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農業增長的新疆農村貧困減少邊際效應分析

從整體趨勢上看，農業三大經濟收入對農村減貧的影響并不明顯，一般來說，在農業發展的初期，隨著各種生產要素的投入增加，農業生產的效率提高以及規模效應的作用，三條邊際效應曲線應該呈遞減趨勢，在1996至2011年間三條邊際效應曲線除了在2002至2006年份外，整體變化非常平穩，說明新疆農業經濟收入的增長對農村的減貧效應不大。其次，從符號上分析，三條曲線在絕大部分年份中都是圍繞坐標軸附近波動，無論是哪條曲線都出現了正負值交替現象，而且出現正值和負值的頻數相差不多，表明在農業經濟收入剛性增長的條件下，對農村貧困率減少的邊際效應趨勢竟然出現促進和惡化兩種相反的趨勢，這可能說明了農業經濟中經常出現的農產品價格波動導致的農民增產不增收的惡性循環，以及農業生產資料上漲導致的農民農業生產越多虧損越多的悲劇。

再次，從農業經濟三大生產構成上分析，新疆農業糧食種植業收入對農村減貧的邊際效應影響最穩定，林業和牧業收入的風險最大，從時間上看，新疆農業經濟發展在2002年至2006年這五年間發展最不穩定，在2003至2005年間三大農業生產收入對農村的減貧都出現了惡化的趨勢，其中牧業在三年間有兩年出現了負值，惡化的程度為-33.60，2004年糧食種植業指數為-3.29，而牧業收入的減貧邊際影響出現了過山車局面，指數從2004年的-33.60升為2005年的15.19，顯然這種局面不利于農村長期減貧。

總體來說，從1996年到2011年新疆國民生產總值增速達到了年平均9.6%，而第一產業農業的生產總值年平均增長率僅為5.7%，在生產總值的構成中，新疆農業總產值的比重也從1996年的27.7%下降到2011年的17.2%，這些數據表明新疆農業經濟發展的速度相對并不快。同時，新疆農村貧困發生率從1996年的46.89%下降到2011年的22.26%，下降的幅度近50%，這表明了新疆農業經濟發展對農村貧困減少作用不大，上述分析表明，雖然新疆農業經濟發展對農村貧困減少從趨勢上并不明顯，也不是簡單的因果關系。說明新疆農業經濟增長并不是農村貧困下降的唯一的主要解釋要素，顯然還有其它重要因素的影響到農村貧困的減少。

二、不同收入來源的新疆農村貧困減少效應分析

新疆第二、三產業增長是否比農業經濟增長在減少農村貧困的作用中更重要？需要對農民不同產業收入來源引起的貧困減少效應進行分析。已經有中外學者對此進行了研究，達托（Datt，2007）和拉瓦（Ravallion）根據中國有關數據研究顯示，不同的產業之間對農村減貧的作用是不同的，尤其是第一產業對農民和農村的減貧作用遠遠大于其它兩個產業。任婷（2011）根據2009年之前的相關數據研究認為新疆第一產業的減貧效應最大，其次是第三產業，第二產業的減貧效應最小，章元等（2011）利用世界銀行的省際面板數據對我國29個省農村貧困發生率的影響因素研究發現：無論是隨機效應模型還是固定效應模型，第一產業的增長率在農村貧困發生率減少效應因素模型中都不顯著。CSLS（2003）則更多的從就業方面考慮，也得出了農業經濟增長對農村減貧的效應不明顯。上述文獻研究在不同產業對貧困減少效應上得出了不同的結論。

這里采取各收入來源貢獻率增長率來說明新疆不同產業收入來源的減貧貢獻可以更好說明問題。研究表明：新疆農村經營收入的絕對貢獻增長率除了1997年和2000年一直保持低遞減的趨勢，而相對貢獻增長率在2004年以前徘徊在低增長水平，以后年份一直降低到負增長水平，同時，工資性收入的絕對和相對貢獻增長率除個別年分外一直保持高增長狀況，但是，2004年后呈遞減趨勢特別是2009年出現負增長，這可能與新疆局勢不穩有一定關聯，總的來說，通過貢獻增長率基本能說明新疆農村貧困發生率減少的原因，雖然世界銀行有關專家認為農業經濟的增長對農村貧困的減少可以用農業收入仍然是農民特別是貧困農民的主要收入來源（WorldBank，2001），這有個邏輯問題，既然農業收入是新疆農村貧困居民的主要收入來源為什么還未脫貧？

