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保障人類的理性
制度文明之所以能夠保障人類有限理性的存在，在于其一經形成，即成為外在于人類自身的力量，制度作為生存場景從外部對人類理性進行保護和塑造，為其提供生存空間。其次，人類的非理性并非一成不變，當環境許可時，非理性即具有自然生長的特性，尤其當外界束縛減退，人類的非理性就會迅速抬頭。客觀來講，革命時期就是一個特殊的社會發展階段，它能夠激發和促進人類非理性的增長。法國文明史專家基佐曾對革命時期非理性的產生進行過精辟分析。他認為在歐洲18世紀的革命時代，由于人們的頭腦受到絕對權力的腐蝕和誤導而走向錯誤和暴政的道路。而在人類理性成就中摻雜的這份錯誤和暴政是沉重的:“它主要是由于這一時期中人的頭腦在權力擴張的作用下過度膨脹。”而制度文明具有規范性特點，可以通過預設的制度對人類非理性的一面進行規制，迫使其退至理性的邊界內，從而保障在外界環境發生變化甚至是劇烈變遷的情況下，人類理性能夠獨立發揮作用。再次，制度文明具有信息傳遞作用，它的存在即不停地向人們發送訊息———什么可以做和不可以做，哪些做了會得到某種鼓勵和何種懲治。這些信息有預警之意，時刻提醒人們注意制度文明的意圖，而不能違背設置制度的初衷。另外，制度文明因其內在穩定性和不可變異性而具有傳承作用。如此，人類可將已經認識和取得的既有成果以制度文明的形式固化并承續下去，避免因歷史災難的出現而導致文明發展的斷裂。制度文明可以使人類避免屈服于狂暴和反復無常的意志，防止人為重大災難的發生，因而國家制度要體現理性的原則，不能受意氣的支配，因為“一旦意氣用事，它就會不顧一切地干下去，以證明其最初行動的正確”。民主制文明即是人類理性的結晶，盡管人們對民主究竟能夠發揮多大的功效尚存爭議，但它能使社會生活避免出現最壞局面的觀念卻已成為人們的共識。鄧小平曾指出:“斯大林嚴重破壞社會主義法制，毛澤東同志就說過，這樣的事件在英、法、美這樣的西方國家不可能發生。他雖然認識到這一點，但是由于沒有在實際上解決領導制度問題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導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這個教訓是極其深刻的。”西方之所以不易出現嚴重的破壞法制事件，除了其民主法治的文化傳統外，完善的制度運行機制、程序也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毛澤東雖意識到制度的作用，但由于認識不太深刻，過于迷信人的理性的一面，使他始終未能產生制度自覺，不重視從民主和法律機制的完善上對領導制度進行深入改革，仍然導致“文革”悲劇的出現。從某種意義上，英國保守主義思想家柏克對法國大革命的批評也包含了一定理性的聲音，“毫無疑問，人類情感由脆弱向罪過的自然進程是應該由警覺的眼睛和堅定的手來加以防止的。”可以說除了制度文明，人類沒有什么更好的憑借來防范非理性給自身造成的苦痛，“警覺的眼睛”和“堅定的手”無非是要預見到建立什么樣的制度文明以及如何建立這樣的制度文明。歸根結蒂，保全人類的理性、抑制其非理性的一面，最終要依靠先進而完善的制度體系和制度機制。
二、推動優良社會秩序的形成
柏克曾指出:“良好的秩序乃是一切良好的事物的基礎”。制度文明的生成從本質上滿足了人類對秩序和安全的需求，而制度文明的演進則不斷地對被打破的社會秩序進行修復、完善，并在更高層次上加以提升。社會生活的關鍵在于安全和秩序，任何社會制度若在當前不能保持并在將來持續維持安全與秩序，即不能長久，勢必會為新的社會制度所取代。基佐的研究發現，15世紀的歐洲，舊的政治形式、舊的封建和地方性自由權利已經不能維系社會，“它們不可能為社會提供安全或進步，必須求助于其他原則，其他手段，才能取得”。一些共和國紛紛覆亡，逐漸為君主制所取代，這是當時歐洲歷史發展和制度文明演進的必然選擇。