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轉方式，就是推動經濟發展方式由粗放型增長到集約型增長，從低級經濟結構到高級、優化的經濟結構，從單純的經濟增長到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經濟發展的轉變。

所謂調結構，就是通過調整國民經濟各組成部分的地位和相互比例關系，使其更加合理化、高級化，適應并促進生產力的發展。

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不僅包括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同時涉及環境保護、可持續發展、消費行為、文化、人與人的關系等各個方面。經濟結構的調整，不僅包括宏觀上社會總需求結構、所有制結構、分配結構、產業結構、區域經濟結構的調整等，也包括微觀上企業組織結構、產品結構的調整等。所以，轉方式調結構看起來是經濟領域的一場變革，實質上關系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全局。下面，結合我市實際，從四個方面介紹一下我市工業轉方式調結構。一、為什么轉，為什么調；二、向哪轉，向哪調；三、我市轉、調的起點；四、怎樣轉，怎樣調。

一、充分認識轉方式調結構的重大意義(為什么轉、為什么調)

（一）中央號召轉。黨的十七大從實現未來發展目標出發，明確提出了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戰略任務。今年2月3日，胡錦濤總書記在中央黨校舉辦的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專題研討班上強調，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是我國經濟領域的一場深刻變革，關系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全局。要加快推進經濟結構調整，把調整經濟結構作為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戰略重點。溫家寶總理在今年全國兩會政府工作報告中，對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提高經濟增長的質量和效益問題進行了系統闡述和著重強調。在國內外經濟格局發生深刻變化的關鍵時期，不失時機地加快轉變發展方式，推進工業結構調整與升級，是擺在我們面前的重大戰略任務。

（二）現狀逼著轉。

1、轉方式、調結構是國家的必然選擇。轉方式調結構是提高經濟運行質量，搶占新一輪經濟發展制高點的必然要求。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社會取得了長足發展，綜合實力顯著增強。但同時也積累了一些問題和矛盾。長期以來，經濟增長主要依靠投資和出口拉動，過度依賴能源資源投入和國際市場，國內消費拉動不夠；主要依靠土地、資源、廉價勞動力等“傳統優勢”，缺乏核心技術、自主知識產權和自主品牌，核心競爭力較弱；高耗能、高排放、低附加值、低產出產業比重較大，資源環境壓力巨大；多數企業仍在國際產業鏈的低端發展，處于低質低效低價的尷尬局面，經濟發展還未走上創新驅動、內生增長的軌道。特別是在國際金融危機嚴重沖擊下，發展方式上的深層次矛盾凸顯。表面上看，金融危機的沖擊是對增長速度的沖擊，但實質上是對發展方式的沖擊。

一是過度依賴國外市場不可持續。年我國對外貿易依存度高達60%，年達到46%。高度的外貿依存往往蘊含著高度的風險，一旦外部需求急劇下滑，拉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必然失去平衡，此次金融危機就是最好的例證。

二是外延性、粗放型模式不可持續。過去的一年，我國經濟增長主要依靠投資拉動和政策支撐；倘若政策退出，經濟增速就會“掉下來”。尤其是，我國鋼、煤、水泥、油產量已分別占到全球的46%、35%、45%、10%，每年工業的排放約達47億噸二氧化碳。這種過度依賴物質投入的經濟增長方式已經難以為繼。

三是資源環境支撐不起。國際能源署7月19日稱，年中國消費了22.52億噸油當量（合32億噸標準煤），美國消費了21.7億噸油當量（合31億噸標準煤），我國比美國高出約4%，成為世界第一大能源消費國，同時也是第一大co2排放國。而美國人均能源消費量是我國的4.5倍，但美國石油、天然氣高質量的清潔能源占了64.6%，是能源中的“精米細面”，而我國石油、天然氣僅占23%，煤碳占69.6%，屬于“糙米粗面”。目前我國節能減排狀況堪憂，形勢嚴峻：一方面，我國單位產出能耗遠高于國際水平，萬元GDP能耗為國際平均水平的3～4倍，萬元GDP水耗是國際平均水平的4倍。工業作為能耗、排放大戶，18個行業落后產能占到行業總產能的15%～25%，各行業單位產出能耗比國際平均水平高10%～50%。工業能耗總量占到全國的70%，二氧化硫、化學耗氧量和二氧化碳排放量分別占到全國的86%、38%和70%。國家“十一五”規定，年單位GDP能耗比2005年降低20%左右，年需比年降低5%左右。而一季度上升了3.2%，上半年上升0.09%。另一方面，我國人均資源貧乏，人均油氣資源、水資源、煤炭資源僅分別相當于世界平均水平的10%、25%、40%，各種礦產的回收率比世界平均水平低20%，每年石油、鐵礦石、鋁土礦、銅礦的進口量超過50%。過多依靠物質資源消耗、對資源環境成本關注不夠的粗放型增長模式，對資源能源環境形成了極大壓力，粗放發展和資源環境間的矛盾日益突出。

四是由氣候變化引發的國際壓力巨大。去年12月的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達成了《哥本哈根協議》，我國在至年，單位國內生產總值二氧化碳排放強度下降４６％的基礎上，又提出，到２０２０年單位國內生產總值二氧化碳排放比年下降４０％－４５％的承諾。在如此長時間內這樣大規模降低二氧化碳排放，需要付出艱苦卓絕的努力。年12月在京都討論碳排放量問題時，因為布什政府拒絕在協議上簽字而沒有形成共識。氣候變化所帶來的威脅在于，由于大量投資能源、水和其他資源的新舉措，工業生產和消費模式將會有一個結構性的變化。仍然使用能源消耗型方式進行生產的公司將成為最大的輸家，而那些投資在綠色科技上的公司會成為贏家。昔日的霸主在未來可能會有恐龍一樣的結局。

五是國際輿論壓力。國際金融危機發生以來部分發達國家對“中國經濟責任論”的大加渲染，“責任論”是對中國的一種變相“捧殺”，“中國經濟責任論”其實是“中國經濟威脅論”的翻版，通過對“順差國責任”、“債權國責任”、“儲蓄國責任”、“能源消費大國責任”、“碳排放大國責任”等論調的炒作，形成對中國不利的長期輿論氛圍，給國際社會以“世界經濟中的任何問題都因中國而起、世界經濟形勢能否好轉取決于中國采取的措施”等印象。中國絕不應受外界噪音的影響而去承擔超出自身能力、有損自身重大利益的責任。8月16日日本政府首次公開承認，日本的國民生產總值(GDP)已經被中國超越。日本政府當天發表的今年4-6月GDP數值顯示，按照美元匯率換算，日本4-6月的GDP總值為1.2883萬億美元，中國在同一時期的GDP總值為1.3369萬億美元。今年上半年日本GDP總值為2.5871萬億美元，中國為2.5325萬億美元。但是，4-6月的中國GDP的增長率，按年率換算為10.3%。而日本僅為0.4%，是西方發達國家中增長率最低的一個國家。中國在今年實現GDP超越日本幾成定局。但人均GDP才是日本的十分之一，遠遠落后于人。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統計，年GDP排名：1美國14.26萬億美元；2日本5.07萬億美元；3中國4.91萬億美元。年人均GDP排名：1盧森堡104511.86美元；9美國46380.91美元；99中國大陸3677.86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