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間信仰作為一種社會文化現象，歷來受到眾多學者的關注。早在1920-1930年代，顧頡剛、費孝通先生就對民間信仰在民眾日常生活中的作用有所研究。新中國成立之初到文革結束之前，民間信仰的研究幾乎無人問津。直到改革開放以后，隨著社會史研究的深入，民間信仰又成為研究民俗民風的重要課題。蘇州地區的民間信仰，因蘇州在全國經濟版圖上扮演的重要角色，以及作為吳文化中心的地位，還缺乏非常成熟和全面的研究成果，更顯其研究價值。

蘇州自古以來就有信鬼神、好淫祀之風，民間信仰龐雜而繁盛。唐代狄仁杰巡撫江南之時曾經“毀淫祠千七百所，吳中僅置太伯、伍胥、季札三祠”［1］438。然而民間信仰并未因此銷聲匿跡，反而愈加興旺起來。到了明代，這一區域的民間信仰更是有了進一步發展，幾乎所有人都信奉欲行事、必卜鬼神，如對神?不敬，必遭報應的觀念。民間信仰的興盛對當時的社會風氣既有某些積極影響，更有許多負面的作用。

一

明代蘇州的民間信仰紛繁多樣，僅據明正德年間王鏊所撰《姑蘇志》記載，蘇州府就有祭祀各式民間信仰的廟宇308處。［2］作為社會生態的組成部分，民間信仰與當地的社會風氣有許多聯系，形成了明代蘇州地區民間信仰的獨特樣態。

第一，自然災害與民間信仰。一句“上有天堂，下有蘇杭”將人們想象的蘇州粉飾得絢爛無比。但實際上蘇州的自然環境并非得天獨厚的世外桃源，僅據初步統計，明代自洪武開國至萬歷年間蘇州就經歷風霜雨雪之災54次，兵旱蝗疫之災38次，其他各類災難16次，共計大小災異108次。［3］連番災難之中，百姓無處可逃、無力可抗，只能祈求上天憐憫，祈求神靈相助，民間信仰由此而日益興盛。

第二，漕運護航與民間信仰。“蘇州一府，贏于浙江全省；松屬地方，抵蘇十分之三，而賦額乃半于蘇，則是江南之賦稅，莫重于蘇、松。”［4］135吳地所征錢糧上繳朝廷靠的是水路漕運。洪武年間，定都南京，故而運糧路近，耗損亦少。永樂中，遷都北平，漕運轉輸的難度數倍于往昔。為了祈求路途平安，與航運相關的神靈層出不窮，甚至原本并沒有相關功能的神靈，也延伸出了為漕運經商船只保駕護航的功能。根據正德《姑蘇志》記載，當時蘇州一府規模較大、記載確鑿的水神類祠廟多達30處，每縣皆有分布，祭祀白龍神的靈濟廟更是列入祀典，每年由官府春秋致祭。其中比較值得關注的是常熟的海神李主祠，弘治《常熟縣志》中記載：“元泰定間道士鄧道樞立李神祠于西廡，以為護法。”［5］766顯然在此時海神李主信仰并不受重視，而是作為致道觀的護法存在，沒有專祠也沒有固定司職。不過當其被賦予了保護湖海航運的職能之后，即使仍位于致道觀中，但信眾日增，香火日盛，到了清末，致道觀更是有了俗稱——李王宮，可見百姓心中水神的地位非同尋常。

第三，蘇州風俗與民間信仰。吳地民風尚奢，明代杭州人張瀚在《松窗夢語》中載道：“至于民間風俗，大都江南侈于江北，而江南之侈尤莫過于三吳。”［6］79平日里最能集中體現奢侈之風的是一年中層出不窮的賽神會活動，浙人張岱偶往蘇州一行，便目睹了一場狂歡盛會。“天啟壬戌六月二十四日，偶至蘇州，見士女傾城而出，畢集于葑門外荷花宕。樓船畫舫至魚?鸚⊥В?兔僖豢鍘?rdquo;［7］14根據隆慶《長洲縣志》記載，六月二十四日乃是祀二郎神之日。“清源妙道真君行祠，在晏公廟內。國朝所創，神姓趙名昱，灌州人也。……邑中患瘍者禱之輒應。相傳六月二十四日為神生辰，傾城男女奔赴以祈靈貺云。”［8］101顯然，在吳地風氣的演變中原本的神?信仰活動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第四，地方士紳與民間信仰。明代蘇州教育發達，人才輩出，根據吳建華教授《明清蘇州、徽州進士的文化素質與文化互動》一文，明清蘇州進士共有1779名，其中明代1016名，高踞全國之冠。［9］13-24因為“子不語怪力亂神”，所以，士子儒生往往對民間神靈巫覡之流持否定態度，但總體上講，蘇州士紳中純粹的無神論者是極為少見的，有相當一部分人對于民間信仰抱著包容甚或倡導的態度。歸有光在為其友嘉定人唐欽堯所撰墓志銘中記載了這樣一段故事：“（唐欽堯）母方構危疾，禱于縣之神以求代，疾良愈，每至歲旦，必焚香拜廟以答神。”［10］705此中并未記載唐氏如何尋醫問藥，而是記其如何求神如何還愿，可見普通知識分子對于鬼神之說多有篤信。對于先賢祠堂，地方士紳的態度則更加重視，“鄉（昆山）先生歿而祭于其社……即其遺墓所在而祠之。……祭不可以無田，于是復割田為祭祀。”［11］410

第五，官府導向與民間信仰。有明一代為官蘇州者數不勝數，而政績平庸或魚肉百姓的貪墨之徒為數甚伙。不少人利用民間信仰與巫覡神棍互為表里，蒙騙、敲詐百姓，將迎神賽會作為聚斂財富的手段，對吳地淫祠濫祀泛濫，起著推波助瀾的作用。而對蘇州有惠政、受百姓景仰的地方官員也大有人在，他們大多在三個方面成績較為突出，一是治水，二則減賦，三即正民風。為正民風，弘治、嘉靖年間先后出任常熟、昆山縣令的楊子器在任職期間“表彰先賢祠墓，撤毀淫祠百區，悉取土木像投諸水火，禁絕僧道巫祝游民及四月十五日山神會，尚鬼之俗為之一變。”［12］406相較楊子器，蘇州名留青史的賢守令況鐘又是另一種態度。“況公之守吳也，首建泰伯廟，續建縣學、社稷壇、五賢祠、韋蘇州祠、范文正公祠，泊及廣、惠諸廟……所謂五顯之祀，廟食于吳者久矣。公固愛民如子者，聞神能蔭庇吳民，爰就故宋貌，葺而新之，以進諸山川社稷之祀也，亦固其所。”［13］16無論是打擊也好，扶持利用也罷，作為封建官員都是為了使蘇地民風轉澆為淳，斂華為實，教化民眾，維護封建綱常，鞏固統治秩序。

二

民間信仰作為社會生態的一部分，與社會風氣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雖然有眾多儒生士子言辭激烈地抨擊它，但它不僅能在明代長期存在，而且還能延續發展至今，足以說明其在民間的影響是不容忽視的，概而言之，其對社會風氣的積極影響有以下幾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