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我國經濟發展中呈現出的重數量、輕質量，重速度、輕效益，重總量、輕結構，重視經濟增長、忽視社會發展及人與自然的協調等，均與國民經濟管理目標的設計直接相關。隨著人類社會的共同發展以及人民對美好生活質量的追求，必須在科學發展觀的視野下，相應地改變發展戰略，更新發展觀念，充實和完善國民經濟管理目標的內容，以符合新時發表展的要求。

充實和完善國民經濟管理目標的現實性

(一)社會問題的突出要求經濟增長必須服務于社會發展

總體而言，在人類社會發展的進程中，既包含有直接促進生產力進步的經濟活動，又包含對生產力進步起間接推動作用的社會活動，或曰非經濟活動。前者主要指全部的物質生產、交換、分配、生產性消費以及所有與此有關的服務與管理活動;后者是指與物質生產只有間接聯系和非物質的分配、交換和生活性消費活動，以及與經濟活動在形式上全然無關的其他活動［2］。這二者共同構成人類社會向前推進的整體內容，當然也內含著國民經濟管理的重要內容。不論從理論還是實踐上看，人類社會發展都要求經濟活動與社會活動必須相互協調、彼此促進。經濟活動與社會活動是一種相輔相成和彼此依賴的關系，按照馬克思主義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的唯物史觀，經濟活動是各項社會活動的源泉，社會發展總是依賴于經濟發展;反過來看，社會發展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和制約著經濟發展。但同時，經濟活動與社會活動又有自身特有的運行和發展規律，不能相互取代。所以，二者之間不會在任何情況下都是同步協調的，相反，社會活動同經濟活動則往往保持著超前、同步或滯后的關系［2］。不管在一個國家內部的各個時期，還是同一時期的不同國家都可以看到二者協調與非協調關系的存在。

盡管理論上講，經濟活動與社會活動應該同步發展、協調運行，但現實中真正將二者很好地兼顧起來則是較為困難的，多數時間往往是重視經濟增長而忽視社會發展，結果較低的社會發展水平嚴重制約了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從二戰后世界各國經歷的道路來看，這種情況不乏其例。遲至冷戰結束后，聯合國才日益意識到社會發展對經濟增長的重要性，才把包括維持地區和平與發展在內的社會發展作為重要任務提到議事日程。為此，相繼召開了一系列涉及社會發展問題的世界首腦會議，如1990年世界兒童問題會議、1992年的里約熱內盧環境與發展大會、1994年的開羅世界人口大會、1995年的北京世界婦女大會，尤其是1995年3月在哥本哈根召開了有史以來的社會發展世界首腦會議，把消除貧困、增加就業和促進社會融合定為此次會議的議題，盡管會議只是通過了沒有約束力的《政治宣言》和《行動綱領》兩個文件，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嚴重分歧也未因此完全消除，但是這次全球性的會議無疑開辟了人類社會發展史上的一個新里程碑。進入新世紀后，社會發展問題普遍受到各國政府的大力重視。

改革開放后，我國經濟高速增長，但是同世界其他國家一樣，諸多林林總總的社會問題同樣困擾著我國經濟社會的深化與轉型。雖然我們在“六五”計劃以后就將社會發展計劃從原有的經濟計劃體系中劃分出來，計劃名稱也由原來的“國民經濟計劃”改為“國民經濟與社會發展計劃”，但實際工作中仍未將其置于與經濟計劃同等重要的位置，人們的認識也未真正到位，反映社會發展的指標也不明確、全面，措施更不得力，以至于我國社會發展長期落后于經濟發展的局面并未得到根本改變，社會與經濟的非協調發展至今仍是我國現代化進程中亟待解決的難題。根據科學發展觀的要求，要建立以人為本的和諧社會，就必須大力改變經濟與社會相互脫節的現象，要像重視經濟發展一樣重視社會發展。

(二)資源與環境已成為經濟能否實現可持續發展的“約束瓶頸”