從政治學的角度看，優良社會秩序形成的關鍵在于政治秩序，而這又取決于是否擁有一個優良的政治體系，優良的政治體系對于良好社會秩序的形成至關重要。相對于經常發生部族沖突的前國家狀態來說，奴隸制文明的產生實乃巨大進步，這在柏拉圖設計的理想國里有著直觀的反映(哲學王、輔助者、農民和技工各司其職、各安其位，并通過善和正義把各階層有序黏合在一起)。到了奴隸社會后期，奴隸逃亡、破壞生產、反抗奴隸主的斗爭接連不斷，封建制文明應運而生(通過分配小塊土地使奴隸變身為小農，調動生產者的積極性)，緩和了階級矛盾，使社會重歸于秩序，并在原有基礎上有所發展。
資本主義制度文明的形成亦如是。在資本主義秩序被打破以后，為了避免使社會在階級沖突中消亡，社會主義制度文明又因適應重建秩序的需要而誕生。由此，每一次制度文明的產生都帶來了社會新秩序的形成。究其原因在于，制度文明是各階級階層能夠普遍接受的制度形式，特定歷史條件下基本上滿足了社會各方面的需求，在資源分配、利益維護、提供人身安全保障和心智發展條件等方面，相對地做到了歷史的公平正義，較前一歷史階段都屬于重大進步。在制度文明之下，交往活動變得可以預期，人們在經濟上擁有適當份額，政治上也獲得一些權利和自由，新的社會秩序得以確立。實際上思想家在探討何為優良政體時，首先考慮的也是這種制度設計能否為社會帶來優良秩序這樣的公共產品。英國近代政治思想家托馬斯•霍布斯認為，一個主權者的政體優于多個主權者的政體，其邏輯出發點即基于此。盡管霍布斯最終在理論建構上滑向君主專制的泥淖，但仍可以說是他理性思考的產物。早在其生活時代一兩千年前的古希臘、波斯就已經對君主專制進行過激烈的抨擊和批判，作為新興資產階級的代言人他不可能不知曉民主的價值，但秩序壓倒一切，真正讓霍布斯擔憂的仍是“一切人反對一切人”的戰爭狀態，因此“這統治者只能有一個，否則在一國之內，教會與國家之間、性靈與世俗之間，以及法律之劍與信仰之盾就必然會隨之出現黨爭和內戰;比這更糟糕的是，在每一個基督徒心中都必然會隨之出現基督徒與普通人之間的沖突”。可見，無論霍布斯的結論如何，單從他設計政體著眼于秩序與安全這一出發點來看無疑是深刻的。除了根本制度文明、政體文明(基本制度文明)外，具體制度文明和不同的政體文明相配合，也有利于保持社會的穩定和有序。一些國家借助宗教制度來達此目的，“通過這些以及其他這類的制度，他們達到了為了使國家安寧起見，讓一般平民在遭受不幸時歸咎于祭儀不謹或有誤，或是歸咎于自身不服從法律，因而不那樣傾向于反抗統治者，此外再加上節日的盛大儀式和娛樂，以及敬神時舉行的公共競技，于是便只要有飯給人民吃就可以免除人民的不滿、抱怨和叛亂。”廣義上，一切先進的組織形式都是制度文明內容的重要組成部分。一些社會組織(或階層)的存在，對于社會秩序的發展也助益良多。在柏克、托克維爾等看來，貴族階層是維護舊秩序的重要力量。正是由于貴族的沒落，使社會失去了一道安全的屏障，加速了法國大革命的到來。此種觀點確當與否另當別論，但基佐透過貴族制這一表象看到了法國大革命爆發的另一深層原因，即路易十四治下的社會組織既缺乏權力，也沒有自由。而“自由社會組織的存在可以保證的不僅是政府的明智，而且是它的壽命。沒有一種政治制度能在不借助社會組織的情況下久享天下”。基佐充分認識到了進步社會組織在維系政治體系、保持社會秩序方面所發揮的獨特作用。在傳統制度文明下，有時這種社會組織形式表現為客觀持存的某一階級(階層)，有時則可能是一種宗教組織系統，而當代社會民間組織的興起與發展，則對社會秩序的捍衛和維護具有現代價值。
三、賦予公共權力以合法性
