”相結合就注定造成一種文學外部研究的假象。這也是當前比較文學研究執著于文學外部研究的一個原因。在歷史上某段時期，我們已經受夠了文學外部研究的摧殘，當然這并不是文學外部研究的問題，而是因為不知道如何處理二者關系的問題?，F在我們一方面畸形反對、極其厭惡這種外部研究，另一方面又從骨子里擺脫不了這種研究方法和視角。而真正的比較文學研究應該不太在意是否是外部還是內部研究，而看重的是其能否讓我們領略文學作為藝術帶給我們的美感，以及文學能否作為思想研究的自由領地，催發出新的有益于時代的思想。因而所謂的文學性就在于以上兩點。但是比較文學的文學性究竟何指?我們一般認為比較文學的文學指的是文學研究，可究竟什么是文學研究中的“文學”?究竟什么是文學，對比較文學而言是一個致命的問題。中國學術界對文學的理解基本上還停留在康德、黑格爾階段上，強調美的理念與感性形式的統一，認為美具有無功利性、無目的性等，認為文學的文本性存在是文學的正統，承認經典永久性，執拗于追尋文學內容和形式的統一。盡管我們引介了那么多西方文學理論，但我們仍然堅守著自己的文學觀念。現實主義仍然是中國學界比較認可的一種文學創作方式，也是學者們進行研究時有意無意地一定要到此一游的必經之地。之所以這樣，主要原因還是馬克思主義美學的德國血緣。馬克思沒有系統的文學美學理論，因而德國古典美學起到了替代作用。再加上蘇俄文學實踐的影響，整個中國文學美學研究現狀也就不難理解了。整體而言，我們的文學審美觀念仍然是近代的，帶有很深的傳統印記。

但是我們所處的現實情況是，文學已經在發生種種變化。無論從作家群體還是作品存在形態，無論是從讀者接受群體還是作品傳播媒介，全方位的變化已經改變了文學的本質。但是充斥在大學中文系教科書里的“文學”很多年沒有發生任何變化。盡管我們承認傳統的文學觀念仍然有其存在的價值和合理性，但是比較文學真的就能承擔起審美價值關系研究的重任嗎?至少在當前的比較文學研究和實踐中，我們沒有看到太有說服力的成果。對“文學”重質輕文的認識改變不了，對文學本身的定位依然停留在貌似“重內部”實際依然“重外部”上，中國比較文學的“文學性”必然找不到立足之處。就此而言，中國文學本身的定性和定位，直接決定了中國比較文學“文學性”的解讀和展開。誠如有學者所言，比較文學在國別、總體層面構成另外一種文學研究邏輯。但是假如承認這一點，是不是要成立國別文學和總體文學這樣的學科。有人可能會認為中國文學、外國文學，即是一般意義上的國別文學，但是對于中國文學而言，其內涵外延非常明確，不存在任何意義上的模糊;或者存在模糊也并不影響其學科的合法性。而比較文學顯然不具備與之并列的明確性和合法性，更不用說總體文學了。同時，國別文學中的“文學”，不僅指的是文學研究，還可以指文學現象，而比較文學的“文學”如果強制性地界定為文學研究，顯然是與國別文學這一概念不能形成并列和互補關系，兩者邏輯聯系并不嚴謹。

三、結語

從文學的內、外部研究這一角度來分析比較文學的“文學研究”性質就可以發現，比較文學仍然處于一種曖昧不明的狀態。究竟是外部研究還是內部研究，究竟是走向世界還是固守中國本位，這些問題依然需要進行思考，特別是后者。在一個本位主義極度薄弱的民族文化和文學里，奢談走向全球化，奢談比較文學發展的第三個階段，只能造成中國比較文學更加積重難返。比較文學的內外部研究，表面上顯示的是文學研究的內外之分，從本質上講，反映的也是本位主義與外來主義之間的沖突。

本文作者：許相全 單位：河南師范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