無論是經濟增長還是社會發展，均離不開資源與環境的因素。資源是人類生產的重要載體，也是生產要素之一。環境是人類生存的物質空間，具有整體性、持續性及相對穩定性等特點。一方面，經濟增長的速度與可持續能力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受資源與環境的制約，另一方面，資源與環境的保護也需要巨大的投入，要求經濟必須有一定的發展速度，社會發展更要以保護資源與環境為目標，并從環境的質量改善中得到進步。因此，從完整的意義上講，經濟增長、社會發展與資源合理利用、環境有效保護共同構成了含義更加廣泛和完整的國民經濟管理的內容。

與上述輕視社會發展的問題一樣，長期以來，在經濟高增長的同時，資源的合理利用與環境的有效保護同樣沒有引起世界的高度關注。不僅如此，甚至還往往不惜一切代價來保持所謂的高速度，這種增長實際建立在高耗能－低效率極端不平衡的基礎上，使全球資源和環境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浪費和破壞，如水污染、大氣污染、固體廢棄物、環境噪音、氣候變暖等，不僅使當前人類的現實生存受到嚴重威脅，也加劇了代際公平的矛盾。西方國家長期實施的發展戰略忽視了環境保護和生態平衡，已經走過一條“先污染，后治理，治理難”的慘痛之路。這本是前車之鑒，應當汲取，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尤其是20世紀七八十年代以來，在經濟全球化競爭的擠壓下，眾多發展中國家為縮小與發達國家的差距不可避免地選擇了趕超型戰略，國民經濟發展多以極端追求高速度、高增長為目標，其結果是經濟總量提升的同時也日益付出資源與環境方面的沉重代價，誘發了人與自然關系的失衡。更為嚴峻的是，由于經濟結構仍舊滯后于世界先進水平，缺乏治理污染所需的資金和技術，目前許多發展中國家的環境治理問題困難重重。世界自然保護基金會曾通過環境道瓊斯指數──“生命地球指數”①來反映環境破壞的情況，結果表明，20世紀是全球經濟發展最快的世紀，也是人類對環境破壞最嚴重的世紀［2］。

人類為了經濟和社會快速發展忽視了生態平衡，造成了環境污染，反過來，環境污染又嚴重影響了人們的經濟和社會生活，給人類社會的發展造成巨大損失。工業革命以后的幾個世紀里，以西方為代表的全球性工商業擴張活動熱衷于對自然界的征服，很少有人認識到人類也只是自然的一體和組成部分，應該與大自然和諧相處。上世紀70年代以后，人與自然失衡的加劇所帶來的種種經濟社會環境問題，才促使人們逐步認識到資源與環境問題的迫切與重要，也采取了一系列治理措施。但直到1978年才第一次提出了“可持續發展”的概念及實現的前景和途徑。9年后即1987年2月第八次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才對人類發展及環境保護存在的問題進行了全面而系統的評價，并把可持續發展的內涵明確界定為“在不危及后代人滿足其對環境資源需求的前提下，尋求滿足我們當代人需求的發展途徑”。用我們現在公認的表述就是，可持續發展是指既滿足當代人的需要，又不對后代人滿足需要的能力構成危害的發展［3］。可見，可持續發展有兩個基本點:一是通過發展滿足當代人的需要;二是這種發展不能以犧牲后代人利益為代價，要為后代人的發展能力考慮。可持續發展雖然起源于環境保護問題，但已超出了單純的環境保護領域，作為一種新的發展思路和理念，它要求人們從全新的角度處理好經濟增長、社會發展與生態平衡、環境保護之間的關系，使人口、資源、環境與經濟、社會的發展相協調。從管理的角度來講，要真正做到這一點，就不能使資源和環境問題游離于管理者的視野之外，必須把其納入國民經濟管理的內容，要像重視經濟發展一樣重視資源的合理利用和環境的有效保護。

