堪稱“萬世師表”的大教育家陶行知先生的教育思想歷來是陶研者研究的熱點，“生活即教育”乃其中之一。早在1921年，陶先生就提出了“活的教育”的理論主張。這可說是陶先生對生活教育最早的描述。為何要提倡“活的教育”？因為“時勢的變遷是有進無已的。辦教育的，就要按著時勢而進行……我們講活的教育，就要本著這世界潮流的去向，朝著最新最活的方面去做”[1]。令人嘆服的是，這一頗具前瞻性的教育理論竟產生于近一個世紀之前，足見其生命力之強大！

隨著21世紀信息時代的到來與發展，地球已然變成了一個村，各個國家和地區民族間的往來日趨頻繁。對外漢語教學事業復興于交往頻仍的新型國際環境，目下正處于蓬勃發展然尚未成熟的階段，“對外漢語教學”作為一門獨立學科的建設，還不夠全面與深入，亟需營養促其長成。余以為，進一步挖掘行知先生“活的教育”之深刻內涵，用以指導對外漢語教學實踐與研究，本身就體現了陶先生教育思想的實踐性。

一、“活的教育”所含要件，簡言之就是活的教員、活的學生和活的教材。其中“活的教材”是具廣泛意義的“活的東西”，包含活的事物、環境、書籍等。

從語言教學（而非語言學教學）的角度來看，以實用為主的對外漢語教學的終極目標，就是教會外國學習者把教師口傳或書本傳達的關于漢語言要素、語用規則以及中國文化等方面的知識活化為用漢語進行跨文化交際的能力。而首要的問題是：向留學生傳授什么？事實上，現階段外漢教材建設鮮有成效，因此“目前，創新對外漢語教材的呼聲依然不絕于耳”，撇開體例等問題暫且不論，就拿教材的內容來說，有些就顯得陳舊過時。

筆者執教過的國外某大學中國學系，曾多年用過一本閱讀教材，內容全是阿凡提智斗地主老財的故事，真讓人有恍如隔世之感。隨之而產生的效果是，好些學生盡管漢語的日常用語都講得不夠利索，可“阿訇”“長工”“短工”之類的生僻詞、歷史詞卻說得挺溜，還胡亂套用。不知該書能為他們掌握活生生的漢語詞句和了解經濟全球化語境下的漢語語用變化提供多少幫助？

又如，去年8月16日，鳳凰網發表了一篇源自《京華時報》的題為《英國發布迎奧運待客指南：遇到中國人恭維別說謝謝》的文章，說該《指南》中提到，中國人不喜歡恭維別人之后，聽到“謝謝”。相反，禮貌地否認恭維則顯示謙遜。這部分內容是由為英國國家旅游局工作的中國人所寫的。由此聯想到，我們的對外漢語教材中也都是這么編寫的。

確實，中國文化有自謙敬人的傳統，視謙虛為美德，因為中國人極重人情、人際關系，中國的交際文化是一種雙方互相映照的文化[3]：說自己弱就好像在表示對方強；而夸自己強則似乎暗示對方弱。所以，為了對別人表示禮貌和尊重，盡量抑己抬人。比如，聽到別人夸贊自己時，應說“哪里，哪里”“不好”“不行，還差得遠呢”之類的謙辭（哪怕心里未必真的認為自己不行）。然而，文化在發展，語言也在同步發展。改革開放以來，歐風美雨帶來了市場經濟，催生了競爭機制，社會對個人奮斗、自我表現較過去顯得包容并逐漸重視。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西方文化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滲透。外來文化的影響自然會映射到語言上，現代年輕人包括一部分中年人已能用“謝謝”大方地接受別人的恭維，而不必一定像以往那樣以禮貌的否認來回應。越來越多的人即使自己被人稱贊時不好意思說“謝謝”，但對別人用“謝謝”大方接受贊美之辭的言語行為卻并不覺得有何不妥；相反，如果聽聞外國人動不動就用“哪里，哪里”來表示謙虛，倒是多少會覺得有點兒怪異呢。

由此可見，過去強勢的“哪里，哪里”已不再獨霸一方，這是漢語社會文化嬗變的一個側影，應當在外漢教材中有所體現。

二、陶先生十分強調“文化進步，是沒有止境的；世界環境和物質的變化，也是沒有一定的。”因而“活的教育，就要隨時隨地的拿些活的東西去教那活的學生”。“活的東西”具體到外漢教學上來，就意味著教材要隨時代的前進、社會的變化而適時更新。

誠然，語言教學并不等同于文化教育，然而語言是負載了文化的，教語言不可能回避文化。與文化因素緊密結合，這是對外漢語教學的特點之一。從某種意義上說，語言教學就是文化傳播的一種形式。有學者就明確提出，對外漢語教學不僅是漢語知識的教授和聽、說、讀、寫、譯等漢語技能的培養，還是關于“漢語社會”的文化教學。倘若漢語教材的內容落后于時代，那么勢必影響外國學習者及時了解現代中國的文化變遷。

以往，中國人打招呼的確常說：“吃了嗎？”很多人覺得，這是過去艱苦生活留下的印記。向你問一聲“吃了嗎”就是對你的最大關心。也有學者不完全認同這種說法，質疑歷史上長期存在吃不飽飯問題的國家有很多，何以只有中國人幾千年來都把它作為常用的問候語呢？認為“吃了嗎”與中國人的“重食”文化有關，論據有：殷商卜辭有關年成的占卜特別多；甲骨文中有關祭祀、記時或禮制的文字從食或食器的很多；先人們除了以牛羊黍稷等生食祭祀外，還以多種形式向神進獻熟食以表恭敬；古時子女把伺候好父母吃飯看作是盡孝的最重要的內容，不僅以禮法（如《禮記內則》）規定了下來，而且還滲透到人們的言行之中。由此得出結論：“‘重食’意識實際上是通過原始的宗教儀式加以強調并固定下來的，它進而逐漸滲透到政治制度、禮儀風俗、道德規范和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把對父母的關心與問候延及一般人，可能就是“吃了嗎”這一問候語的文化背景。不論何種解釋，有一點可以肯定：中國人“民以食為天”的思想根深蒂固。不過，在社會日益現代化的背景下，國民生活的恩格爾系數（指食品支出占家庭總支出的比率）在下降，吃飯已不再是困擾國人的重要問題，加上中外文化的互補交融，當今國人尤其是年輕群體已不再把“吃了嗎”當作常用的問候語了，更多的是：“你好！”這一聲問候，既不囿于時間、地點，也不受雙方是否熟識的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