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態社會主義是２０世紀７０年代興起于西方國家的旨在把克服生態危機與社會主義前途統一起來的社會思潮，它的興起源于早期綠色運動在理論上的矛盾與政策上的失敗，更激進的社會主義者和綠色分子重新主張一種人類社會真正需要的且更根本性的生態社會主義政治，戴維•佩珀的生態社會主義的政治構建正是在這樣一種背景下產生的。他在《生態社會主義：從深生態學到社會正義》中堅持運用經典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思想、社會自然辯證法以及階級分析的方法，通過將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和建基于無政府主義的綠色政治相對比，分析了綠色政治的缺陷和弊端，建議綠色政治采用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解毒”其自身諸多后現代主義和無政府主義的錯誤觀點，實現與紅色政治的真正融合，這樣才能實現更根本性的生態社會主義政治，達到真正的紅綠聯盟。為此，他稱自己為生態運動中的“馬克思主義左派”［１］１３５。

一、馬克思主義的結構主義方法是綠色政治的“解毒劑”

生態政治哲學是伴隨著人們將生態危機問題逐漸上升到政治問題的高度而生發的一種新的理論思維，它強調生態意識應該進入諸如正義、自由、平等、民主等政治哲學思考的核心問題之中。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的生態政治哲學思想正是在這種理論背景下產生的，其主要理論目標就是構建一種以歷史唯物主義為理論基礎的能夠切實解決當代生態危機的生態社會主義社會的政治方案。生態社會主義的方法論前提就是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把馬克思主義看作一種方法論始于盧卡奇。在《歷史和階級意識》一書中，盧卡奇把馬克思的辯證法看作為歷史總體性的、具體的、真實的辯證法，即把總體性看作一個動態的、自我超越的、現實性的思維方式。戴維•佩珀在《生態社會主義：從深生態學到社會正義》一書也正是從總體性出發來討論馬克思主義的方法論問題，只不過佩珀用“歷史和自然－社會關系的結構主義”來命名馬克思主義的總體性方法。可以說，在這種表述中，佩珀吸取了阿爾都塞對結構主義的闡述，所以，他不僅強調馬克思主義作為一種方法是一種動態的思維方法，更重要的是強調在馬克思主義中歷史、自然和社會是處于一種互動性的多元結構之中的。

首先，馬克思主義是歷史性的結構主義。在《關于費爾巴哈提綱》中，馬克思規定了理解歷史唯物主義的性質與主要研究內容的關鍵在于實踐［２］４９９。佩珀認為，“實踐”是對“社會關系”的揭示，“這些關系對我們而言不是顯而易見的———例如，我們可能把一個商品看作是一個‘東西’，而不是作為其結果的一系列人與人之間的社會－經濟關系。”［３］９７然而，人與人之間的社會－經濟關系不可能是一成不變的，它與具體的時間和地點的特定社會的具體文化和經濟特征相聯系，因而，馬克思要求我們“歷史”地看待問題。為此，佩珀強調馬克思主義是一種結構主義，因為它斷定在我們可觀察到的現象背后潛藏著深層的、無法觀察到的結構。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正是如此，它試圖發現社會事件背后的原因，以及隱藏在表面化的“事物”比如商品背后的社會關系，只不過在馬克思主義那里，這些原因和關系在很大程度上是使用唯物主義的術語闡述的。在這里，佩珀將馬克思的結構主義方法區別于由列維•施特勞斯開創并由索緒爾的語言學理論推動的結構主義的方法。根據這種由語言學理論推動的結構主義的方法，艾德里安•阿特金森主張應該通過分析潛藏于每個制度與每種習俗背后的無意識結構來理解人類是如何將精神能力強加于自然界秩序的，佩珀認為，這種結構主義的方法是非歷史性的，產生于此的綠色政治“否認被觀察到的現象是任何更深層潛在原則的反射”［３］３０，而僅將生態危機的根源歸結為人們之間的表層的權力關系即等級制和支配關系，這樣無法從根本上解決生態危機問題。馬克思主義的方法以物質生產作為歷史唯物主義的起點，通過生產方式揭示了物質生產過程中所發生的人與人以及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不同的生產方式必然導致不同的人與人以及人與自然的關系，人們的思想也必然隨著這些關系的變化而變化，觀念不可能被當作常規的普遍性的認識而被認識。在此，佩珀特別強調，馬克思的歷史是一個辯證的命題，首先，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不是簡單的誰決定誰的問題，而是相互作用的問題；其次，歷史的變革是一個辯證的進程，它存在于舊秩序和新秩序之間的沖突及其解決過程中。所以，馬克思反對黑格爾關于主體的思想邏輯就是客體存在的規律以及走向自由的歷史進程就是觀念的實現的觀點。在佩珀看來，馬克思主義提供的不是一套固定不變的科學公式或科學結論，而是一種歷史性的結構主義的方法，這個方法的歷史性關鍵就在于它的自然－社會的辯證法。

其次，馬克思主義是以自然－社會關系為基點的結構主義。關注生態問題不可回避地要回答自然與人類社會的關系問題，這也是生態政治中持人類中心主義的一方和持生態中心主義的一方爭論的焦點。建基于后現代主義之上的綠色政治主張取消主客體的視角，而改用“主體－主體”的視角看待人與自然的關系，這種“泛主體”觀使得綠色政治對資本主義國家甚至任何一種國家形式持敵視的態度，而強調個人責任以及個體價值觀的改變在生態問題上的重要性。佩珀認為他們的唯心論個人主義的政治主張必然會使他們走向反革命或政治冷淡主義。在這里，佩珀轉向西方馬克思主義內部，通過批判法蘭克福學派的悲觀主義傾向進而批判綠色政治的生態中心主義，因為在他看來，這兩者具有內在一致性。眾所周知，發端于霍克海默和阿多諾的法蘭克福學派在沿著盧卡奇開啟的技術理性批判的道路上對由工具理性支配的工業社會、科學技術和生產勞動進行了全面的批判。受這一思想的影響，考察馬克思的自然概念的施密特堅持認為，“馬克思在把人類勞動稱之為物質形式遵循規律性的變化的同時，也完全沒有忘記一般的哲學的東西，即世界是以一定的形式自己運動著的物質。”［４］７６以至于后來的生態學馬克思主義都據此論證自然的先在性。佩珀認為，施密特固然論證了自然的先在性，但他必然會滑向對生產勞動的否定，這種否定把對自然的生產（“破壞和支配”）明確地歸入到反對所有經濟生產方式的論斷中，它最終會變成反革命的、漠視政治的和非歷史的，其后果就是宣稱自然的破壞和支配將作為一般的生產方式在社會主義社會繼續存在。佩珀強調，這種看法是錯誤的，它沒有看到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才是導致生態危機的根本原因，這在馬克思的自然－社會辯證法中可以找到答案：自然的改變同樣也會引起人類以及人類社會的改變，這就是自然－社會辯證法最重要的方面。在這里，起著關鍵性作用的就是人類勞動，“勞動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間的過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動來引起，調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的過程。”［５］１７７因此，勞動是溝通人與自然的雙向變換的中介。在大多數生態學馬克思主義者看來，馬克思的物質變換概念蘊含著豐富的生態思想，因為它解釋了為什么在資本主義社會會出現生態危機———自然和社會關系的異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