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既立足又超越中華優秀傳統文化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涵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要土壤和資源。習近平同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體學習時指出:“培育和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必須立足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這里的“立足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應該理解為以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為資源和土壤來建設和發展我們當代的價值觀，立足時代任務和問題形成關于我們這個時代的任務和問題的社會主義新型價值觀，而不能簡單理解為回到中華傳統文化那里去，或者是把中華傳統價值觀通俗化。有了土壤和資源，并不意味著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可以從這些土壤和資源中自然而然地長出來。關鍵和根本的問題是創新和發展，任何一個社會的文化和價值觀念的發展都必須植根于已有的文化傳統的土壤，這是毫無疑義的。同樣，任何一個社會的文化和價值觀念的發展，都不可能是對古代文化和外來文化的簡單承襲或照抄照搬，而是經過一番加工改造和熔舊鑄新的工作后，才能予以吸取。任何一種價值觀不僅取決于該社會的生產力發展狀況，同時還取決于該社會的思想文化土壤。馬克思主義之所以能夠在中國生根發芽、開花結果，歸根結底是由于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在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實踐中，在介紹和傳播馬克思主義的過程中，以中國人所特有的思維習慣和思維方式、用中國老百姓所熟知的語言詞匯，把馬克思主義融入到了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實際中，融入到了中國文化發展的大系中。馬克思主義如果不與中華文化相結合，那么，它作為一種外來文化就難以在中國人民中間產生廣泛的共鳴和形成普遍的心理基礎，因而也就無法為廣大民眾所接受，更談不上發展和壯大。同樣道理，今天要培育和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也必須立足于包括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在內的基本國情。文化發展具有歷史繼承性，這是社會意識具有相對獨立性的一種具體表現。任何一個民族，只要它的獨立性沒有遭到顛覆和破壞，其文化的發展就是連續的。核心價值觀也是一樣，牢固的核心價值觀，都有其固有的根脈。拋棄傳統、丟掉根本，就等于割斷了自己的精神命脈。正如習近平同志所說，不忘本來才能開辟未來，善于繼承才能更好地創新。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積淀著中華民族最深層的精神追求，代表著中華民族獨特的精神標識，為今天培育和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提供了豐厚滋養。具體來說，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的仁愛民本精神、明道正義精神、尚誠守信精神、合和大同精神，是涵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要土壤和資源。
一是仁愛民本精神。以人為本的思想最早見于《管子•霸言》:“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為本;本理則國固，本亂則國危。”但是，第一次發現人并把人從天命神學思想中解放出來的思想家是孔子。《呂氏春秋•不二篇》說:“老聃貴柔，孔子貴仁。”《荀子•解蔽篇》也說:“孔子仁知且不蔽。”在儒家思想中，仁和人具有直接統一性，仁存在，人就存在;仁德完全喪失了，也就不能稱其為人了。孔子用“仁”來規定人，提出了仁者“愛人”的思想，從對“仁”的思考中發現了人的本質屬性。孟子說:“仁也者，人也。”《中庸》曰:“仁者，人也。”朱熹則明確地說:“仁者，人之所以為人之理也。”這是把“仁愛”精神和人的存在直接聯系在一起，沒有仁愛精神，也就喪失了人之為人的基本依據。孟子說:“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無惻隱之心，非人也”，就是在這一意義上講的。《易經》開篇就講“元亨利貞”，把“元”(開始和創建一番事業)解釋為“仁”，認為有仁愛精神，有使命意識和為民情懷，才能真正開創一番事業。中國傳統文化所特有的這種講仁愛、重民本的思想傳統，是今天所倡導的愛國、友善等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豐富思想資源。
二是明道正義精神。中國文化是一種“義利雙行”(陳亮語)的文化，它把“利”置于“義”的調節控制之下，用“義”來規范“利”，主張以義求利、以道求功，既講“博施于民而能濟眾”(《論語•雍也》)、“制民之產”(孟子語)，又講“以仁安人，以義正我”(董仲舒語)，要求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的協調發展。孔子明確提出說:“義以生利，利以平民。”(《左傳•成公二年》)南宋哲學家朱熹甚至說:“正其義則利自在，明其道則功自在。專去計較利害，定未必有利，未必有功”，又說:“利是從那義里面生出來底。凡事處置得合宜，利便隨之”(《朱子語類》卷37、卷68)。中國文化理論是在更高層次上對社會經濟發展的觀照，是溝通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市場經濟與道德進步的橋梁紐帶。正是在此意義上，明道正義精神為今天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培育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提供了寶貴的文化資源。
