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女權主義翻譯研究概述

由于翻譯的文化轉向是在后現代主義浪潮中發生的，所以文化派的思想與后現代主義思想一脈相承，其關鍵詞也是后現代主義的關鍵詞:“反叛”、“顛覆”、“消解”。作為文化派一個方面的女權主義翻譯研究也處處體現了這些思想。她們一反傳統翻譯的被動、消極的“忠實”、“對等”原則，把翻譯看作具有文化建構意義的社會活動，進行有意識的文化介人和協調，以重塑婦女形象。西蒙、張伯倫等從性別研究的角度對翻譯進行考察，揭示了翻譯研究中存在的性別歧視問題，論述了女權主義譯者所采取的積極行動，如改變譯語的語法標記等。下面我們對女權派的研究工作進行考察，并做出相應的分析與評價。

2.1女性與翻譯的地位問題

女權派研究者從性別問題出發，試圖揭示翻譯領域中的性別歧視現象，達到解放婦女和解放翻譯的雙層目的。在“消解”一切權威和規范的后現代主義風潮里，翻譯/婦女的地位問題成了女權派翻譯理論的核心問題—她們致力于“找出并評論將婦女與翻譯置于社會、文學階梯底部的種種糾纏不清的概念”。由于婦女在以男性為中心的世界中處于從屬地位，翻譯中確也流行“不忠的美人”(lesbellesinfideles)之類的歧視性隱喻，她們敏感地發現了翻譯與婦女的相似性:譯作從屬于原作，正如女人從屬于男人。由此，翻譯研究中的概念，如“支配”、“忠實”、“從屬”、“反叛”之類也同樣適應于男女兩性之間的關系。的確，人們普遍認為譯作是派生的、劣于原作的，而婦女在社會和文學作品中又是受壓迫的。她們進而發現:l)傳統價值觀把翻譯看作原型性的女性行為，正如二元邏輯鼓勵我們把護士、秘書等看作女性職業，把醫生、總裁等看作男性職業一樣【6];2)翻譯研究中存在著性別歧視(sexism)的語言，如把翻譯活動比作“交烤”、比作“強奸”，把譯文視為“貞潔的少女”、“不忠的美人”以及“情婦”等等【6〕。西蒙和張伯倫對翻譯中的性別歧視現象進行了激烈的批判，并進行了系統分析和解構。

十七世紀關于翻譯的一個典型意象就是“不忠的美人”〔7〕。這一格言流布甚廣，且歷久彌新，其原因不僅僅是法語原文的音韻美，而更在于它的文化內涵。翻譯之忠貞與婚姻之忠貞共謀，忠貞由翻譯(作為婦女)與原作(作為丈夫、父親或作者)之間的隱性契約所限定。然而，實施的卻是雙層標準:妻子/翻譯因“不忠”而公開受審，丈夫/原作按法律卻不會犯罪。在這一態勢的背后我們看到了父權(Patemity)問題與翻譯問題的癥結:在父系社會的親屬關系中，使后代合法的是父系而非母系。她們剖析了斯坦納[8]的《通天塔之后》中存在的性別歧視現象。斯坦納塑造了以男性為主導的對原作“情欲的占有”(erotiepossession)和對譯作的“穿透”(pene-tration)等意象。斯坦納還將他翻譯模式中的補償階段類比于列維一斯特勞斯的(玫vi-Strauss)《人類結構》—該書說:“社會結構試圖通過詞語、婦女和物資的交換而達致動態的平衡”。在譴責、批判性別歧視的基礎上，西蒙【2〕將研究范圍進一步擴大，提出了委托的翻譯項目這一概念:“對于女權翻譯研究來說，忠既不是對作者也不是對讀者，而是對寫作項目而言的—這是一個作者和譯者共同參加的項目。”西蒙以魁北克女權翻譯者為例，說明她們強調自己在翻譯項目中所起的作用和對意識形態所持的態度。其中有理論家、譯者芭芭拉•高達爾德(BatharaGod-dard)，她【9:91]公然提倡擺布—“女權主義譯者肯定其關鍵作用，以沒完沒了的反復閱讀、反復寫作為樂，炫耀她對文本擺布的跡象。”女權派學者提倡通過擺布譯文而彰顯女性，西蒙引用了高雯(LiseGauvine)給另一位女權譯者羅特賓尼埃爾一哈爾伍德(Sus~ede腸thinlere一H000d)的譯著《另一個人的來信》(玩ttresd’uneantre)所寫的序言。羅特賓尼埃爾一哈爾伍德公開承認，其翻譯策略具有政治色彩:“我的翻譯實踐是旨在讓語言為婦女說話的政治活動。所以我譯著上的署名意味著:這一譯作采用了一切翻譯策略，以使女性顯現于譯文之中。”如何使女性顯現于譯文之中呢?一種方法就是對語言的性別標記進行處理。西蒙援引羅特賓尼埃爾一哈爾伍德的例子作了說明，l)在one這一英語單詞中以黑體突顯其中的“e”，以賦予它陰性標記，因為在法語中陰性名詞多以“e”結尾;2)將HumanRights中包含“man”的那部分大寫，即變成“HuManRights”，以顯示詞匯中隱性的性別歧視;3)改變詞綴，如把法語的陰性名詞auteure譯成英語anthor時，改變其后綴成了auther;4)對名詞進行擬人化處理，以陰性代詞與之照應，如法語陰性名詞anbe譯成英語的d~，用陰性的代詞she進行照應。

西蒙對歷史上婦女翻譯者對翻譯的貢獻進行了評價，討論了法國女權主義理論在翻譯中受到的歪曲，并考察了女權主義者對《圣經》的翻譯。〔10]作為個案研究，她總結了20世紀上半葉婦女進行的文學翻譯工作。她指出，俄羅斯文學中的經典著作最初主要是一位婦女翻譯家嘎爾奈特(ConstanceGar~nett)翻譯到英語中來的。她60卷的翻譯著作包括圖格涅夫、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契柯夫和果戈理的作品。德國的情況也相似，主要的文學著作也主要是由婦女來翻譯的。西蒙強調婦女迄今為止在翻譯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她提到《很悲傷的老虎》(TresTristesTi腳s)的譯者，女權主義者勒雯(Sus-~ejiU玩vine)。與以前的謙卑的譯者不同，勒雯與作者安方特(玩伍nte)緊密合作，創造了一個“新”的作品。從女權主義角度來看，吸引西蒙的不單單是勒雯的自信，而且是她某種“叛逆”的意識—翻譯男人們創作的，講述被出賣、被玩弄婦女的語篇。西蒙在自己的女權主義項目中提到了勒雯對安方特作品進行改寫、擺布和“叛逆”的種種方法。

西蒙聚焦于翻譯的文化轉向，強調其重要性，指出:“當代女權主義翻譯已將性別問題變成了有意識的改造項目的工地，這類項目可以改造文本權威性的狀況。”西蒙總結了文化研究對翻譯的貢獻:“文化研究給翻譯帶來了對于性別與文化的復雜性的認識。它使我們將語言轉換置于當今多層的‘后’的現實之中:后結構主義、后殖民主義及后現代主義。”以上概述了女權主義者在翻譯方面的研究，其觀點是否合理，又價值何在，我們分述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