我國長期以來單純追求GDP增長而忽視資源和環境的協調，這主要表現在以往對各級政府的政績考核指標比例分配失調，過于強調經濟增長指標，而缺乏環保指標等的約束，使得諸如“生產掙錢，環保花錢，經濟上不去，環保搞得再好，也不能算政績”的竭澤而漁式的觀點在地方發展中流行。結果是決心在嘴上，行動在會上，落實在紙上。“十一五”規劃前，雖然也召開過數次全國性的環保大會，制定了若干個環境保護發展規劃或計劃，但總的來說，落實效果非常不理想，一直到“十五”計劃結束時，我國的經濟增長乃至社會發展等指標都完成的較好，但唯獨節能減排和環境保護方面的指標未完成。近幾年我國才十分重視節能減排和環境保護問題，將其提到是否落實科學發展觀的高度，并按照建立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社會的要求，對各級政府的考核進行了補充，增加了資源節約、環境保護和低碳發展等方面的指標，說明我國的環境保護問題已經到了必須解決的地步。

(三)經濟結構優化與升級嚴重滯后

人們一般把從傳統經濟向現代經濟、從不發達狀態向發達狀態轉變過程中的經濟發展，稱為現代意義上的經濟發展。現代經濟發展的特征主要表現是:經濟總量大幅度增長;全要素勞動生產率大幅度提高;經濟結構尤其是產業結構急劇變革;社會結構和意識形態迅速改變，世界經濟更趨于一體化等。其中最主要的是經濟總量的高增長率和經濟結構的高變動率這兩大基本特征。長期以來，眾多經濟學家都看到了二者的聯系，如早期的威廉•配第，后來的克拉克，近代的庫茲涅茨和錢納里等，且觀點較為一致。但觸及現代經濟發展的本質，經濟學家則出現了較大分歧，以庫茲涅茨為代表的經濟學認為，現代經濟發展本質上是一個總量增長的過程，總量增長比結構變化更為重要，后者是依附于前者的;而以羅斯托為代表的經濟學則把結構變動的過程視為現代經濟發展的本質，認為結構比總量更重要，離開了結構分析，就無法解釋總量為什么增長和如何增長［4］。

表面上看這種孰輕孰重的爭論意義似乎不大，然而，這場爭論的焦點絕非僅僅停留在國民經濟的技術剖析層面或方法論意義上，其現實影響是深遠的，因為它啟發我們必須從總量和結構的辯證關系和交替演進中來尋找現代經濟發展的本質，這自然便是與現代經濟發展實踐密切相關的重大課題。筆者認為，經濟發展必然有一個總量問題，但它又不僅如此，如果離開了結構分析，人們就難以正確解釋經濟總量增長的原因和途徑。因而現代經濟發展的本質要求應該是結構的不斷優化與升級(但這并不意味著要否定總量變化的作用)。這可以從以下幾點來說明:

第一，總量與結構本身是宏觀經濟運行的兩個重要方面，二者共同決定著宏觀經濟運行的態勢及質量。它們之間存在著相互依賴和依附的關系，其中總量是結構的基礎，而結構則是總量擴大的必要條件。但是，二者并非任何情況下都完全一致，所以把總量與結構割裂開來乃至對立起來都是錯誤的。從世界經濟發展史來看，經濟結構的變動一般是通過兩種基本方式來進行:一是由新增投資的邊際推動所引起的結構變動;二是由傳統產業的存量衰減而導致的結構變動。當一國結構變動以前一種方式為主時，宏觀經濟的總量變動與結構變動便出現不等的非對稱性，且結構變動對經濟運行的作用要大于總量變動的作用。目前主要發達國家經濟結構的變動基本上是以后一種方式為主，在這種情況下，經濟調控的重心必須移到調整與優化經濟結構上，否則，就會影響調控與管理的質量和效率。