三是尚誠守信精神。尚誠守信是儒家倫理的基本精神和價值觀念。從《易傳》開始，我們的祖先就把“貞”(牢固、持久)解釋為“信”，認為誠信友善就能使得自己的事業牢固持久、不倒閉。孔子說:“寬則得眾，信則人任焉”，“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主忠信”，“與朋友交，言而有信”，“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大學》講:“與國人交，止于信。”有鑒于信之于人的重要意義，孔子又說:“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意謂做人而不講信用，不知道那怎么可以。晉人傅玄在《傅子•義信》中也說:“以信待人，不信思信。不信待人，信思不信”，并要求君應“以信訓其臣”，若君不信以待臣，臣也就“不信以奉君”，如是則“君臣相疑于朝”，“禍莫大焉”。我們現在呼喚良知和德性，倡導誠信精神，在這方面中華傳統文化可以提供豐厚土壤和養分。四是合和大同精神。“同”有“大同”，也有“小同”。小同就是絕對的“同”，比如孔子說“小人同而不和”，這個“同”就是“小同”。他又說:“君子和而不同”，這就是“大同”。費孝通先生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費老說的“大同”，就是“和”，就是“和而不同”。“和”是以承認無限多樣和豐富多彩的事物存在為前提，“和”的要義是差別和對立。
《國語》記載了史伯對“和”的解釋:“以他平他謂之和”，“若以同裨同，盡乃棄已”。就是說互斥者方能互補，相反者相成，這就是“和”;相同的兩個事物在一起，什么都不會產生，不能叫做“和”。所以，“夫和實生物，同則不繼。”“和”才會產生萬物，“同”就會因失去了差別和對立從而什么也產生不了。可見，“合”與“和”二字，關鍵在“和”，而不在“合”，故應寫作“合和”，而非“和合”。《周易》講“保合太和”、“天下和平”，《尚書》中講“協和萬邦”、“和恒四方民”，司馬遷講“百姓昭明，合和萬國”，其思想重心皆落腳于“和”。因此，“合和”這一表述明顯地要優于“和合”。張岱年先生說:“中國文化有兩個基本精神，具有高度的理論價值，一是‘以人為本’，一是‘以和為貴’。”中國傳統文化的“合和大同”精神，要求我們處事待人，要寬厚、包容、友善，視民眾為同胞，以萬物為朋友，所謂“民吾同胞，物吾與也”。這些思想經過創造性轉換以后，可以為當今倡導友善精神提供豐厚的土壤和滋養。
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是對西方資本主義價值觀的超越
黨的十八大報告提出，倡導富強、民主、文明、和諧，倡導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導愛國、敬業、誠信、友善，積極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其中，富強、民主、文明、和諧是國家層面的價值目標，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社會層面的價值取向，愛國、敬業、誠信、友善是公民個人層面的價值準則。這24個字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基本內容。現在的問題是，這24個字究竟能不能體現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根本性質和基本特征，究竟能不能反映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豐富內涵和實踐要求，究竟是不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高度凝練和集中表達。對這些問題，學界還有較大的分歧，一些人還存有疑慮，擔心這24個字不能從根本上和資本主義價值觀劃清界限。產生懷疑和分歧的根本原因是沒有真正理解和弄清這24個字所包含著的社會主義的思想內容，沒有看到這24個字中所包含著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思想元素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時代內容。國家層面的價值目標，即富強、民主、文明、和諧。有人說，“富強”、“民主”怎么成為價值觀呢?的確，僅僅從字面上看，“富強”實質上就是一個國家的富裕和強大，似乎不是價值觀，但是，中國人對“富強”的追求，對“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的無限向往和熱切期盼，就是一種價值觀。毫無疑問，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必須圍繞社會主義這一主題進行。什么是社會主義?按照恩格斯在《共產主義原理》中的說法:“共產主義是關于無產階級解放的條件的學說。”
用今天的話說，共產主義就是研究如何實現勞動者的自由、發展和解放的學說，更通俗地說就是如何讓勞動者過上好日子。鄧小平同志說過:“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不同的特點就是共同富裕，不搞兩極分化。”［3］他把社會主義的本質概括為:“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4］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就是實現國家的富強;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就是實現社會的民主、文明、和諧。可見，富強、民主、文明、和諧，充分體現了社會主義的本質特性。中國共產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是:領導和團結全國各族人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自力更生，艱苦創業，為把我國建設成為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奮斗。實現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現代化目標，是全國人民的共同理想和信念追求，也是黨的基本路線的落腳點。以這樣一個奮斗目標中的關鍵詞“富強”、“民主”、“文明”、“和諧”作為我們國家層面的價值目標，和資本主義的價值觀顯然有著原則的不同和根本的區別。
