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陸小賽、唐西婭 單位：衢州職業技術學院

清初修建活動：“康熙甲寅之變，兵燹為災，廟屋幾毀。制府鄴園李公視師于衢，捐俸力謀鼎新。”[6]“國朝康熙二十一年，博士衍楨集資重修。”[7]晚清及以后的新橋街家廟修建活動：“合錢一萬八百有余串，遂撤舊宇，起新宮—經起于元年十二月，訖工于三年四月”[8]。光緒八年金衢嚴道桑樹勛飭三屬官紳也對博士署、大成殿、大成門也作了一定規模的整修。1946年衢州綏靖主任公署借駐辦公并對孔氏家廟略作修葺。解放后，國家多次撥款整修南宗家廟，于1996年列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衢州孔氏南宗與江南祠堂建筑功能延變與建筑形制發展

1宋代時期

趙汝騰在《南渡家廟記》詳細記述了孔氏南宋家廟的主體建筑、規模及其布局，“規制比于曲阜”、“對廟門而中為玄圣殿，西為齊魯，后為鄆國，祠沂泗二候于廡之東西，又別為室，以祠襲封之得祠者。后為堂，日思魯，俾之合族講學，且以志不忘闕里之舊也。堂之東亭日詠春，以憩四方之士，仰止高山，低回而不能去者，為屋二百二十有五楹。”屋宇總數約為當時山東曲阜孔廟的三分之二左右，主體建筑包括有：廟門、玄圣殿(即正殿)、寢殿(即鄆國夫人殿)和東、西廡等，稱其奉指按“常定制”營建。《孔氏祖庭廣記》有一“宋闕里廟制”圖，反映了當時廟門規制：頭門、書僂和儀門[9]。宋代衢州孔氏南宗家廟與山東曲阜孔廟相比，主要區別有二：一是山東曲阜孔廟有專祠奉祀孔子父母，山東曲阜孔廟的齊國公殿和魯國夫人殿位于孔廟正殿的西面并自成一個院落；而衢州宋代菱湖家廟并沒有設置專祠，只有配祀于西廡；二是衢州宋代菱湖家廟有思魯堂，是“合族講學”之場地，也取“思魯”之名，讓子孫世代不忘“闕里之舊”。值得注意的是，據《南渡家廟記》，孔廟西側設計有“家祠”。“祠襲封之得祠者”，應該是祭祀歷代襲封衍圣公神主之所，從當時的平面布局來看，孔廟在左、家祠在右前，族人居住區在右后，這符合宋代重文、重祠的營建思想觀念（見圖1）。

2元代、明初期

明初期崇文坊家廟由同知蕭顯修拓移，建筑有前殿(即正殿)、寢殿(即鄆國夫人殿)及東西廂房，并“建大成之門與殿相稱”。由于元代、明初期，衢州孔氏讓爵后失去襲封待遇，也并沒有得到官方的大力支持，崇文坊家廟大殿前廂房“東以待渴廟之賓，西設教讀以訓孔氏子孫”，即將西廂作為私塾之地。崇文坊家廟具有祭祀、教育兩重功能，是一種濃縮的文廟建筑：作為家廟，崇文坊家廟限于民間性建筑，規模較小，東西廂由傳統的配祀功能轉化為接待、家學功能。《禮記•中庸》稱唐貞觀四年(公元630年)“詔令州縣學皆作孔子廟”、“廟學合一”成為后來的定制。從“建大成之門與殿相稱”一話來看，大成門成為當時的流行俗詞，與其對應的“大成殿”符合以下觀點：正殿是孔廟的核心建筑，唐代時稱為文宣王殿，到了宋代，由于趙徽宗尊崇孔子，取“集先圣先賢之大成”之意，將其更名為大成殿。（見圖2）

3明代中期

根據明代正德十六年的《衢州重建孔氏家廟碑》[10]推測，明代中期新橋街家廟“規制宏敞”，此次營建的主要變化有四：一是“界為二區，繚以高垣，立廟于東，作廨于西，外建二門，以別廟、廨”。即以門、墻分隔出“左廟右廨”的格局。現存孔廟內有石碑刻有明代的《詔建衢州孔氏家廟》圖見證了這一點。二是增加了許多祭祀建筑，如東側的恩官祠(后稱報功祠)、啟圣祠、西側的襲封祠、六代公爵祠等，這顯示出它集合明代的宗族制度，稱“妥靈有地，收族有方，凡庖、湢、燕、集之所，無弗煥然者，而廟始備矣”。三是孔廟中軸線大成殿后面的寢殿為一樓閣建筑，上稱思魯閣，下稱“燕居”。四是孔廟西側的翰林院五經博士廨署（俗稱孔府）功能多樣，主要為五經博士的辦公與生活所用，主要建筑有：孔圣先宗門、翰林公署(即大堂)、尼山嫡派、圣澤樓(即書樓)，樓后圍墻外還有一詠春亭。博士廨署中的圣澤樓(即書樓)是傳統“左廟右學”禮制的部分反映，與元代文廟有一定關聯：元大德六年(公元1302年)建文廟，國子監（即太學）建在廟西，北建崇文閣藏書。但孔氏南宗家廟沒有供祀文昌帝君，也沒出現有文昌閣魁星樓之類建筑。（見圖3）

4清代初期

康熙《衢州府志》有一“孔氏家廟舊圖”，它一方面表明康熙年間家廟建筑的“左廟右廨”總體布局尚未發生變化。另一方面也表明，清代初期時“孔氏家廟”的“左廟右廨”中的“左廟”功能進一步得到強化，即頭門(先圣廟門)與大成門(儀門)之間的空地東西兩側都設置了圍墻及大門，其實質上是強加了東西兩軸線，孔廟真正實現了中、東、西三條軸線外加一“廨”軸線。（見圖4）