“任何一種人類社會的復雜形態都面臨一個合法性的問題，即該秩序是否和為什么應該獲得其成員的忠誠的問題。”合法性概念雖是近代的產物，但合法性意識卻早已有之。古希臘歷史學家希羅多德的《歷史》中不僅出現了統治者的合法性意識，而且合法性也開始與制度文明關聯起來。可以說社會愈發展，公共權力的產生和維持就愈遠離暴力，親近制度文明。與傳統公共權力相比，現代公共權力的產生、維持和鞏固更加倚重完備的制度程序和機制，并以此體現公共權力的合法性。本質上，制度文明之所以能夠賦予公共權力以合法性，在于其內在的公共性、權威性、文明性等特質。首先，制度文明具有公共性。“所謂制度文明的公共性就是指制度文明作為文明成果只能由人們共同享用，作為規范體系必須由人們共同遵守。”制度文明將人類創造的物質、精神、政治等方面的成果在某種范圍內加以適當分配，由全體社會成員共同享用，并平等地規范人們的物質、精神、政治等生產及交往活動。顯然，制度文明的這種公共性是賦予政治權力合法性的基礎和前提。當然，由于制度文明的階級性，其成果可能大部分為統治階級所占有和享用，而且統治階級中的部分人違反所制定制度規范的情況也時有發生，但從社會發展的整體來看，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本來就是相互依存的矛盾統一體，統治階級不可能獨占文明成果而不顧被統治階級的死活，而且隨著制度文明的發展，被統治階級享有文明成果的份額會越來越大。而對于少數統治者破壞本階級所制定制度規范的行為，統治階級為了自身的整體利益和長遠利益也會予以懲治，以維護制度規范的“公共性”。制度的文明的程度愈高，全民性的特點就愈加突出。資本主義制度文明的“全民性”即頗具迷惑性，在某種程度上掩飾了其階級性的色彩，所以說共和制是資產階級所能采用的最好的政治外殼。其次，制度文明具有權威性。制度文明在本質上是由先進的理念、規則、機構、設備、機制組成的制度系統，對共同體范圍內的全體成員具有普遍約束力。
表面上看，似乎公共權力產生了制度文明，而實際上則是制度文明產生了公共權力。廣義上，人類歷史上最早的公共權力是按照古老的風俗習慣誕生的;文明時代以來，公共權力都是按照一定的理念文明和機制文明建立起來的，不同性質國家均在一定階級理念文明的指導和該階級所設定的機制、程序的基礎上產生。唯如此，才能賦予公共權力以權威性，而且制度文明中的理念文明，能夠在全社會形成廣泛的政治正統性意識，從而夯實公共權力的合法性基礎。最初的公共權力一般在沖突的基礎上產生，又會產生新的沖突形式，“在新的沖突事實面前，公共權威有兩種作為:第一，社群本位原則，以習俗、慣例、擬制諸方式去平調沖突、紛爭，引導個體行為于群無害;第二，它還必得強化公共權威本身，以提升其合法性和有效性，而此，也需要有規則的設計。”于是制度文明發生了，差別在于:前者的基礎是倫理性的，后者的基礎則是政治性的。同時，不受限制的公共權力不具有合法性，制度文明按照合法、有效的程序規范公共權力的產生以樹立其權威性，還要通過完善的制度機制制約公共權力的濫用，以消解其絕對性。因此，“確保政治權威的合法、有效是制度必須發展的新領地，同理，遏制權威的絕對化亦有待制度的新貢獻”。再次，制度文明具有文明性。文明性是制度文明區別于一般制度的本質特征。公共權力一般在制度文明的基礎上產生，現代公共權力在現代制度文明基礎上形成。制度的文明程度愈高，公共權力的文明程度也就愈高，其獲得的合法性自然也就愈多。一旦制度的文明程度降低，公共權力的合法性就隨之下降。而制度的文明程度降低，一般是由外界條件的變遷所致。時發表展和社會環境的變化可能會使原有的制度體系變得不合時宜，從而導致制度的文明程度降低。而當公共權力主體發現合法性不足時，一般會自覺地改革制度體系和制度結構，以避免合法性的進一步流失，增強其文明程度。歷史上經常出現這樣的有趣現象:當舊體系產生嚴重的合法性危機時，統治階級通過及時有力的改革(主要是從制度上著手)使政權再次披上制度文明的外衣后，就能夠奠定一定的民意基礎，從而使瀕危政權能夠得以茍延時日，甚至化險為夷。倘若越改革，制度的文明程度越低，則無異于統治者自掘墳墓，離政權系統的瓦解即為時不遠。
四、促進社會發展和人類進步