社會層面的價值取向，即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確，自由、平等、公正等思想和觀念，并不都是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發明。在文藝復興時期，資產階級的學者已經在講這些問題了，甚至是講得很多很透。但是，馬克思認為資產階級的自由、平等、博愛、民主等是虛偽騙人、不真實的。馬克思恩格斯也講自由、平等、解放，并且要實現真正的自由和平等，實現勞動者的真正的發展和解放。因為馬克思看透了資產階級所講的自由、平等和解放僅僅是在政治意義上的自由、平等和解放。比如，選舉權的平等，每個人都有投票權，都有被選舉權。你有被選舉為總統的權利，我也有被選舉為總統的權利。具有諷刺意味的是，資產階級壓根不會也不可能談經濟上的平等和經濟上的解放，他不會考慮也不愿意考慮自己有巨額的財富，也應該讓別人有巨額財富。這就是經濟上的平等。只有在經濟平等的基礎上，才有可能實現政治和精神上的平等。在馬克思看來，離開了經濟談自由、平等和解放，就只是單純的政治自由、政治平等、政治解放。但是，只有政治解放還是不徹底的解放。馬克思在《論猶太人問題》中曾經對單純“政治解放”的觀點進行了批評，闡述了政治解放與人類解放的區別，認為政治解放本身還不是人類解放，政治解放是不徹底的解放，而真正徹底的解放是以經濟解放為基礎，在經濟解放的基礎上，擺脫自然界的奴役和壓迫，擺脫社會的奴役和壓迫，擺脫思想的奴役和壓迫，成為自然的主人、社會的主人和自身的主人。這就是恩格斯在《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一文中所說的未來社會，人們將“成為自然界的主人”成為“自己的社會結合的主人”、“成為自身的主人———自由的人”。［5］馬克思主義的自由平等觀和資產階級自由平等觀的另一個重大區別是，馬克思要實現的自由、平等和解放是勞動者的自由、平等和解放，而資產階級要實現的自由、平等和解放是有產者的自由、平等和解放。馬克思主義就是一門研究如何實現人民群眾自由、平等和解放的科學。資產階級離開經濟解放單講政治解放，是虛偽、不真實的解放;離開經濟平等單講政治平等，是虛偽、不真實的平等。我們要實現的是勞動者在經濟、政治和思想各個方面的自由、平等和解放，是一種真正意義上的自由、平等和解放。社會主義500年，就是實現勞動者和全人類真正解放的500年，是掀開了人類歷史輝煌一頁的500年。因此，馬克思對于資產階級的平等和自由不是“照著講”，而是“接著講”。歸根結底，資產階級的自由平等僅僅是有產者的特權，而馬克思恩格斯揭示并闡明了社會經濟發展在人類自由中的地位和作用，把人類的自由置于社會經濟的基礎之上，彌補了資產階級自由觀的缺陷。
最后來看公民個人層面的價值準則，即愛國、敬業、誠信、友善。其中愛國、敬業的價值取向集中體現了我們的民族精神和時代精神。愛國是我們民族精神的核心內容。黨的十六大報告指出:“在五千多年的發展中，中華民族形成了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團結統一、愛好和平、勤勞勇敢、自強不息的偉大民族精神。”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中的“愛國”，就是我們民族精神的核心在當今時代的集中體現。敬業是我們的時代精神的基本要求。時代精神是一個時代的任務和要求的反映，在當今這個時代最迫切、最關鍵的任務就是改革創新，因此，改革創新就成為我們時代精神的核心。實現改革創新的關鍵是敬業，一個人的能力再強，如果精神懈怠，不能敬業愛崗，要實現改革創新、完成時代賦予我們的使命，就是一句空話。誠信友善的價值取向則是社會主義榮辱觀的集中體現。2013年12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印發的《關于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意見》指出，“廣泛開展道德實踐活動。以誠信建設為重點，加強社會公德、職業道德、家庭美德、個人品德教育，形成修身律己、崇德向善、禮讓寬容的道德風尚。”這一活動的核心內容，就是努力讓每一個公民持守最基本的價值準則，做到知榮辱，明是非，誠信待人，寬容友善。誠信友善反映了社會主義榮辱觀的基本要求。
總之，國家層面的價值目標———富強、民主、文明、和諧，體現了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主題，即社會主義的共同理想;社會層面的價值取向———自由、平等、公正、法治，體現了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靈魂，即馬克思主義指導思想;個人層面的價值準則———愛國、敬業，體現了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精髓，即民族精神和時代精神，誠信、友善體現了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基礎，即社會主義榮辱觀。在此意義上，以這24個字為基本內容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體現了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根本性質和基本特征，反映了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豐富內涵和實踐要求，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高度凝練和集中表達。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是社會主義中國的精神旗幟，是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本質體現。總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來源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是當代中國共產黨人和中國人民對時代生活和實踐的價值認識，是當代中國共產黨人和中國人民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運用中西文化的思想資源對時代任務和時代問題的價值闡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同中國傳統價值觀、資本主義價值觀有著重大區別，具有二重超越性。它既立足于中華傳統文化，汲取中華傳統價值觀的思想精華，又拋棄了中華傳統價值觀中的糟粕，從而實現了對中華傳統價值觀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既吸收了西方資本主義價值觀的合理內容，又克服了西方資本主義價值觀的歷史和思想的局限，從而實現了對西方資本主義價值觀的超越。
作者：孫熙國 單位：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