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理想主義的濫觴與激進主義者實踐道路的迷惘

自古以來，不少政治家和思想家們都曾在自己的著作中演繹了一幕幕的理想社會圖景。但以嚴復的《天演論》為分水嶺，在此以前的儒家傳統政治語境中的理想主義者們眼中的理想社會不僅以道德至上、社會和諧為底色，更視心靜身安為其理想歸宿。故而他們的理想社會愿景中都不免帶有許多相似痕跡，印上一層濃郁的靜謐色彩。政治改革需要用理想主義大旗來堅定人們的信念，團結和凝聚人們的政治行動。但這些傳統儒家理論與近代社會的動態發展格格不入，不僅無法為現實政治改革、經濟社會發展提供理論支撐，還淪為保守勢力拒絕變革、因循守舊的“護符”。嚴復宣傳進化論的主要目的在于呼吁晚清國人“只要發憤，趕快變法自強，中國仍可得救，存亡生死，其權仍舊操之于我”〔10〕。他希望國人要正視現實，解決現實問題。但其《天演論》的廣泛流傳卻更多地喚起了人們對未來社會的向往和迷戀，以及對過去和現實社會的反感和批判情緒。初閱《天演論》的康有為也一反中國數千年來的“以為文明世界，在于古時，日趨而日下”的懷古情緒，認為“文明世界，在于他日，日進而日盛”〔11〕。其《大同書》淋漓酣暢地譜寫了他對未來理想社會的構建藍圖。深受進化論影響的早期梁啟超認為：“進化者，向一目的而上進直謂也”，“日邁月征，進進不已，必達于其極點”〔12〕。備受進化論熏陶的革命派領袖孫中山則直接把大同理想與社會主義等同，“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又名共產主義，即是大同主義”〔13〕。為了實現進化中的理想社會，近代仁人志士們的觀點日趨激進。嚴復和康、梁等維新志士都極力強調應按歷史階段循序漸進，并認為它是一個直線發展的進程。他們皆認同競爭是社會進化的動力，但都否定用暴力革命來推動社會的進化。在改良潮流減退、革命呼聲高漲的晚清末年，革命思想家們紛紛提出了各具特色的的進化論。章太炎主張“恃革命”開“民智”，明“公理”，去“舊俗”〔14〕。陳天華更認為革命是“救人救世之圣藥”，唯以“革命”，方能“除舊布新”，使“社會雄飛突步”〔15〕。鄒容則把革命與進化融匯在一起，明確提出了革命進化論——“革命者，天演之公例也；革命者，世界之公理也；革命者，爭存爭亡過渡時代之要義也”〔16〕。孫中山就更為強調“突駕”說，重視“躍進”式的“突駕”。他認為中國只有革命才能實現后來居上，主張社會革命和政治革命要“畢其功于一役”，方能避免資本主義弊端，直接實現其理想社會。新文化運動領袖陳獨秀則提出了創造進化論，在他看來，“創造就是進化，世界上不斷的進化只是不斷的創造，離開創造便沒有進化了”〔17〕。起初陳獨秀認為民主與科學是社會進化的動力，日趨激進的他后來又認為革命才是推動社會進化的“最有力的辦法”，竭力主張效仿法、美等國革命，通過“力戰”、“流血”實現其民主共和理想。在新文化運動后期，隨著馬克思主義的系統傳入中國，李大釗等人開始把進化論與馬克思主義“階級的觀點”相結合來改造中國，主張“創造的革命”，并認為經濟制度的徹底變革是推動社會發展，“創造歷史”的“最有效最根本的方法”〔18〕。陳獨秀、李大釗等人的觀點影響到此后中國社會發展的歷史航向。這些思想家的思想火花里確也不乏可圈可點之處，但都忽略了人性自私的一面，對如何抑制國人在政治活動中的貪婪欲望引發的競爭無序束手無策，在傳統道德被毀壞無余的的情況下，又難以成功塑造和維系他們理想中的新道德規范。“茍無公益之良心、自治之懿行，而徒惶惶然曰法治法治”，其民主共和理想到頭來淪為一幕幕爭權奪利的“鬧劇”〔19〕。在進化論的“生存競爭之說，已經深入人心”社會土壤里，清末民初的革命淪為“權利與利益之爭，人權自由，已成夢想”〔20〕。在誤讀進化論衍生的一系列理想主義武器不能切實有效的解決中國的既有問題、國人內部的生存環境反而日漸惡化之際，人們對未來社會的不懈追求便成為他們最有效的精神寄托。在社會現實日益遠離人們的社會理想的情況下，如何引導人們有效樹立正知正見，以和諧心態面對社會現實、參與社會協作便成為近代中國社會轉型中的一大難題。