第二，技術創新對總量增長的作用只有通過結構的關聯效應才能實現。當代科學技術日新月異，創新對于經濟總量的增長起著難以替代的作用。但是，新的技術引進一般只能是在某個或某些產業發生，不可能在所有產業之間同時平均分布。因而技術創新也總是首先在特定產業內部出現后，通過各產業之間的關聯效應向其他產業不斷拓展，這樣就會猛烈激發和推動產業結構發生變動，最終導致經濟總量的大幅度增長。如果一國產業結構不合理，產業關聯度小甚至產業鏈條斷裂，那么就會使技術創新的擴散受阻，也就不可能對經濟總量的增長產生較大的推動作用。

第三，經濟結構還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社會資源的配置效果，并最終制約著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程度。因此，結構不斷調整與優化是現代經濟發展的最本質要求。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的結構調整與優化，決不是像西方經濟學家所說的政府可束之高閣，完全依靠市場機制自發來進行調節，它實際上是政府根據宏觀經濟運行狀況和市場變化的要求而自覺、主動地進行調控與管理的過程，因此必須把其納入到國民經濟管理的內容之中，否則就難以實現宏觀經濟的總量平衡和進一步的發展。

結論與思考

通過對當前國民經濟管理目標內容的反思，筆者認為，應在科學發展觀的視野下，在以人為本可持續發展戰略的要求下，對國民經濟管理目標的內容加以充實和完善，具體措施主要包括:

1．加大社會發展方面指標的比重。現有國民經濟管理目標的四個內容，僅充分就業目標部分反映了社會發展方面的狀況，其他三個基本上都是反映經濟方面的，這是造成經濟與社會不協調的重要原因。按照科學發展觀統籌經濟與社會發展的要求，必須在國民經濟管理目標中加大社會發展方面指標的比重，并逐步將其量化，以引起各級政府及職能部門對社會問題的高度重視。當然，社會發展是復雜、多方面的，難以通過某一單項指標來反映，開始可以選用若干個指標來反映其主要方面，如國民受教育水平、人口自然增長率、居民收入差距、國民享受醫療保障率、國民社會保障程度等。隨著發展逐步可借鑒國外的做法，通過計算“國民幸福總值”①來綜合反映社會發展整體水平以及與經濟增長、環境保護等方面的和諧程度。

2．增加資源合理利用與環境保護方面的指標。如果說現有的國民經濟管理目標中雖然不多、但畢竟還涉及社會發展某些方面的指標(如充分就業)的話，那么人與自然關系方面的指標則基本上是空白，上至中央政府宏觀調控所制定的目標，下至對各級政府的具體考核目標，均未考慮對資源的利用狀況和環境保護程度，只重視經濟增長率的提高和總規模的擴大，而并不關心取得這些成果背后所付出的資源與環境代價，投入與產出嚴重脫節。這些都是不符合科學發展觀要求的。完善國民經濟管理目標的一個重要內容，就是要密切重視資源的合理利用、重視人與自然關系的和諧。增加這方面的指標，可遵循“先單項，后綜合;先簡單，后復雜”的原則，首先考慮采用“單位GDP的能源消耗量”、“環境污染程度”等指標，待條件成熟后，也可考慮用上述世界自然保護基金會所倡導的“生命地球指數”來衡量。只有加大對各級政府環保方面考核的力度，才能逐步實現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的目標。

3．引入能夠反映經濟結構優化升級的指標。隨著一國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尤其是在人均收入超過1000美元以后，結構性矛盾會愈加凸顯，乃至會成為制約經濟進一步發展的“瓶頸”。正因如此，各國都把結構是否優化作為經濟發展可持續程度和競爭力水平的重要衡量標準。然而，我國現行的國民經濟管理目標內容中仍只有宏觀經濟的總量指標，缺乏反映結構性變化的指標。對此，應增設此方面內容。經濟結構的內容也很廣泛，鑒于我國目前情況，可先考慮選用反映產業結構變動的“三次產業產值占GDP比重”和反映區域結構變動的“三大地帶經濟占全國經濟比重”來作為此方面的代表性指標，今后可視發展再進一步細化。（本文作者：胡榮濤 單位：河南財經政法大學教務處）