文明包括兩個事實的發展，即社會的發展和人性的發展。千百年來，人們一直執著于探尋何為最優良的政體，藉此使國家強盛，使人民過上優良的生活。古希臘歷史學家波利比阿曾冷靜地思考了一個關鍵性問題:羅馬人怎樣和借助于什么特殊的政治制度，在短短不到53年的時間里，幾乎征服和統治了全世界?在他看來，“一切事務成敗的首要原因是國家制度的形式。國家制度是所有設想和行動計劃的源泉，也是其得以實現的保證”。所以，羅馬人成功的主要原因要到他們的政治制度中去探尋。生產力的進步通過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向上層建筑傳遞革新的信息，上層建筑中的制度得到暗示后，就會通過制度主體的作用主動進行改革，因而制度文明的產生適應了生產力的發展要求，滿足了人們對社會關系尤其是政治關系調整的需要。反過來，制度文明通過社會關系(上層建筑)作用于經濟基礎(生產關系)，以保護和促進生產力的發展。可見，制度文明之所以能夠促進社會發展和人類進步，根本上在于它推動了生產力的發展，“沒有一個優越的社會制度和政治體制，即使有顯著的技術創新成就，也不能轉化為推動社會進步的巨大、恒久的力量。這是鐵的歷史法則”。從現實看，制度文明尤其是政體文明能夠使政治系統運轉協調、高效，表現出較強的抗挫力，有效處理和化解社會矛盾，為社會發展和人類進步提供保障。早在希羅多德的《歷史》中，人們就對各種政體的優缺點進行過深入討論，而且當時人們已認識到政體先進與否關乎國家的強弱。柏拉圖深入研究古代政體問題，提出政體循環論。亞里士多德通過考察城邦政制，提出“混合政體說”，即不同政體因素相結合彌補各自的缺陷，以保證國家的持久穩定。
“波利比阿對羅馬成功原因的解釋簡單明了:羅馬人成功的秘訣在于，他們不自覺地采用了一種混合政體。”他認為，所有純粹的政體形式都有蛻化變質的內在傾向，而混合政體可避免或減少這種傾向的發生。孟德斯鳩探討羅馬共和國強盛的原因，他指出君主制不能永葆國王具有進取心，而共和制則可以選舉產生出時時雄心勃勃的執政官，“這一點也是使它變得極其強大的原因”。無論處于何種發展階段，制度文明總能在一定程度上保障社會成員權利的享有，比起落后的制度更能使人們安享秩序、安全和自由，特別是最初制度文明的生成即給人類帶來愉悅和安寧，“在良好的政治下生活的人民，總比那些沒有規章、沒有領袖、在森林里游蕩的人民要快樂些”。而在制度文明演進中，共和制優于君主制，使得古羅馬政治家西塞羅深信，“除了在一個好的共和國，生活不可能很好，什么東西也比不上構制良好的國家更能造就幸福”。從某種意義上說，中世紀西歐封建制文明的演進圍繞封建主與封臣之間的關系展開，在封建主保護封臣、封臣服務封建主的相互依存關系中產生了權利和制度，“人們試圖將他們的一切權利置于一些制度的保證之下，這些制度的目的就在于保證這些權利得到尊重。”于是一些政治、司法、軍事機構、組織和規則就此產生。一般來說，制度的文明程度愈高，社會成員享有的權利內容會愈廣泛，權利也愈益受到重視和保障。此外，制度文明作為獨立于人類的外在力量，能夠以其先進的理念和制度規范保障道德、智識的提升，促進人類個性的發展，因為個性的發展必然首先是他們為自己創立的社會制度的產物，“人自己在進入一個社會制度時把自己的內心品質和道德品質也帶進了這個社會，從而有力影響了他的處境。這種處境又反作用于這些品質，加強和發展了這些品質”。
相反，當制度成為社會發展和人類進步的桎梏時，人們首先考慮到的是如何改變陳腐的制度，以新的更先進的制度為社會發展和人類進步開路。盧梭認為，人性的墮落肇始于私有財產的出現，結論是要消滅私有制。19世紀空想社會主義者普遍認識到一切罪惡都是由社會制度造成的，“與現存的模式針鋒相對，這些空想家提出了新的社會制度，以便結束社會的不公正現象”。在推動社會發展的路徑上，改良派希望于舊制度的點滴改進以生長出制度文明，革命派則希冀通過對舊制度的摧毀建立和發展制度文明。盡管二者方法不同，但都說明了制度文明是影響社會發展和人類進步的先決條件。一般而言，制度文明的生成和演進對社會發展和人類進步具有劃時代意義，特別當根本制度文明發生改變，一種新的社會形態出現時，這種作用的表現會更加明顯。
作者：張立進 單位：西安科技大學人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