二、唯科學主義思潮的橫行與國人人生觀的困惑

在《天演論》中，嚴復把自然界的進化擴展到人類社會領域，用自然科學理論比附類推社會發展理論。他實質上在某種程度上賦予科學以人生觀地位，企圖用以進化論為核心的自然科學理論來整合人們的思想和行為。這一動機在他的《原強》一文中也得到充分流露：“不為數學、名學，則吾心不足以察不佞之理，必然之數力；不為力學、質學，則不足以審因果之相生、功效之互待也”。嚴復這里所指稱的數學、力學（物理）、質學（化學）已逾越了自然科學范疇，賦予了它們普遍的方法論意義。因此，隨著誤讀后的進化論的廣泛流布，以科學萬能論為中心內容的“唯科學主義思潮”在中國迅速興起。嚴復的這種作法后來也屢屢為近代中國的政治家們和思想家們所效仿。他們在推出自己的新的政治理論或思想理論時，都千方百計地溯源于自然科學理論，從而為自己的新理論罩上權威面紗。但他們的理論往往建立于假定之上的，這種聯系也幾乎都是牽強附會的。但它們一旦披上“科學”外衣后，都把自己定義為“科學”、“進步”的化身，把早已存在、與己相左的觀點都扣上了“封建”、“落后”的帽子。在唯科學主義思潮的精神內核里面，人們往往難以尋覓到求真務實的科學精神影子。機械類推、附會解釋、亂扣帽子成為唯科學主義橫行的制勝法寶。這種跡象在新文化運動中表現得尤為明顯。在新文化運動期間，為了摧毀傳統文化對國人的影響和構建新的價值體系，這種唯科學主義思潮受到前所未有的推崇。陳獨秀、胡適等新文化運動健將都是這一思潮的崇信者和宣傳者。胡適曾聲稱：“我們也許不輕易信仰上帝的萬能了，但我們卻相信科學的方法是萬能的”〔21〕。當時的《東方雜志》也滿懷激情的寫道：“古代道德政治之書，科學包含之而有余；現在及未來之學問，科學闡明之而無不可”，“人知有限……科學萬能”〔22〕。在他們的鼓吹下，科學在當時幾乎得到了“全國一致的崇信”〔21〕。傳統思想文化在“落后”、“封建”的大棒打壓下，難以抬起頭來。凡經“創新”的新理論都無一例外地貼上了“科學”的標簽，受到了人們的頂禮膜拜。誤讀進化論所滋生的新舊二分的價值觀再經唯科學主義的誤讀演變為新的必勝于舊的、青年人必勝于老年人的庸俗公式，在很大程度上傾覆了傳統價值觀植被。新舊之間、中西之間、傳統與現代之間的矛盾浮現于父子之間、夫妻之間、師生之間、長幼之間、同輩之間，家庭成員和社會成員之間的隔閡和對抗為之而日益深化。但到一戰后，中國的一些有識之士開始發現，科學的價值原本就是中立的，其功能也絕非萬能的，它既能為人類造福，亦可為人類招禍。為此，他們對“唯科學主義思潮”進行了深刻反省，并撰文企圖引導人們擺脫“唯科學主義”的陰影。但他們在“科學與人生觀論戰”中反被誣為“玄學鬼”，“唯科學主義思潮”仍然橫行中國。在“唯科學主義”顛覆掉傳統社會的人生觀植被、求真務實的科學精神被“唯科學主義”扭曲的情況下，構建何種能引導中國走向和諧的人生觀模式，如何引導國人樹立較為合理的人生觀，成為近代社會轉型中的一項沉重而又艱難的課題。

三、結語

以上三方面僅是誤讀進化論所產生之負面效應的一隅蛛網而已。如若將近代社會無量放大，還可窺現進化論所帶來的許許多多的近代社會轉型問題。近代中國雖然實現了政治上的統一和社會生活的安定，社會生產力暫時得到了迅速發展，但在誤讀進化論之負面效應的制約下，近代中國的民主法治建設困難陡增，理想社會的實現也遙遙無期，社會和諧之網被撕得支離破碎，國人之間的協作精神日益消退，社會道德環境被剝蝕得面目全非，新的社會問題不斷涌現。因此，史學界有必要重新審視其利弊，通過發現它所帶來的負面效應，指引我們在構建道德理論體系和社會科學理論體系時，沿著和諧、健康、持續的軌跡行進，不再重蹈近世國人誤讀進化論之覆轍。

作者：陳開江 孫妙娟 單位：重慶工商大學融智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