所以，分析新疆農村貧困率不斷降低要看什么收入增長最快，哪種收入貢獻增長率最大，顯然，非農部門經濟增長對新疆貧困農民的滲透效應（Trickle-DownEffect）越來越大，于是引入產業結構偏離度的概念來說明新疆非農部門對農業部門的滲透作用，產業結構偏離度等于各個產業的構成比重除以各產業的就業比重減去1，產業結構偏離度的絕對值越大，表明產業結構大于就業結構，該產業具有較大的發展潛力；結構偏離度小于零，表明該產業的產值份額低于就業份額，社會上存在著大量剩余勞動力，表明該產業發展空間進一步減少，反之亦然。從產業結構偏離度符號分析，新疆第一產業結構偏離度1996年以來一直為負值，而且偏離度越來越大，這表明第一產業生產要素的投入大于產出，而且兩者不成比率，顯然投入的比率越來越高于產出的比率，這是不能解釋農業收入增長對農村減貧效應的主要作用的，這也許還能解釋當前城鄉收入的差距越來越大的現象，徹底離開土地又舍不得，不離開凈收入又低，農業收入增長甚至會加重農民的貧困。

第三產業結構偏離度在2007年以前保持為正值，而后出現負值，這說明新疆第三產業在2006年以前還是對新疆農村貧困的減緩還是有積極作用，但是由于其它因素如金融危機以及突發社會事件的影響，新疆第三產業對農村貧困的減貧效應越來越低，當然可能對城鎮貧困減少有一定的積極作用。新疆第二產業結構偏離度無論從符號還是趨勢上都可說明，新疆非農部門生產要素存在帕累托改進，雖然有人反感“唯GDP”論，但是沒有工業產值增長對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吸收，光靠農民傳統農業種植收入以及政府的扶貧收入轉移是很難脫貧的。

三、總結與討論

新疆經濟發展和農村貧困減少的奇跡與整個中國社會經濟的大趨勢是相符的，農村貧困減少的主要因素研究卻是見仁見智，本文分析發現：第一，從農業經濟三大收入來源對農村貧困較少的彈性分析來看，九十年代中期以來新疆農業收入增長對農村貧困發生率降低的邊際效應趨勢一直維持在低水平，變化趨勢不大，農業三大經濟收入對農村減貧的影響并不明顯。第二，從不同產業對農村貧困發生率減少的貢獻增長率上看，第二產業的貧困減少貢獻增長率明顯高于第一產業貢獻增長率。第三、從產業結構偏離度上分析可知第二產業的發展吸收了大量剩余勞動力，為新疆農村非農經濟發展和農村貧困減少提供了動力源泉。

對于上述分析我們展開一些初步討論：首先，為什么農業經濟增長對農村減貧效應的邊際效應不明顯？根據有關理論，土地和資本是農業經濟發展的兩個最主要的要素，新疆地廣人稀，人均土地比全國高，但自然條件惡劣，土地“細碎化”現象是新疆乃至全國農業生產的主要特征，同時，農產品附加值又低，這種條件下希望農業經濟增長對農村減貧具備規模邊際效應是不現實的。其次，工業化是社會進步和經濟發展的核心（張培剛，1992），其認為，衡量一個國家或地區工業化程度有兩個比重，一個是農業產值構成比重，另一個是農業人口就業比重，新疆2011年第一產業比重為11.7%，但是農業人口就業比重為48.86%，新疆農村減貧仍任重而道遠。

作者：黃國勇 張敏 單位：新疆農業大學經濟與貿易學院 安徽蚌埠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