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藝風先生在04年8月出版了《視角闡釋文化———文學翻譯與翻譯理論》,作為“翻譯與跨學科研究系列叢書”之一。該書的主要目的是就文學翻譯的本質進行探索,即探討文學翻譯的復雜性。尤其對文學翻譯的特質及所涉及的關鍵性理論問題提出準確的描述和展開詳細的討論,系統深入地研究與文學翻譯相關的重要理論,在話語、文本、文化、意識形態等諸方面揭示文學翻譯的規律和特質。

全書除緒論外,共分十二章,大致可以分為四部分:緒論、翻譯理論(第一至四章)、文學翻譯(第五至八章)、翻譯中涉及的文化問題(第九至十二章)。

孫藝風先生在書中多次提到,視角轉換的益處和必要性、闡釋在翻譯中的作用、以及在翻譯過程以及閱讀過程中文化差異所帶來的困難以及相應的處理策略。可以說,這三項內容貫穿全書始末,相互交融,構成全書主線。

在緒論中,孫先生開門見山地對三個問題做出了評論。一、轉換視角可以改變心態與觀念,相對單一的本土文化視角應借助它者的視角,從多個角度看待文化差異,“本土文化若要保持真正的個性化,必須要呈現多元化”。在翻譯過程中,譯者應盡可能以多元的視角,綜合考慮翻譯中遇到的問題。除譯入語文化視角外,還應包括源語文化視角,以及源語文本作者的視角。在翻譯理論研究中,“更應該站在一個足夠高遠的視角,縱觀、把握翻譯活動的全局,并盡可能地將涉及的各種因素納入研究視野之內”。二、文學批評與闡釋息息相關,既然是文學翻譯,勢必要詮釋文本,而在詮釋文本時,由于文學意義的不確定性更增加了翻譯的難度。因此,闡釋不僅僅是意義的翻譯,更有寓意模糊性與延伸的翻譯。三、翻譯的真正挑戰在于文化信息的交流,而不應僅僅關注語言間的差異。許多翻譯問題,尤其是爭論不斷的不可譯性問題,是由文化差異引起的,而不是語言差異。不同文化需要經過嫁接才能相互通融,相互補充。文化的互文關系是對文學翻譯的最大挑戰。孫先生提到的另外一個問題是翻譯規范問題:譯者在受到翻譯規范的約束后,如何協調原作的語言風格和閱讀的審美視角,即是應該注重翻譯規范,還是應該強化翻譯的主體性。

翻譯理論(第一到四章)經驗總結可以是理論的基礎,但不等同于理論,理論大于經驗的總和。就翻譯而言,原作者的意圖和動機以及譯者的意圖和動機難以用經驗來解釋清楚。孫先生還提到中國翻譯界的一個認知誤區,就是希望建立所謂的中國翻譯學。翻譯學沒有什么國界可分,建立自我封閉式的所謂中國翻譯理論體系,只管外譯中,不理中譯外,那該理論的褊狹性就難以否認了。關于翻譯理論術語的問題,孫先生通過對“equivalence(對等)”、“sourcelanguage(源語、原語)”等詞各方面的分析,充分說明了關鍵性術語可能涉及到的巨大復雜性。對術語不加以規范統一,可能利大于弊。各種語言有各種語言的長處與特色,語言聯合文化特色,使得該語言、文化中的讀者及學者對某個詞,包括術語,產生不同于其他語言、文化下的讀者及學者的理解和細化,即不同語言文化促使人們看待學術術語時采用不同的視角,這樣也就改進、細化了術語。“多元”地翻譯和使用學術語,可以增加學術的活力,有助于學術水平的提高。當然,充分利用術語靈活性的同時,還要注意術語的統一性。

譯入語讀者視角勢必與源語讀者的視角不同,因而產生譯入語讀者與源語讀者之間的距離。距離和視角息息相關,視角的轉換可以立即改變距離,從而促使交際的順利進行。人為地操縱距離給翻譯提供了調整、取舍、變通與歸化的空間。翻譯問題通常是由于兩種語言之間的客觀距離造成的,而翻譯問題的解決則需要人為的距離方能解決。視角的把握有助于距離的調整,其后便可以進行各類變通。符號之間的有效交際關系是通過距離的不斷調整來完成的,人為地制造翻譯距離可以縮短客觀上存在的語言距離。關于意識形態,孫先生認為譯者意識形態的存在會對翻譯產生干預,但不應夸大意識形態的功能和作用。除了意識形態這一文學作品的審視角度之外,文化視角同樣必不可少,二者關系互補。文化沖突比意識形態沖突更為常見。巴特(RolandBarthes)的“作者之死”不等于源語的意義尤其是文化內涵可以隨意棄之不顧或任意宰割處置,因為代表其文化生態的源語文本有其文化意旨,可以規約意義。

過分強調忠實反映了對翻譯活動認識的簡單化。翻譯是一種妥協的藝術。妥協意味著接受某種程度或形式的異質。翻譯時,為了完整表達源語的意義,目標語本身必須不斷擴展以與源語相匹配,這也會使目標語系統趨于完善。翻譯行為總是試圖消除兩種語言及文化之間所存在的異質,就算明知不可為,也不斷地設法制造某種“假象”,讓人真偽難辨。異質的消除是徒勞無功的,文化交流的意義是通過對異質的了解和借鑒,更好地認識、豐富和發展自身。

翻譯的前提是準確無誤的理解,如果意義得不到準確的把握,風格的傳遞便無從談起。

話語信息的傳遞不是自動的,需要解碼,即釋義。所謂“不可譯性”,除了在翻譯轉換時所遇到的難以逾越的障礙等因素外,還與源語文本的意義不確定性有直接關系。閱讀的寓意與語境有著直接的關聯,語境對于意義的產生又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這一點在該書中有進一步的論述,突出強調語境重構對于翻譯的幫助。

譯者應重視闡釋道德,即不可依自己的好惡對源語文本任意刪略、發揮,或者厚此薄彼。

文學語言與文學翻譯(第五到八章)翻譯文學作品時,需要注意到語言的特質,而不能簡單地翻譯意思或意譯。文學語言是一種特殊的語言,甚至可以說,簡單地傳遞意義的基本信息并不是它的主要功能。為了達到藝術目的,作者常常重新建立審美機制,通過獨創更新而生出新的美感。制訂翻譯策略時更應努力克服死板僵硬的翻譯,使譯文保持鮮活態勢,在增加包容性的同時(可使讀者從中受益,獲得不同的視角),理清交錯纏雜的互文和文化資源的關系,使得翻譯語言同樣具有強大而神秘的內驅力和無限的可能性。翻譯時,應對原作進行多層次多角度的審視和挖掘,以更多樣的方法闡釋和復原,并充分考慮審美文化差異,小心謹慎地進行文化移植以及對意象結構的調整與整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