孔氏南宗與江南祠堂建筑藝術的關系

1建筑特征

明代正德十六年的《衢州重建孔氏家廟碑》多為二層樓，寢堂為三層樓五開間，其規格比現存江南民間祠堂略高。江南明代祠堂的寢堂多有二層，如建德葉氏支祠、徽州寶輪閣等。康熙《衢州府志》有一“孔氏家廟舊圖”多為一層樓，其規格比現存江南民間祠堂相符：江南清代祠堂大部分平面為正方形，面闊五間，多為矩形，除局部次間、梢間采用穿透式外，正間多采用抬梁式，以便活動。

2建筑布局形制

雖然道光以后的孔廟依不同的祭祀功能設置三條主要主軸線，這是以大成殿為主的空間布局方式，并將三組功能不同的建筑群所形成的主要院落沿著南北縱深軸線串聯布置組成一個有機的整體。但明代正德十六年的《衢州重建孔氏家廟碑》中的圖示更加符合江南許多“大門加兩小門”的建筑格局，明代孔氏家廟是江南早期建筑布局的最早圖證。江南許多祠堂主體建筑均分布在一軸線上并通過廂房、走廊串接。主要建筑形制有對合式、回字型建筑兩種，前者多為前后二、三進夾廂房天井組成，后者有前廳、享廳、寢堂、過廊和內天井構成，即在中軸的主建筑外圍加側屋、廡屋，形成一個“回”字，如明代芝堰孝思堂、長樂金氏大宗祠、蘭溪女埠章氏家廟。這兩類建筑與孔氏南宗相比，對合式建筑較為緊湊，回字型建筑類同于孔氏南宗的中軸線部分。只不過民間的祭祀的要求遠遠沒有孔氏家廟的復雜，孔氏家廟的東西兩側軸線中的祭祀建筑在民間得到了整合，即明代未期開始，民間祠堂正堂兩側的廡廊設計成一排以“間”為單位的祭祀功能區（如金華蘭溪長樂村金大宗祠），這不能與孔氏南宗以“棟”為單位相比，從而也不能顯現左右兩側的活動軸線。

3家廟、住宅、文廟、學堂位置關系

南宋菱湖家廟位于“宅之左”，江南大部分祠堂建筑也是如此，如《季氏祠堂碑記》記載，明代永嘉季氏祠堂“祠建宅東，地臨水面山，正堂峻翼，應以曹門，兩廡廊軒，四周垣墻而通衢繞之”。到了明代中期正德年間，新橋橋孔氏家廟趨向復雜化，即初步形成東、中、西三條軸線，中軸線已形成一文廟建筑群，對向界開外，具有某種官方性質，而東路則更是一個私密場合，是一個家祠，西路日漸轉化為學堂。到了明代晚期，學堂也是祠堂營建位置的重要參考，如“二十二世章懋公登進士送翰林院修編，辭官歸里后，辦書院講學。明萬歷年間，后代在其學里門旁建家廟睦親堂。”

孔氏南宗家廟與江南祠堂建筑的地方特色發展因素

1與祭祀制度的關聯發展

官方祭孔：紹興年間朝廷為孔氏南宗家廟鑄制銅印，頒定祭奠孔子儀式。明清兩代時期規定了祭器、祭品和樂器名目、數量，這無疑是衢州孔氏南宗中軸線形成的主要原因。家祭：宋代的孔子及萬官夫人楷木像、宋代“思魯閣”、明清兩代的“五支祠”、“六代公爵祠”建筑是其他地方的文廟建筑所沒有的。它們實質上江南地區的一種家祠形式。這正是東、西軸線形成的主要原因。另外報功祠等建筑在清代得到普及，如衢州江山張村的張氏宗祠。

2與宗族、書院、教育制度的關聯發展

江南一般性的祠堂營建略有不同于普通建筑，常有一系列活動，上報朝庭、取名、立石碑、設祠田、設管理團隊與規章制度。在歷史中，衢州孔氏南宗家廟大部分時期都受到官方的資金支持，如紹興六年的“頒賜銅印，并計口賜田，以供族人祭祀、生活”、南宋寶祐三年的“撥錢36萬緡”，明代初期的“命知衢州軍民事王愷修葺家廟”、明武宗正德元年的“動用庫銀”、清代康熙、雍正、乾隆的“三次報部撥款修葺”、道光元年(1821)的“衢州知府周鎬及繼任譚瑞東倡捐改建”。正如衢州孔氏南宗家廟“因封爵未復，祭田仍納官糧，無力自行修葺，遂又逐年損毀”一樣，江南民間祠堂的營建需要大量資金，作為民間的辦法“靠祠田”來新建、修建祠堂的背后離不開宗族制度的建立與發展。另外，江南祠堂營建多與儒學、禮義相關聯。明代前期比后期公共建設的祠堂多，公共祠堂服務對象主要包括傳統公共名人（如陸贄祠、忠節祠、趙撲祠）與當代功臣（如上表中的詹金忠祠、陶成祠、湯和廟），這些公共名人廟也為明代以后的祠堂提供了借鑒基礎。

結語

孔氏南宗是居住、家祠、孔宙的綜合建筑群，現存建筑及文獻中的建筑形制發展不僅反映了衢州地方建筑藝術的發展，更是江南地祠堂建筑藝術變遷的縮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