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期以來，我國的國有林地主要是以國家行政管理和地方林業主管部門自行經營為主，從國家林業局和林業統計年鑒的數據變化來看，極少數地區出現了林地經營權內部承包或轉包的情形。但由于總量極少，因此，總體流轉水平極低。2001年開始，國有林地的承包經營開始松動。2004年，國家對于國有林地的產權制度改革的準備已經啟動，各地的調研、前期準備工作陸續開始。2006年，我國國有林地林權制度改革的第一個試點———伊春被確定下來。伊春林管局所轄國有林區出現經濟提高、生態恢復和社會發展的新局面，這對于伊春市國有林場，乃至整個黑龍江省森工總局都是一件具有重大意義的事件。對于全國森工系統國有林區而言，也是極具有標志性意義的事件[1-3]。國有林區林地流轉林改成效綜合評價指標體系的建立是為了評價國有林地產權流轉變更后的成效而建立的，是一個復雜的、指標數量十分豐富的系統。目前國內暫無針對此問題而提出的指標體系。因此，本文從林地流轉的實際效果出發，將流轉后的成效作為體系建立的根本依據。但是，流轉成效并非經濟學中現存的概念，其計算和評估也存在較大難度[4-6]，因此，為了對體系進行科學、全面的評價，本文選擇將效益作為林改成效的替代指標進行細分與選擇，構建國有林區林地流轉林改成效綜合評價指標體系，以期為我國的國有林區林地流轉提供參考。

1國有林區林地流轉成效綜合評價指標體系的層次建立

1.1層次建立

依照層次分析法的要求，將國有林區林地流轉成效綜合評價指標分為3個層次，第1層是目標層，即國有林區林地流轉效益；第2層是準則層，按照林地流轉后的最終目標具體分解為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及生態效益3個方面的指標；第3層是措施層，從具體操作層面選取能夠直接評價二級指標的具體指標，包括直接林業產品收益、間接林業產品收益、林地轉讓收益、林業服務業收益等25個指標。

1.2權重確定

本研究立足于國有林地流轉的效益情況，即需要對比流轉前后林區的變化、職工生活的變化及社會的變化，故需要詳實的數據進行明顯的對比。因此，指標體系構建采取定量研究，指標的選取也要便于測量，數據便于取得和完整。由于指標數量和調查進行的樣本數偏少，本研究選擇較為簡單的數據匯總方式，即運用簡單賦權方法，通過德爾菲法，請專家對各指標的重要性程度進行打分，從而得出各項指標的權重，然后進行加權求和得出林地流轉前后具體年份的綜合得分，再進行下一步的分析和評價。我們在調查問卷的基礎上，集合評價指標體系中的各項指標，邀請伊春市林業局、大興安嶺地區林業局從事林業資產管理工作的專業人員、東北農業大學等相關單位的專家以及伊春、大興安嶺地區部分林場管理人員對各指標的重要性程度進行打分，構建判斷矩陣，進行一致性檢驗，得出各指標權重。

2實證分析

2.1國有林地流轉績效的歷史比較

為保證研究的真實性和權威性，經過與伊春、大興安嶺林業局各林業所以及東北農業大學有關專家的磋商，確定所用數據除調查問卷用以統計外，其余數據采用《中國林業統計年鑒》、《中國統計年鑒》、《中國農業年鑒》、《中國農村統計年鑒》、國家統計局、農業部等國家權威網站的相關統計數據及普查、調查數據。部分缺失數據采用當地林業局、所提供的具體數字以及根據歷年數據增長比例推算。其中，C2、C3采用伊春烏馬河林業局所轄部分林場調研數據，C9數據缺失，C24、C25滿分100分，采用問卷數據加權計算得出。為更好地進行縱向比較，突出林地流轉前后效果的對比，我們選擇了2000—2010年的數據進行對照（表2）。

2.2國有林地流轉績效評價

因各指標的量綱不同，數據之間差異較大，無法進行橫向比較和研究。為便于比較，現將各指標值的數據進行歸一化處理，處理后的指標值稱為指標的評價值。具體處理方法如下：Y'ij=［Xij-Min（Xij）］/［Max（Xij）-Min（Xij）］綜合整理得出各指標評價值，根據已確定的各指標權重，按照基礎評價值進行加權匯總，即可呈現林地流轉前后各指標具體評價得分情況。為便于觀察數據，本研究選擇滿分為100分的評分模式，即將原得分轉換為百分模式。具體得分見表3。從表3可以看出，2000年國有林地流轉依然維持在很低的水平上，實際得分只有6.26分。2001年開始，國有林地的承包經營開始松動，到2004年達到一個相對較高的水平，超過30。但是2005年，由于國有林改信息的不確定性和人們對于林改政策的不確定性，使得當年的流轉效果下滑，跌至15.13。2006年開始，國有林地林權制度改革的第一個試點———伊春被確定下來。伊春林管局所轄國有林區出現經濟提高、生態恢復和社會發展的新的局面，流轉效果逐年上升，2010年達到76.52。

3結論與討論

從本研究建立的評價指標體系一級結果可以看出，2010年國有林地流轉效益達到歷史最高的76.52，與林改試點初期相比增長了65.3%，與改革試點前相比增長了4倍。從二級指標體系來看，按得分進行排序依次是生態效益、社會效益、經濟效益，歷年的流轉現狀基本與得分吻合。我們可將2000—2010年的流轉情況分為兩個階段：以2005年、2006年為分界點，2006年以前，生態效益、社會效益遠高于經濟效益。這與當時國有林地執行的政策和肩負的職能具有密不可分的關系。該階段的國有林地側重于林區生態建設和社會穩定發展，經濟效益的提供僅僅體現在為國家提供的林業產品和收入方面，對于林區自身的經濟總量增加、市場發展和收入提高并沒有起到明顯的作用，該時期國有林區的行政職能體現更為重要。隨著林改試點的不斷推進，林地流轉的經濟效益逐漸提上發展日程。從實踐數據來看，2007年國有林地流轉的經濟效益已經追平社會效益，達到歷史的新高點41.83，2008年甚至超越生態效益指標，2010年發展到77.66，與林地流轉試點的宗旨和目標高度統一。林改試點確立后，經濟指標作為林地流轉的重要內容，是促進林區經濟面貌發生根本性變化的根本推動力量。改革方案中，也制定了經濟發展與生態、社會效益并重的方針。預計隨著流轉市場不斷完善，相關配套制度的不斷出臺，國有林地流轉的經濟效益將會越來越明顯，最終成為評價指標體系中所占份額最終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